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天才的编辑》作者：没什么能比一本书更重要的了

澎湃新闻：我知道您高中时就很迷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后来上了普林斯顿大学，把兴趣转移到了他的编辑麦克斯·珀金斯身上。您怎么会有这个转向，并且在二十多岁就决心写这样一个冷门人物的传记？

伯格：我十五岁那年，发现了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随后几年，我把他写的作品以及所有关于他的东西读了个遍。十七岁要考大学的时候，我只想上普林斯顿大学，因为那是菲茨杰拉德上过的学校，也是我的另一个偶像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母校。进了大学不到两天，我就一头钻进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去挖掘菲茨杰拉德档案。

在阅读那些文件的过程中，我不断看到麦克斯韦尔·珀金斯这个名字，还有菲茨杰拉德和他的通信。恰好差不多在那个时候，斯克里伯纳家族把斯克里伯纳出版社的全部档案捐给了普林斯顿图书馆（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他们家族的历代成员都上普林斯顿大学）。这些档案足有几百箱文件，其中有许多麦克斯韦尔·珀金斯与作者的通信。于是在读大二的时候，我就成了这批档案的第一个研究者。

与此同时，在英国文学和美国文学研究领域都很出色的卡洛斯·贝克教授（Carlos Baker）刚刚出版了他那部堪称典范的海明威传记。一天下午，我去敲他办公室的门，说我最近老在琢磨一个写书的好主意——我想写一部麦克斯韦尔·珀金斯的传记。因为关于珀金斯的那些大牌作者，海明威、菲茨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等等，已经有许许多多书，可关于珀金斯这个发现、培养他们的幕后人物，还从来没有人写过一本书。

卡洛斯·贝克说：“司各特，我刚花了七年时间写欧内斯特·海明威，可对我来说，麦克斯·珀金斯仍然像七年前一样神秘。写书当然是好主意。问题是你现在有没有能力完成它。”鉴于当时我只有十九岁，他建议我先把毕业论文主题设定为珀金斯；如果在普林斯顿再待两年我仍然有兴趣写他，那就可以把论文扩展为书。在这期间，我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把这篇我感兴趣的论文写好。于是在1971年6月毕业的时候，我的论文获得了A+，这是英文系的论文奖，还有满满三页的注释，这是我为将来在论文的基础上写书做的准备。

澎湃新闻：所以您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时，就决定要写一本完整的珀金斯传记了。您当时估计要花多少时间写完，最后完成到底花了多长时间？

伯格：毕业后的第二天，我就开始全力以赴写我的麦克斯·珀金斯传记。当时我在城里为一个教授看房子，所以不用花钱租房；那篇论文获得的奖金还够我维持生活。我想，只要再花三个月在普林斯顿图书馆完成研究工作，三个月写书，三个月出书，就行啦。但是，我少算了六年！我几乎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做研究——这些工作包括去其他图书馆查找珀金斯的书信（光是在收藏托马斯·沃尔夫档案的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就待了三个月），采访我能找到的所有认识麦克斯·珀金斯的人，尤其是他的五个女儿，当时她们都还活着。做完这两年的研究工作，我就搬回了洛杉矶我父母家，回到我自己从小居住的卧室，又花了四年时间写完这本书。

澎湃新闻：那是您的第一本书，您是怎么找到出版社的？您在写书的这段时间里不用工作吗？

伯格：我写作的时候没有其他工作——我每天写十五个小时左右，经常是一周七天都在写。我父母说过，如果我想当医生，那么他们愿意出钱供我念医学院；如果我想当律师，他们也会供我念法学院；但现在我想写这样一本书……那我只能搬回家写完它。

我父亲是电影制片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买了一本小说的电影改编权打算投拍。1973年末的一个晚上，因为那本书的编辑从纽约到洛杉矶来，我父亲请他吃饭。快吃完的时候，我父亲告诉这位编辑托马斯·康顿说，自己有个儿子在家里写一本书，关于一个叫麦克斯·珀金斯的编辑。康顿说他想马上到我家来见我。

我父亲敲门的时候，我正在打字机前打字写作。然后，就出现了一个我从没见过的男人——托马斯·康顿。他问：“那就是麦克斯·珀金斯的传记？”我说：“是的。你是谁？”他说：“我叫汤姆·康顿。我是图书编辑。我要出那本书。”

我解释说这本书我还在写呢，短期内还不能给任何人看。他说他不在乎什么时候可以看到稿子，总之，他就是要出版它……因为麦克斯·珀金斯的传奇故事也是驱使他成为图书编辑的原因。过了几个月，我把书稿寄给他；虽然还有许多地方要完善，他却说，他已准备好跟我签约。康顿也说我需要一个经纪人，并且推荐了一位纽约的经纪人给我。所以，我很幸运，不必费力去找经纪人和编辑。我想，那是因为珀金斯在文学界的传奇力量。

澎湃新闻：您自己最喜欢《天才的编辑》中的哪一部分？

伯格：是麦克斯·珀金斯与托马斯·沃尔夫一起工作，尤其是他俩合力准备出版《时间与河流》的那些章节。这段故事展示了两位真正的艺术家工作的全貌，两人都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它也在写作艺术上提出许多问题。沃尔夫是天才，他的头脑中会源源不断地冒出优美的语言，几百万个单词；珀金斯也是天才，他能看清作品的形式——真正有用的结构——能把沃尔夫的字句装进去。

如果不是他们的合作，沃尔夫的那些书很可能不会流传这么广。而在此过程中，他们建立了紧密的个人联系——有五个女儿的珀金斯，有了一个他从未有过的“儿子”；沃尔夫则有了一个他从未有过的、心智成熟的“父亲”。但接着，就像父子之间经常发生的情况，儿子受不了了，他不要父亲的管束，要独自闯世界，只为了证明他靠自己也能有所成就。实际上，这一部分也就是根据《天才的编辑》改编的电影《天才》的焦点。

澎湃新闻：这部电影《天才》今年就要公映了。您有没有参与电影的制作过程？

伯格：是的，我很高兴能参与到电影的制作中，而且参与程度很高——因为我想保护书中的素材不被电影所扭曲；还因为我是在好莱坞长大的，熟悉电影业的各种情况。我和电影编剧约翰·洛根（John Logan）在剧本上密切合作——几乎就像麦克斯·珀金斯对作者那样。我向片方提了几十种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让科林·费斯饰演麦克斯·珀金斯。我认为他是目前最好的演员之一，而且我这辈子还没见过有哪个演员能像他那样跟珀金斯的气质那么接近——睿智、谦逊、低调，和一丝不苟的正直。

澎湃新闻：在《天才的编辑》开头，您写道：“对于大众来说，麦克斯韦尔·埃瓦茨·珀金斯并不为人所知，但是在图书出版界，他可是个大人物。”您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在美国出版界还有名吗？这本传记的出版是否给了新一代的美国编辑许多启迪？

伯格：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这本书做研究的时候，麦克斯·珀金斯还是蛮有名的，但不像我预料或者我认为的那么有名。我还能采访到为数不多的几个认识他本人的老编辑。但令我惊讶和失望的是，业内有那么多年轻编辑不知道他是谁。我确实认为这本传记的出版启迪了新一代美国编辑——因为有许多进入出版业的人告诉我，他们入行的一个原因是看了这本书。今天，许许多多人依然相信好书；对许多人来说，成为一名编辑，是创造好书、成为其一部分的一种有价值的方式。

澎湃新闻：《天才的编辑》既然是讲述一个编辑怎样帮助作者、改进他们作品的，那么您自己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是否也受到珀金斯的启发？您自己的编辑当初是怎样帮助您的？

伯格：首先，不仅是过去，我现在仍然深受麦克斯·珀金斯所说的一句话影响：“没有什么能比一本书更重要的了。”我刚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就深信不疑，今天依然相信。而且，我时常会发现自己在遵循珀金斯给作者提出的那些建议——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统统先写在纸上”。许多作家，尤其是新作家，在写初稿时总是想把最理想的字句想清楚了再写下来。他们不明白一个道理：大多数写作都是修改、再写作，珀金斯非常正确地告诉作者，不要纠结在开头里，只管往下写，哪怕还不完美。但写出来以后有的是机会修改。

因为我写《天才的编辑》时也是个新手，我的编辑用他的工作证明他也像麦克斯·珀金斯一样，在精神上给了我极大支持。他一直都鼓励我，同时让我一遍一遍地回到打字机旁再写一段草稿。一开始，他的建议还比较笼统。但随着我的写作渐入佳境，他的建议也越来越具体。最后，我们甚至讨论字词。他总是引用珀金斯的另一句名言：“书属于作者。”

澎湃新闻：过去二十年中，有好几本麦克斯·珀金斯和他几个作者的书信集出版了，包括珀金斯与海明威的通信集，与菲茨杰拉德的书信集，与托马斯·沃尔夫的书信集，等等。这是不是也是这本传记的成功造成的？

伯格：大多数麦克斯·珀金斯与其作者的书信集出版的确是因为这本传记，因为我让他被人们所关注。虽然他还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但阅读品位比较高的美国人都知道他是谁。现在你可以在百科全书甚至词典里找到他的名字。麦克斯·珀金斯这个名字已经等同于那种与艺术家通力合作、只是在乎完成的作品而情愿在幕后默默工作的人。《天才的编辑》出版不久，有一篇很轰动的关于迪斯科音乐的杂志文章，介绍一位音效师怎样像麦克斯·珀金斯编托马斯·沃尔夫的书稿那样对磁带精益求精。我想那篇文章的作者肯定刚读了我的书。

澎湃新闻：文学评论家马尔科姆·考利1944年在《纽约客》 杂志上发表的那篇麦克斯·珀金斯特写里说，即使在1940年代，珀金斯也已被视为过时的编辑。您认为现在还会有像他那样几乎没有社交生活的编辑吗？我知道过去这些年英美出版界许多非常出色的编辑都去做文学经纪人了，现在这似乎成了一股潮流。现在还会有编辑像珀金斯那样对作者和作品如此投入吗？

伯格：大众的阅读口味是一直在变的。在麦克斯·珀金斯去世前的那几年，他的文学品位开始不符合当时的潮流。但即便如此，事实证明他对作品的判断是相当独特的，吸引他的作品，不仅是合时宜的，也是超越时代的。现在距离他最初出版菲茨杰拉德、海明威和沃尔夫将近一个世纪了，但他们的作品依然被广泛阅读。尤其是菲茨杰拉德和海明威，都已跻身美国最著名、声誉最高、最受爱戴的作家之列。在1947年珀金斯临终前的那段时间，他还在读新发现的两个作者的书——詹姆斯·琼斯，他的小说《从这里到永恒》极为畅销；艾伦·佩顿，他写了《哭泣的大地》。这两本书也是时至今日仍有人读。

麦克斯·珀金斯还是有一些社交生活的，同时他也是一个尽心尽力的父亲；和今天大多数编辑一样，他最喜欢的还是阅读。编辑都爱发现有才华的新作者，那种有新东西要表达、影响可能持续几十年的作家。今天还有一些编辑具备珀金斯那样的才华；但不幸的是，出版业已经发生巨变。

我的这本珀金斯传记写的是“出版界”（the publishing world）——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文学黄金时代，那时候有许多小出版社，每家都有独特个性。而今天的出版社都是图书产业（the book business）的一部分——大集团手下拥有许多公司，其中有些公司与图书毫不相干。这更多和“盈亏线”有关。但我们不能说麦克斯·珀金斯不在乎他编的书是否赚钱；他希望他编的所有书都成功。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愿意给新作者一个机会，愿意出版他几本书，哪怕它们都不畅销，但抱定的希望是将来的新书会取得巨大的成功。今天，一个作家必须一炮走红。书还没开始印，市场营销团队就已经参与出版社的决策，决定是否要出版某一个作者的作品。

澎湃新闻：您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写作、出版了第一本书《天才的编辑》。从那以后又写了四本很成功的传记，几乎每十年写一本。您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决定要成为一个传记作家？许多小说家一两年就能出一本书，而您得花费那么多时间做研究、做采访、搜集资料。您有没有考虑过写其他类型的书，或者做别的工作？毕竟您的父亲、兄弟都在电影、娱乐业工作。

伯格：在《天才的编辑》的写作工作进入第二或第三年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享受这种写作状态，于是我想，也许我一辈子都要写传记，我琢磨自己要写哪些人。就这样，我在二十三岁的时候，决定我不仅要写这本传记，还要写一整个书架的传记，要写二十世纪美国文化人物的传记。那时我就已经在想，每一个传主要来自美国不同地区，代表美国的不同方面——就像一个巨大的美国苹果派不同的切片。

我在写书的间隙，也参与一些电影工作，主要是制作跟我的书有关的电影。我把我的第二本传记《高德温》（Goldwyn）改编成纪录片，并担任制片人，也把高德温手下最伟大的电影导演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的生平制作成纪录片。目前，我正在制作根据我获得普利策传记奖的《林德伯格》（Lindbergh）改编的电视剧，还有根据我写的威尔逊总统传记改编的电影。现在，根据珀金斯传记改编的电影《天才》快要公映了。

有时，我也想写小说；但接着我又对新的项目发生了兴趣……忽然之间，十年就这样过去了。简单地说，我爱传记写作的一切过程：研究、采访、写作、修改……乃至审读校样。

澎湃新闻：您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传记作家之一，而且您所写的人物有编辑、电影制片人、飞行员、女演员乃至美国总统，背景不一，这挺少见的。您认为写好一本传记最重要的是什么？

伯格：我是传记写作中的“客观派”。也就是说，我认为传记作者不应该预先设定写作计划日程，然后按照他想要的主题去寻找事实材料。相反，我认为传记作家应该尽可能多地让事实来主导故事发展。与此同时，传记作家的任务是把故事讲好。去寻找人物经历中的戏剧元素。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一个传记作家能带给他的传主最重要的品质是同情心、共鸣。让你喜欢我的传主当然不是我的事儿，但我相信我要尽量帮助读者体会传主的感受。至少是理解。

拿《天才的编辑》来说，我想让读者体会到他发现某些作者时的兴奋，然后理解与他们一起工作的艰难——这一切都是为了伟大的文学。我希望读者读到珀金斯在这本书结尾去世时会觉得，一个非凡的人物，一个具有独特品质的人，离开了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