谍谍不休︱戴笠教人做特务:“要把脑子训练成照相机一样”

徐有威

2015-08-02 08:4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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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王蒲臣出生于浙江江山县城内一个行医家庭。1912年,王蒲臣进入江山县立文溪高等小学读书,在这里结识了一位比他大五岁的高年级同学戴春风。作为新生,王蒲臣经常被老生欺负,戴同学知道后,出面怒斥老生,主持公道。同学们以为王蒲臣和戴春风是亲戚,于是以后再也没有人欺负他了。和王蒲臣一起读书的同学中,还有一位被王蒲臣称作“五哥”的远亲毛善馀。戴春风和毛善馀后来分别改名为戴笠和毛人凤。在这个小学里,王蒲臣还结识了一位比他大四岁的高年级同学张冠夫,后来张冠夫成了军统局少将处长。
戴笠(左)与王蒲臣
1935年12月5日,王蒲臣被昔日学长戴同学好说歹说,辞去位于南京的江苏省民众教育馆馆长的职务,进入军统局前身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甲室(机要室)工作,成为戴笠的左膀右臂。
据王蒲臣九十岁时回忆,在这个甲室工作期间,只有十位同事不分昼夜,随到随办,以“不令文电有丝毫积压为原则”,因此每天晚上都要到深夜二三点才能睡觉,办公时间在十八个小时左右。他们经常在处理的文稿上,写上“急急急,十万火急,片刻不得停留,停留便要杀头”的字眼,同时写明日期时间,以示层层负责,尤其督促接到这个电报经办人员不得延误。对此王蒲臣非常自豪:这是抗战获得胜利的重要因素啊!
也就是在一年前,“五哥”毛同学在戴同学的劝说下,进入军事委员会特务处下属的浙江警官学校出任上尉军官。而张冠夫从1932年起已在南京的特务处工作。他们四人,可谓中国传统社会中最为典型、最铁的社会关系:同乡+同学+同事。他们的交往友情,一直分别延续到1946年(戴笠去世)、1956年(毛人凤去世)、2000年(张冠夫去世)。
王蒲臣晚年询问张冠夫有关军统十人团的信函。
从1935年为戴笠掌管文书和翻译电稿做起,到1945年抗战胜利,这十年中,作为一个普通书生,王蒲臣在军统系统中从底层做起,跟随戴笠摸爬滚打,西安、汉口、无锡、长沙、衡阳、上海、贵阳和重庆等地,到处留下他的足迹,包括协助戴笠参与西安事变的解决,以及事后囚禁杨虎城等。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8月14日王蒲臣和戴笠坐火车抵达上海。为避人耳目,他们住在两个地方,同时以王蒲臣的住所为联系中心。9月初的一天,戴笠告诉王蒲臣:“我用了一个化名张复中的日本人,他在这里成长,会一口很纯正的国语,我约定了一个地方,明天由你去和他见面,要始终保持我昨天告诉你的原则,此后凡是他送来的文件,都由你收转。每次见面的时间和地点,也都由你决定,见面时之谈话要点必须记下。你只要告诉他你姓林就是,其余的不必多言。”
第二天,王蒲臣和这位化名为张先生的日本人见面。王蒲臣记得这位日本人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有神,一口非常流利的国语,根本看不出是日本人!随后王蒲臣和他每十天见面一次,时间和地点随时变动。王蒲臣回忆,这位日本人提供的文件,对随后国民党的“八一三”抗战时期的军事行动,“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戴笠手下做特务工作的这段日子里,给王蒲臣印象深刻的是戴笠的工作态度。戴笠有时电话王蒲臣,故意询问某人的电话号码,同时不准他翻看记录本。他还时常考验王蒲臣,说很多话但是不许王蒲臣用笔记录:“身为情报工作人员,一切都要放在脑子里,不容许翻本子的,一要保密,二是省时。”“一张纸和一支笔,固然对工作帮助很大,但有时会得相反的效果。所以革命工作者,是不能完全依赖笔墨的,要把脑子训练成照相机一样,一看就照进去,用到时马上就可以洗出来。”在戴笠的影响下,王蒲臣把上海常用的电话号码,几乎能够记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台北花园公墓内与王蒲臣墓比邻的张冠夫墓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他升任军统局驻平津总督察兼理肃奸工作,同时兼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部少将参议。而他独当一面有所“作为”则在1946-1949年,在此时期,王蒲臣一口气担任本兼各职好几个,达到了他特务生涯的巅峰。
责任编辑:钱冠宇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戴笠,王蒲臣,张冠夫,毛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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