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子万伯翱回忆父亲:退休后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

《环球人物》

2015-07-15 16:42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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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祖孙三代在中南海家中欢聚,共庆万里75岁生日。
1962年秋日的一个傍晚,北京东城区演乐胡同一个小四合院,万里的家中,聚齐了全家老小八口人。气氛显得颇为严肃,每个人都沉着脸,万里七十多岁的老母亲还时不时发出抽泣声。
万里打破了沉寂。他看向儿子,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并不是不爱你。爱自己的孩子看怎么个爱法,是娇生惯养,把他放在暖房里头,还是让他到风雨中去锻炼,去吃苦?我还是决定送你到农业第一线去锻炼!”
这一年,万里18岁的长子万伯翱刚刚高中毕业,时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第一副市长的万里,决定送他下乡锻炼,遭到全家人的反对。万里特别召开家庭会议,将全家老老小小召集起来,给他们做思想工作。
40年过去了,如今的万伯翱已年过六旬,回忆当时的情景,每一个细节他都记忆犹新。他说,父亲之所以作出这个决定,一个深层的原因,是他对农民、对农村有一种天然的感情。“父亲还认为,年轻一代必须要到风雨中和艰苦的环境中去锻炼。”
对农民有一种天然的情感
对万伯翱的采访,就是从这段回忆开始的。“父亲没有想到,这一次家庭会议,这一个决定,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当了10年知青。一生最珍贵的阶段,都是在农场度过的。”万伯翱说,一直到他长大后,才真正理解父亲万里的性格。“父亲以身作则,一心为公,而且对下一代言传身教。他一生常常说的就是‘农民是我们的父母,不能进了城就忘了娘’。”
“父亲1916年出生在山东东平、泰山脚下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这里曾因《水浒传》名扬天下。当时,爷爷因为家里穷去当了兵,是阎锡山的部下,在临汾战役打日本时牺牲。父亲正在曲阜师范学校读书,突然有一天,有人通知他这个还没成年的孩子去收尸,父亲深受刺激。这些特殊的经历,也塑造了父亲坚强独立的性格。”万伯翱说。
万里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青年时代,他就以读书为掩护,组织学生运动,反抗日本侵略者,20岁出头就当上了地委书记,成为“冀鲁豫的三大才子之一”。万伯翱说,解放后,虽然父亲的官职越来越高,但他一生都忘不了自己是贫民的儿子。
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刚刚走出3年自然灾害,处于经济恢复期。国家号召大办农业,万里响应国家号召,将长子万伯翱送往河南省黄泛区农场劳动锻炼。万伯翱成为首都干部子弟下乡支援农村建设的第一人。当时的 《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对此事进行了报道。
“父亲决定的事情,没有人能改变。奶奶最终也只能冲父亲喊一句:‘把你的皮大衣给他带上!别把他冻坏了!”万伯翱感慨,即便是这个要求,父亲也没答应。父亲笑着对老母亲说:“不能给。一毛钱也不要给他。你知道,就是要让他自力更生。不过,这个月的伙食费可以带着。”沉思片刻,他又说:“钱是不能给的。但是要看书和报,可以给。爸爸大力支持!”
万里又郑重地对万伯翱提出要求:“不要总想着回来,你要想逃跑是不行的,除非你逃到海外去,我管不着;否则你就算逃跑回到这个家的门口,我也不会让你进的!”
万伯翱见父亲把话说得这么绝,把路堵得这么死,也横下一条心,“死心塌地地听父亲安排,就这么去干给他看看!”临走时,从不题字的万里在厚厚的笔记本上,为儿子写了两行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万伯翱就这样背着父母亲在战争时代用过的行李卷、两本书,怀揣着第一个月的15元钱伙食费,上路了。
万伯翱说:“我走后弟妹来信说,奶奶和妈妈时常流泪,尤其是和我同年级又同居一室的二弟,常看着我睡过的空床位默默流泪不止。家人不知道我在那遥远艰苦的地方独自一人如何生活。”
自从万伯翱去了农场,从1962年到1966年,万里共给他写了十七八封信,是给5个子女中写信最多的。“父亲开始是担心我动摇,担心我当逃兵,因为那时的艰苦谁都知道。但后来他在信中更多的是关心当地农民的情况,每次写信必问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邓小平是父亲最尊敬的领导和战友
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曾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书中写道:“1981年,我一到国务院就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直到他1988年离开国务院去人大常委会任委员长。在长期的共同工作特别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对万里同志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也与万里同志结下深厚的友谊。”“万里同志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
谈起父亲和邓小平的情感,万伯翱告诉记者:“父亲从入党开始,便长期追随邓小平,成为邓的得力干将。父亲跟邓小平一起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敏锐眼光、处理事务的辩证方法等等;而邓小平之所以信任父亲,也因为危急时刻,父亲都能够扛得住,出色完成任务。”
1949年,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有效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新中国成立后,万里一直跟着周恩来、邓小平搞经济建设。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万里当第一任城建部长,1958年组织搞“首都十大建筑”;邓小平“三下三上”,有两次是万里与他风雨同舟同下同上的。
“文革”时,万里因为性格耿直,从不服软,和很多领导干部一样被打倒。“文革”后期,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万里受命于危难之中,四届人大后出任铁道部部长。万里面对遭受“文革”严重破坏的铁路运输事业,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短短3个多月,所有站段的运输堵塞问题基本解决。万伯翱说:“我听铁道部领导讲,父亲在任时制定的方针‘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一直没有过时,为以后铁道部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然而,1976年,万里再度被打倒,那时“四人帮”正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刚刚理出头绪和稍有起色的国防、能源、交通、教育等又陷入一片茫然和混乱。“四人帮”控制着宣传舆论大权,指使新华社记者到一些所谓“右倾翻案风”严重的单位——铁道部、教育部、科学院等部委“蹲点”,列席党组会议。这几处,正是邓小平重用的“改革派”所在的部委。在这些改革派中,最出名的是“四大金刚”。
万伯翱说:“‘四大金刚’排第一的是科学院的胡耀邦,然后是教育部的周荣鑫、国防科工委的张爱萍和铁道部的万里。‘四大金刚’本来是贬义词,但到了老百姓那里,就成了一种褒扬了。当时老百姓纷纷评价,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可真能干。”
粉碎“四人帮”后,万里被解放出来,1977年夏,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可以自由行动,但尚未公开露面。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小平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要吃米,找万里”
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又从安徽开始。而这一点,和万里紧密相连。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开始主政安徽。他一头扎进基层,半年走了3000里路。万伯翱说:“父亲到了基层,对当地穷的程度大吃一惊,他看到农民没裤子穿,孩子都藏在地锅里取暖,临近年关,却为没有一两白面,吃不上饺子而发愁。父亲讲,《白毛女》里的杨白劳穷成那样,过年了也要给喜儿扎根红头绳,也要吃顿饺子呀!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放粮,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万里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身边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一把夺过稿子,不听他们讲形式主义那一套,自己直接到农民家里去看。3个月后,安徽省委出台了农村工作六条(草案),简称“省委六条”。
许多农民特别是干部开始疑惑很大:六条说“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么,“阶级斗争”这个“纲”还要不要呢?不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吗?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是关于联产计酬的问题。“省委六条”吸收有些地方群众的创造,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广大农民认为“大锅饭”变小了,手脚也松了绑,对此特别高兴。而一些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和想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则强烈反对。
万伯翱说:“要不是对农民感情深,父亲绝不会冒这个风险。1977年还在提倡‘农业学大寨’,父亲却想,现在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学不起啊。他对‘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淡然处之,对极‘左’的形式主义那一套深恶痛绝。”会议要求各省第一书记参加,但万里就是不去,叫下属去,万里还交代:“你去只带着耳朵,什么话也不要讲,回来也不要传达,回来就抗灾、救命。”
不久,全国各地对安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有人说:“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也有人告诉万里,一场大论战就要开始了,来势很凶,你可要小心点儿!“当时真的是谈‘包’色变,群众拿着报纸来找父亲,问他还坚不坚持包产到户。父亲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力排众议,才帮助父亲完成了改革。”万伯翱回忆,“当时父亲还跟母亲说,做好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小岗村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有民谣称“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曾经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成了中国农业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现在被称为“农业改革开放第一村”。
1980年3月,中共中央调万里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随后,万里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万伯翱感叹:“这真是戏剧性的变化。父亲认为在铁道部和安徽的经历,是他一生中两次最惊心动魄的斗争。他跟我说,老大,你不是喜欢写剧本吗,这就是一出好戏啊。”
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
1993年3月31日,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中央领导人中,万里算是较为长寿的。万里年近90岁时,读书、看报还不戴老花镜;走路很快,不用拐杖,也不用人搀扶;和别人谈话,思维敏捷,一语中的。
万伯翱说,父亲的养生秘诀是:三打、两看、一接见,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报纸和接见客人。每个双休日,5个儿女再加上他们的孩子,都会聚集到中南海“含和堂”的四合院里,老老少少,欢聚一堂,叙说各自的所见所闻。此时,是万里最快乐的时候。
万伯翱回忆,父亲不止一次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我来说,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就是对当权责任领导的有力支持。”因此,万里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
1993年9月,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组委会一如既往地给万里送去了主席台上的票和请柬,但他没有出席。万伯翱说:“后来电视上没有父亲的画面,还引来很多猜测,以为父亲身体不好等等。其实那天,他和一些朋友去北京平谷县农村了。”此后不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举行首发式,按说万里应该出席,但他又没有到场。1993年12月26日,首都举行隆重集会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万里也没出席……“这些锦上添花的事,没有父亲也照常进行啊!也省得人家不好排座次。”
万伯翱介绍,父亲退休后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午饭后要睡上一觉,一般两点钟起床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周打三四次桥牌,两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万里的桥牌水平比较高,牌友也多,老的少的都有。万里说,他下来之后,什么职务也不干了,唯独桥牌和网球协会名誉会长,他还愿意当。
万伯翱还记得,2002年春节,他陪父亲最后一次去了广东,有点太阳西下、英雄暮年的意味。万里说他要跟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人民告别一下,之后真的就没再去过广东。“整个春节在广东父亲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一个是习仲勋,当时习伯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过春节他早早穿好了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等着父亲,他们激动地拥抱。父亲说他来看他的老伙计了,习仲勋纠正他,什么老伙计,是老战友!两人谈笑甚欢。另外一个就是专门在李长春同志的陪同下,去看望了另一位改革开放的大将任仲夷,他们也是老相识了。”
这次广东之行,万伯翱印象最深的是在深圳,他和弟妹及当地领导陪万里去莲花山。对着邓小平的高大青铜雕像,白发苍苍的万里手持鲜花在冷风中深深地三鞠躬。“我从未见父亲对什么人这么敬仰和深情怀念。”万伯翱说,在他看来,父亲并不希望自己当什么领袖人物,“他只是个杀出一条血路的实干家。”(原载2010年《环球人物》)
责任编辑:周子静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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