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平克：我们正处于最和平年代，恐怖主义未能威胁生活

【编者按】

本文摘选自《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美] 斯蒂芬·平克著，安雯译，中信出版社、三辉图书出品，2015年7月）一书。

斯蒂芬·平克是当今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是实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也是广受欢迎的科普作家，公认的“继乔姆斯基之后的语言天才”。

在本书中，他认为人类的历史确有进步可言，事实上我们正生活在有史以来最和平的年代；他继而又提出了暴力下降作为度量这种“历史进步”的尺度。这两项主张引起了巨大争议。

本文来自书中第六章《新和平》“恐怖主义的走势”部分，平克检讨了恐怖主义这种特殊的暴力种类。

恐怖主义是一个特殊的暴力种类，它造成的恐惧远远高于它造成的伤害。与凶杀、战争和大屠杀相比，恐怖主义制造的死亡数字就是个背景噪声而已，自1968年以来，国际恐怖主义的年死亡人数不到400人，而自1998年以来，国内恐怖主义的年死亡人数大约为2500人。

但是2001年9月11日之后，恐怖袭击和恐怖主义成为一种困扰。评论家和政治家们对恐怖主义喋喋不休，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存在性”（existential）一词，作为对威胁和危机的一种修饰被频繁使用，这可是自萨特和加缪过了鼎盛期之后难得一见的现象。专家们宣布，在恐怖主义面前美国“脆弱”和“易碎”，美国作为“现代国家的优势地位”，“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文明本身”均受到恐怖主义的威胁。 比如，在《大西洋月刊》2005年的一篇文章中，一位负责反恐的前白宫官员十分肯定地预言说：到“9·11”恐怖袭击事件10周年的时候，由于美国的赌城、地铁、购物中心连续发生爆炸，民航客机常规性地被肩式导弹击落，化工厂遭到破坏引发灾难性的后果，美国经济将陷入瘫痪。国土安全部的庞大官僚机构几乎一夜之间拔地而起，戏剧性地向全国发布按颜色分级的恐怖活动警戒，劝告国民储备塑料布和胶带，紧张地到处检查身份证件（尽管假证件随处可见，布什总统自己不到饮酒年龄的女儿就因为用假证件叫鸡尾酒而被警察逮捕），在机场没收所有的指甲刀，在乡下的邮局外面修建水泥防护墩，还开列了8万个“恐怖袭击潜在目标”，其中还包括佛罗里达州一个糊弄游客的景点“威基-沃奇泉”，那里不过是有些漂亮女子扮作美人鱼在玻璃水缸里游来游去。

让我们将美国恐怖袭击的死亡名单——不论是不是包括“9·11”恐怖袭击——和其他可预防的意外死亡做些对比。每一年，美国有4万人死于交通事故，2万人死于跌跤，1.8万人死于凶杀，3000人死于溺水（包括300人死于浴缸里发生的溺毙意外），3000人死于火灾，2.4万人死于意外中毒，2500人死于手术并发症，300人在卧床上窒息而死，300人死于胃内容物吸入气管，以及1.7万人死于“其他和未分类的非交通事故意外及其后遗症”。172事实上，除1995年和2001年之外的每一年，美国死于雷击、野鹿、蜂蛰、花生过敏及“睡衣被点燃和熔化”的人数都高于恐怖袭击造成的死亡。恐怖主义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之少，以至于任何想避免袭击的小举措都能增加死亡的风险。认知心理学家格尔德·吉仁泽（Gerd Gigerenzer）给过一个估算，“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的第二年，美国有很多人因恐惧飞机遭劫持或破坏而避开飞行选择驾车出行，这些人中有1500名死于交通事故。他们完全没有意识到，乘飞机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死亡风险，等于驾车在公路上行驶12英里。换句话说，为避免乘坐飞机而产生的死亡人数是“9·11”事件中空难人数的6倍。当然，“9·11”恐怖袭击将美国带进两场战争，战争造成的英美两国国民的生命损失远远甚于劫机者，更不要说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的生命损失了。

恐怖主义造成的恐慌和恐怖主义造成的死亡之间的距离就是恐怖的特点。恐慌是恐怖主义的全部着眼点，正如这个字眼的字面意义所表明的。虽然有各式各样的定义（比如老话说，“一些人眼中的恐怖分子是另外一些人眼中的自由战士”），恐怖主义一般被理解为一种有预谋的暴力，执行者是非国家的组织或个人，暴力的对象是非战斗人员（平民或者休假中的士兵），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可以是政治的、宗教的或社会性的，手段是胁迫某个政府或者恐吓大众并传达自己的信息。恐怖分子的具体目标可以是让一个政府屈从于他们的某个具体要求，可以是腐蚀大众对政府保护能力的信心，或者挑动大规模的镇压行动，由此煽动人民对抗政府，或者制造社会动荡，以期恐怖集团获胜夺权。恐怖分子的个人动机是为了某种事业而不是个人利益，因此可以说他们是利他主义的。他们采取突然袭击，行动诡秘，常被人斥责为“卑鄙”。他们精于传播，惯于通过制造恐惧追求名声和公众的注意力。

恐怖主义是一种不对称战争——弱势对抗强势的战术——它调动恐惧心理带来的精神伤害之大，与它实际造成的人命和财产损失完全不相称。认知心理学家们，比如特沃斯基、卡尼曼、吉仁泽和斯洛维奇都证明，人对一种风险的感知取决于心智上的两个小妖魔。第一个是可测度性（fathomability）：与相识的魔鬼打交道好过与不相识的魔鬼打交道。人们对于新奇、不可捉摸、效果延迟、当今科学无法充分解释的风险特别感到精神紧张。第二个是畏惧。人们忧虑发生最糟糕的情况，即那些不可控的、灾难性的、无意识的、不公正的（承受风险的人不是从风险获益的人）风险。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心理的错觉是古大脑反馈回路的遗留物，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它保护我们免受捕食动物、毒、敌人和风暴的伤害。人类在20世纪才积累了各种统计数据库，形成数字化社会，在此之前的漫长岁月里，人类一直生活在非数字化管理的社会中，风险感知功能可能一直是人类配置警惕性资源的最佳指导。而且，过去对危险认知心理上的种种怪癖缺乏科学的解释，人们利用这种无知谋取第二重利益：人们倾向于夸大敌人的威胁以便榨取赔偿，或以此来召唤盟友共同抗敌，甚至为先发制人消灭敌人提供借口。

我们都知道风险认知上的谬误造成公共政策的扭曲。大量的财力与法律被用于防止在食品中使用添加剂和消除自来水中的化学残留物，而这些物质对健康的危害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同时另外一些可以挽救大量生命的措施却受到抵制，比如降低高速公路的限速。有时，一件广为报道的事故可以成为一个先知的寓言，一个预示末世灾变的不详征兆。1979年的三哩岛核电站事故无人死亡，甚至对癌症发病率也没有任何影响，但是美国为此停止了核电站的发展，转而大量使用矿物燃料，对全球变暖持续做出贡献。

“9·11”恐怖袭击在国家意识上扮演了一种不祥的角色。大规模恐怖活动是新奇、不可捉摸、 灾变性（与过去相比）和不公平的，从而将不可测知性和人类的畏惧感推到极限。恐怖主义者在制造伤害上的小投入足以赢得巨大的心理优势，国土安全部却不懂得这个道理，它推波助澜地煽动大众的恐惧，竟然在其使命陈述中警告说：“今天的恐怖分子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使用任何武器发动袭击。”奥萨玛·本·拉登很清楚恐怖主义的这种优势，他得意扬扬地说“美国现在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充满了恐惧”，他花费50万美元制造的“9·11”恐怖袭击，给美国造成5000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

有责任心的政治家们偶尔也能看懂恐怖主义的算术。在2004年的总统竞选中，约翰·克里一时忘情，对《纽约时报》的采访记者说：“我们必须回到我们原来的世界，在那里，恐怖分子不是我们生活的焦点，他们只是些讨厌的小玩闹。作为一个前执法人员，我知道我们永远也不可能消灭卖淫，永远也不可能消灭非法赌博，但是我们可以压低有组织的犯罪率，将它保持在一个不会泛滥的水平上。它不是每天都在威胁人民的生命，从根本上说，它就是那种你必须持之以恒地与其战斗，但对你的生活秩序并没有构成威胁的东西。” 在首都华盛顿，所谓“失态”就是“一位政客说了大实话”，乔治·布什和迪克·钱尼对克里不依不饶，说他“不适合当领导”，克里则很快收回了自己的发言。

恐怖主义的兴亡成为暴力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章节，不是因为它带来的伤亡数字，而是因为它带来的恐惧心理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当然，在未来，如果恐怖分子进行核武袭击的假说成为现实的话，它确实能带来巨量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