国内思想周报 | 葛剑雄：厓山前后，都是中国

人民日报整版转发朱云汉新著：21世纪不再是美国的世纪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朱云汉近期出版了《高思在云：一个知识分子对21世纪的思考》一书。人民日报整版摘发了该书主要观点。

朱云汉认为，当前世界正经历四大趋势性改变：其一是后冷战初期形成的以美国为核心的单极体系逐渐瓦解；其二是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被福山称之为“历史的终结”的第三波民主化开始退潮；其三是 “华盛顿共识”破灭、反全球化运动兴起，日益悬殊的贫富差距引起激进变革呼声，近60年的国际经济秩序自由化趋势面临空前危机；其四是世界权力重心东移，亚洲正成为人类历史舞台的主角，“新亚洲半球”的崛起预示西方独占鳌头时代接近尾声。

这四个发展趋势意味着非西方国家在选择社会制度与价值体系时享有更大空间。人类社会将同时面临两种可能的历史发展前景：一是国际秩序进入一个较长的崩溃与重组期，全球层面的公共治理或出现巨大真空，一定程度的失序与混乱在所难免；二是更公正的国际秩序正在降临：一个更符合对等与互惠原则的国际经济模式，一个更尊重多元性的全球公共领域，一个更能统筹绝大多数国家可持续发展需求、更能体现“休戚与共”及“和而不同”理念的全球秩序。

由此，朱云汉对“市场”和“民主”提出了批评。例如东欧经10多年市场化改革后，一些前共产党人又以左翼或社会民主党名义重新执政；拉美开始质疑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宣扬的“华盛顿共识”，亲美右派政权纷纷下台。全球贸易与金融自由化遭劳工、农民、环保团体的强烈抵制。美在过去30年间努力打造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是扭曲市场与民主的根本力量。它让美式资本主义所向无敌，让资本在全球取得空前主宰地位，让民主与市场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俘虏。

继而朱云汉将批评的矛头指向美式民主本身，认为过去30年中，美国民主遭“市场基本教义派”与“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严重侵蚀，社会权力结构发生巨变：多元化成为历史，金权政治占据舞台，代表企业的利益集团在美社会取得空前优势，而与之抗衡的力量却日益萎缩。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末，传媒事业大松绑使大部分地方电台与报纸纳入企业集团控股下，只剩少数自由派报纸能维持对时局的批判力。通过利益游说、金权政治和媒体操控，富裕阶层主导着游戏规则制定，并将能维持中产阶级利益的税收体制、管理规则、保障体制逐一侵蚀。

新保守主义在美取得主导地位后，美式民主被普遍效仿，导致许多新兴民主国家陷入劣质民主困境。在东欧，民选政治人物为选票挑动选民情绪，政权变成职位分赃体系，贪污腐化横行，为掩饰执政缺失而刻意操弄宗教与族群议题，人为制造仇恨和两极对立，不少国家甚至引发种族暴动。在拉美，“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自由化改革”让贫富差距进一步恶化，体制无法抑制贪污，导致民众对民主政体失去信心。政治精英开始反思，部分拉美国家公开抵制美推动的美洲共同市场。经济全球化让东亚劳工与农民团体面临空前生存压力，原引以为荣的“均富”分配结构迅速褪色。而彻底的市场化、私有化与自由化，意味着劳工群体与中产阶级不可能透过民主体制改变自身的不对等地位；全球化加速掏空“国家机构”的社会保障与再分配功能，让国家层次的民主政体成为低能的空壳。当今，对世界生活方式、经济安全、社会秩序、环境质量产生巨大影响力的决策者，往往不是民选政府，而是一些几乎完全不受民主机制监督的跨国权力行为体，如跨国企业集团、跨国媒体集团、信息科技王国、华尔街投资银行、避险基金、信用评级机构、大会计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联储等。

资本主义的矛盾在于：一方面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股东、对追求最大物质欲满足的消费者以及追求激励技术创新与生产力增长的社会而言，它可能是最有效率的制度。但同时，对加速破坏地球环境、掠夺第三世界资源以及剥削经济弱势团体而言，它也是最有效率的制度。

从可持续发展看，资本主义是最浪费的制度，其生活方式鼓励贪婪、奖励自私、崇尚个人主义、刺激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和没必要的消费需求，诱导追求虚荣的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的资源配置逻辑下，全球的生产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富裕阶层的物质需求，有限资源不断被转换成垃圾，第三世界国家多数人群被挤压到边缘，生产资源被私人占有，广大群体无法尽其力、用其物，形成人力资源巨大浪费。美在“经济自由化”旗帜下推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对社会、民主、文化与环境构成生存威胁。

结合以上分析，朱云汉引用福山的论述得出结论： 21世纪是“国家治理能力”竞赛的世纪。要培育国家机构的各项治理能力，管理市场秩序，监察公司治理，保障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进行财政转移与二次分配，强化内部监控防止违法滥权，确立政府维护公共福祉的价值导向。发展中国家须通过集团力量，在全球建立民主治理机制，让所有群体都有机会参与全球事务管理，才能全面构建市场与社会、文化、环境共生规则。

葛剑雄：厓山前后，都是中国

“厓山之后无中华”这句话，近年来在国内各大历史论坛频繁出现。这句话是说，厓山海战后南宋宰相陆秀夫背负着幼帝投海自尽，后宫及群臣大多随之殉国。由于宋的灭亡意味着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宋朝的亡国，此后汉民族被“落后民族”所奴役。有网友认为，中国独立发展的进程由此中断，曾经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科技以及先进的政治制度都中断了，因此元对宋朝的取代，是古典意义上的中国的结束。

这句话的出处也众说纷纭，有说来自提出了“唐宋变革论”的内藤湖南。由于日本国内崇尚宋之前的中国，此一并无确证的说法似乎也有了合理的心理基础。但目前对这句话的可考出处，是钱谦益的《后秋兴之十三》中“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一句。

针对这种思潮，葛剑雄近日在腾讯“大家”专栏刊文予以反驳。葛剑雄认为，无论从当时明末遗民的价值观念，还是从元明之后中国的制度与文化特征来讲，都不能说“厓山之后无中国”。

例如，在文天祥的价值观念中，他是宋朝的臣子，宋亡后就应该殉难，至少不能投降元朝当它的官。但文天祥认可他的家人、弟弟、妻子在内的其他人可以当元朝的顺民，甚至出仕。“也就是说，在文天祥心目中，这是一场改朝换代，北朝战胜南朝，新朝取代前朝。”“所以，在宋朝的忠臣和遗民的心目中，只会是厓山以后无宋朝，却不会是厓山以后无中国。”

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国”两字的证据是见于青铜器“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这里的“中国”指的是武王灭商前的商朝都城，“指在众多的国中居于中心、中央的国，地位最高、最重要的国，当然非作为天下共主的天子所居都城莫属。”随着周天子及其权威的不断丧失，到战国后期，各诸侯国已无不以中国自居。自秦统一六国直到清朝，“中国”都是各朝代的代名词；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中国成了国家的简称和正式名称。

“在分裂时期，凡是以正统自居的或以统一为目标的政权，包括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建政权，或占有部分中原地区的政权，都自称中国，而称其他政权为岛夷、索虏、戎狄、僣伪。但在统一恢复后，所有原来的政权中被统一的范围都会被当作中国。如唐朝同时修《北史》、《南史》，元朝《宋史》、《辽史》、《金史》并修，以后都已列入正史。”

蒙古政权灭金后，以 “大哉乾元”得名建立元朝，以中国皇帝自居。此时南宋已视元朝为北朝，承认它为中国的北方部分。元朝灭南宋后，就成为了“中国”这一范围里的唯一政权。“就是文天祥、谢枋得等至死忠于宋朝的人，也是将元朝视为当初最终灭了南朝的北朝，而不是否定它的中国地位。”

如果将“中国”视为民族概念和文化概念，就更不存在异族入侵后便无中国的事实。因为随着民族融合，汉族的概念早已不是纯粹的血统标准，而成了对地域或文化的承认。即凡是定居在中国范围或者被扩大到中国范围内的人，无论以什么方式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人，都属于中国。“当忽必烈家族与他的蒙古部族成了中原的主人，并且基本在传统的中国定居后，蒙古人在元朝拥有比其他民族更高的地位或更大的特权，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不得不接受他们为中国。而当蒙古人最终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时，连他们自己也以成为中国人为荣了。”

而如果将中国看作一个制度概念，元、明、清可说大致继承了之前各个朝代的制度。从蒙古入主中原后，就已经开始基本接受和继承了以往各朝的制度。“元朝建立后，在原金、宋统治区和汉人地区实行的制度并无实质性的变化，只是更趋于专制集权，将权力集中于蒙古人、色目人，从宋朝的文治、吏治倒退，并影响到此后的明朝、清朝。另一方面，从治理一个疆域辽阔、合农牧为一体的大国需要出发，元朝的制度也有创新，如行省制度，以后为明、清、民国所沿用，直到今天。”

葛剑雄总结说：“从中国这一名称出现至今3100余年间，它所代表的疆域逐渐扩大和稳定，也有过分裂、缩小和局部的丧失；它所容纳的民族与文化（就总体而言，略同于文明）越来越多样和丰富，总的趋势是共存和融合，也有过冲突和变异；它所形成的制度日渐系统完善，也受到过破坏，出现过倒退；但无论如何，中国是始终延续的，从未中断。从秦朝至清朝，无论是膺天命还是应人心，统一还是分裂，入主中原还是开拓境外，起义还是叛乱，禅让还是篡夺，一部《二十四史》已经全覆盖。总之，无论厓山前后，都是中国。”

罗丽莎：社会主义中国塑造了一批独立的中国女工

近日，网络杂志《破土》访谈了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人类学系的罗丽莎（Lisa Rofel）。作为一名知名的人类学家，罗丽莎的著作《另类的现代性》探讨了中国解放后三代女工的生命变迁。

在谈到为何对中国革命抱有研究兴趣时，罗丽莎说，她本人是一个美国工人的后代，小学时是和最贫穷的孩子一起上的，后来拿到私立学校的奖学金后，与富裕的孩子们一起念书。“我的生活方式和想法和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他们住的离我们很远，也不敢到我生活的街区里来。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清晰的分化。”因此阶级分析方式对她生活经验的解释，以及当时校园里反越战运动的影响，让她开始走上研究不平等问题和社会主义的道路。

1984年后，罗丽莎来到杭州开始了她对丝绸厂女工的研究，同时开始研究经济改革对工人生活的影响。罗丽莎的研究发现，解放后的女工可以分为三代，各自的想法不同：解放初期的女工非常支持革命，因为对比她们1949年以前的生活，她们可以走出家门骄傲地做工人，同时认字和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无论在物质生活方面还是心理方面，这一代女工都感到了极大的满足。

而文革时的第二代女工会认为自己原本受到更好的教育，因此觉得自己的生活被牺牲了。但这一代女工的生活非常独立，在工厂里敢于对自己的上级表示不满，性格更加活泼，思想更加独立，这和刚刚解放时的女工是有很大不同的。

而改革开放后，杭州开始做一些出口的丝绸，为了增加产量，开始吸引外来工。这一代女工作为雇佣工，会觉得自己和其他的工人有一定的距离。并且没有没有工作之外的其他生活，生活目标是赚大钱回老家，结婚盖房子。作为中国第一批外来工，她们很小心、听话，怕得罪人，和文革时的工人有很大的不同。

改革开放之后，三代女工的物质生活都比较丰富。但随着年龄的增大，这三代女工开始面对一些新问题，比如退休金、医保等；而外来工则面临着户口、劳动力再生产的问题。退休的国营企业工人的生活还可以，外来工现有的待遇就很差。

此外，罗丽莎的研究还发现“国营工厂效率低、大锅饭养懒汉”等当下主流的看法是不准确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丝绸工业，效率也是非常高的。但加入WTO以后，丝绸业作为一个高利润行业，工作非常辛苦，但因为缺乏产业民主，工人没有办法决定工资、分工等等问题，伴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由此诞生了更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

对照美国历史，罗丽莎认为中国的妇女解放一度走在美国的前面。美国最开始给男性工人提高工资，意在是可以让他可以养家，女性应该负担家庭劳动。直到1970年后，通过妇女运动，女性才走出家庭。1970年代以前，穷人、黑人妇女一直在工作，但主流舆论会认为这些女性存在家庭问题，不然她们不会出来工作。认为女性出来工作本身就是黑人不道德的问题。直到今天，美国的赋税法依然偏向于单伴侣出来工作的家庭。罗丽莎认为，反而是中国解放之后的女性，更具备工作能力和强性格，同时社会政策也更支持女性出来工作。但近年以来，对于做一个传统女性的社会压力反而在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