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傅雷捧张爱玲为何被痛骂

1957年7月，在“反右”高潮中，翻译家傅雷被迫写下了一份两万余字的交代材料《傅雷自传》。《自传》共八节，《傅雷全集》（2002年12月辽宁教育出版社版）收入了前五节。其中第三节是“写作生活”。阅读《自传》，“写作生活”中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

抗战期间，以假名为柯灵编的《万象》写过一篇《评张爱玲》，后来被满涛化名写文痛骂。

众所周知，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在1944年5月上海《万象》第三年第十一期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而今这篇评论已成了张爱玲研究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献。但是，这篇名文怎么会受到另一位翻译家满涛“化名写文痛骂”？

满涛（1916-1978），原名张万杰，曾用名张逸侯，曾留学日本和美国，译有果戈理的小说和契诃夫的戏剧多种，尤以翻译别林斯基而著称。他当年化了什么名，在哪一篇文章中“痛骂”傅雷论张爱玲，这篇文章又在何时发表于何处？这一系列的问题一直困惑着我。

从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我常有机会向王元化先生请教。我早知道他不喜欢张爱玲。1948年2月，远在北平的王先生用“方典”笔名在上海《横眉小辑》第一辑上发表《论香粉铺之类》，此文虽然主要是批评钱锺书的长篇小说《围城》，但在结尾时也捎带说到了张爱玲：

最近一位友人告诉我，张爱玲在上海又死灰复燃起来，快要象敌伪时代那样走红了，而且聚拢在她周围的不仅是那些小报的读者，流行歌曲的听客，其中还参杂了几个文艺界的知名人士。

因此，我在向王先生请益时从不主动向他提起张爱玲，有意思的是，他也从不向我提到张爱玲，大概因为我不是他的学生的缘故。刚刚出版的吴琦幸著《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中，就记录了王先生的学生吴琦幸1988年1月20日与他的一次谈话。吴琦幸对王先生说，他读了张爱玲的小说，“没有想到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还有这样好和这样写法的小说”，王先生的回答也可进一步前后印证：

哦，你喜欢张爱玲的东西啊？你不懂这个背景，张爱玲的东西不行的。我们40年代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时候，她的东西我读了之后是非常反感的。我是不喜欢的。她的作品写的都是一些上海的风花雪月，与国难当头的时代不一致。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看法，你也不要到外面去说。海外夏志清认为张爱玲的文学成就比鲁迅更厉害，我是更加不同意的了。……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把张爱玲、钱锺书捧得都非常高，但是实际上没有这么高。大陆以前不讲张爱玲，一旦开放，读者当然会有一种新鲜感。但我是不喜欢的。

一次王先生嘱我为他查找刊于抗战胜利后上海《时代日报》副刊上的旧文。我翻阅该报时，无意中见到1945年9月9日《时代日报·热风》第一期上的《腐朽中的奇迹》一文，署名言微。读完此文，我意识到言微很可能就是满涛，《腐朽中的奇迹》很可能就是傅雷所说的“满涛化名写文痛骂”之文。再次拜访王先生时，我就破例向他求证言微其人。他不禁笑了，明确告诉我：言微就是满涛。王先生与满涛的关系非同一般，他在《记满涛》中说得很清楚：“我和满涛不仅是亲戚（满涛是王先生夫人张可之兄——笔者注），而且是三十年的挚友、知己。”他的证言当然不会错。

言微也即满涛的《腐朽中的奇迹》开宗明义，把批判矛头指向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 ：

腐朽化为神奇，垃圾堆中也能产生奇迹。记得去年《万象》某号上有评论家某君告诉我们：张爱玲女士的作品就是一个“奇迹”，一株“文艺园地里的奇花异葩”。

《万象》直到停刊，只发表过一篇评论张爱玲的文字，“某君”非迅雨莫属，而“奇迹”和“文艺园地里的奇花异葩”也正是《论张》中的原话。言微接着写到他到北平，发现张爱玲的作品竟然在北平也成了“畅销书”，而且北平“某君”还在自己的散文里引用张爱玲的“妙文”：“象朵云轩信件上落了一滴泪珠……”对张爱玲“已自成一派，象周作人文体似的居然有人在北方模仿起来”，言微表示了强烈不满。

言微认为这些还“不觉得奇怪”，可怪的是：“有些我所敬佩的专家、学者之流，对文学可说是研究有素，学有专长的，为什么一见到垃圾堆上点缀了一些赝品假古董假珠宝，就会大惊小异的喊起来：‘奇迹呀！奇迹呀！’一面还沾沾自喜，俨然以首先发现周彝汉瓦者自居。”这段话仍然针对迅雨也即傅雷而发，但他完全会错了意。傅雷在《论张》中确实说过“奇迹”，他的原话是“张爱玲女士的作品给予读者的第一个印象……‘这太突兀了，太象奇迹了’，除了这类不着边际的话以外，读者从没切实表示过意见。”可见傅雷从没说过张爱玲的出现是个“奇迹”，恰恰相反，他并不认同“奇迹”说，认为这是“不着边际的话”，而严肃的评论者应该从文学层面切实表达自己对张爱玲作品的意见。

为了证明张爱玲是“垃圾堆的腐臭”，言微特别举出了一个例证：

记得杂志社记者曾探问过张爱玲和另一位女士所最爱读的作家，一答《蝴蝶梦》的作者，张则答以传教士作家的Stella Benson。把有这样读书口味的人和“文学”二字连结在一起，那是对文学的莫大的侮辱。传教士裴生怎么能和罗曼罗兰相提并论呢？

这段话可谓一箭三雕，但也很有辩正的必要。对“文学”当然会有不同的理解，言微也当然可对张爱玲的文学品味提出质疑，但Stella是否可算“传教士作家”，是否应该全盘否定？大可怀疑。1944年3月16日，杂志社举行上海“女作家聚谈会”，张爱玲出席了。面对“外国女作家喜读哪一位”这个问题，张爱玲的回答是：“外国女作家中我比较欢喜Stella Benson。”Stella Benson（1892-1933）是英国小说家、诗人。她1920年来华，曾先后在香港美国办的教会学校和医院工作，还到过北京和上海。著有小说《这就是终点》《一个人过》等和诗集《二十》，以《远方的新娘》最为有名，1932年获费米娜文学奖。她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作者）和佩里·安德森（《新左评论》前主编）的母亲。因此，她虽在教会学校和医院工作过，但说她是“传教士作家”而贬得一文不值，且据此推断张爱玲也一文不值，未免太牵强太绝对了吧？

当时傅雷已经翻译了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知识阶层中影响很大，所以言微指责迅雨竟把Stella Benson与罗曼·罗兰“相提并论”。在他看来，既然欣赏了罗曼·罗兰，就不该再欣赏喜欢Stella的张爱玲。言微文学造诣毕竟不低，当他把苏青和张爱玲加以比较时，还是承认张爱玲在文学上“比较站得住脚些”，但他在文末仍然要求：“一、象张爱玲这样的‘奇迹’，以后希望少出现几个；二，即便出现也希望不是借的文学的幌子，或罗曼罗兰的招牌。”这是再一次严厉批评迅雨肯定张爱玲，虽然迅雨在评论张爱玲时从未提到罗曼·罗兰。

不过，言微也即满涛对迅雨也即傅雷的责难，反倒提醒张爱玲研究者应该注意Stella Benson，张爱玲为什么“欢喜”Stella Benson？以前似一直无人关注，值得探讨。

但是，满涛何以会断定迅雨即傅雷，而傅雷也何以会知道“痛骂”他的言微即满涛，又为什么在十二年后的自传中还特别提到一笔，这一系列的疑问都很有意思，可惜都难以查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