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儿子后开启新的人生模式，以色列作家凯雷特“转换风格”

还记得一组名为“世界上最窄的房子”的照片吗？这栋房子建在波兰华沙两栋楼房中间的夹缝里，屋中陈设一应俱全。而在夹缝里“蜗居”的男人就是以色列作家埃特加·凯雷特（Etgar Keret）。他的小说在以色列很畅销，甚至于有一段时间，以色列连锁书店里他的书都会被偷走。《七年好时光》（The Seven Good Years）是凯雷特刚刚在英美出版的一部非虚构作品，里面的每一章节都像是一篇凯雷特擅长的超短篇小说。

此前因短篇小说闻名的埃特加·凯雷特，自从有了儿子后开始“转换风格”，尝试非虚构写作。他说写小说对于他来说是“绝对自由里的一种锻炼”，而非虚构写作则“反映生活和行为方式”，成为家长后让他觉得进入了不同的人生模式，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

凯雷特的七年好时光

《七年好时光》里的文字聚焦于战争、亲子关系和凯雷特对以色列人困境的思考。书名的灵感源于圣经故事中法老的梦：一天晚上，法老梦见河边有七头肥壮的母牛，后来又梦到了七头又丑又瘦的母牛。解梦人约瑟夫说，法老的梦预言埃及将迎来七个丰年，但紧随其后的是七个荒年。

“我拥有好时光的那七年，是我既能是我父亲的儿子，又能是我儿子的父亲的那七年。”凯雷特解释说，“在这七年我可以回头看看过去，并期待我的未来。对大多数人而言，这可能微不足道，但我的父母是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延续’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一种奢望，一种幻想。这种想法就投射到我自己身上来了。”

凯雷特在部队服役时写下了人生第一篇短篇小说。他滑稽而又富有创造力的短篇小说让他在以色列小说界“与众不同”。英国《卫报》评价说《七年好时光》像一位迈向成熟的作家的作品。这部作品以凯雷特儿子的诞生为开始，并以凯雷特父亲因癌症去世而结束。

那么凯雷特在七年好时光后是不是步入了七年坏时光？“还不错，只是有点难。”凯雷特说，“不是因为去年夏天的战争，而是我身为人父时我的父亲却不在我的身边。感觉就像是我身处前线，但一直以来的保护却不见了。”

战争一直是凯雷特生活的背景，也构成了凯雷特父母的一生。凯雷特母亲的父母和兄弟都死于大屠杀，凯雷特的父亲则在波兰一个村庄外的“地洞”活了近600天。这对凯雷特有什么影响？“我的童年是不正常的。比如，如果我没有去上学，他们会很高兴，因为他们觉得待在家里比在公共场所更安全。”

凯雷特说，他的父母当年不得不“只求生存”，但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过上更富裕的生活，包括精神上的（不局限于物质）。“我的父亲对我说过，30岁的你生活在一个大房子里，有一个美丽的妻子，如果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我会很失望。”

《七年好时光》不用希伯来语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七年好时光》将读者群定焦海外，所以目前没有计划用希伯来语出版。“我喜欢写小说，因为写小说时无论你写得有多么诚实，你都不觉得‘暴露’。而这篇集子里的非虚构内容让你觉得，你乐于向火车上一个偶遇的陌生人倾诉，而非朋友或邻居。”凯雷特解释说，自己转向非虚构类写作是因为身为人父。

“我儿子出生那天，我开始我的第一份非虚构写作。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后来我意识到，写小说是我在绝对自由里的一种锻炼，非虚构写作则能反映我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成为家长后你会进入一种不同的人生模式：你知道你的行为后果，你会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

但似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能解释《七年好时光》为什么不在以色列出版：看似随意，轻松的写作其实反映了凯雷特迫切希望以色列现状能被外界真正了解。

“我很幸运的是自己长时间在海外，能从其他视角去看我所在的国家的情况。”凯雷特说，“当时我和妻子一起去产房，但所有医务人员都在为轰炸中的伤亡人员忙碌。以色列人对此司空见惯，以至于它几乎不值得受到任何外界关注。”这段经历就是《七年好时光》的第一篇故事，故事里一位长期蹲点在医院的记者认出了凯雷特，就问他：作为作家遭到恐怖袭击是什么感受？因为他平时采访那么多受害者，回答非常无趣，总是说震惊、可怕之类。正当记者期待凯雷特有什么惊人之语时，作家只好坦率回答，他在等妻子临盆。

“去年夏天我在以色列，因为写了反政府、反加沙战争的文字，我和妻子孩子都受到死亡威胁。在以色列，有人会抵制我，说我是叛徒、卖国贼；同时也有海外人抵制我，就因为我是以色列人。”在凯雷特看来，人们往往将以色列人与国家直接画上等号，而没有想到以色列人的个人观点可能很不一样。

此外，凯雷特还表示局外人可以很自然地把巴以冲突看成一场“星球大战”，有鲜明的好人和坏人之分，而现实其实复杂得多。“虽然我很同情巴勒斯坦人的斗争，我也不能说我是亲巴勒斯坦。我也不亲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不亲同性恋迫害，不亲恐怖袭击。”

“以色列右翼不断说外面的世界都恨我们，他们不希望与我们进行任何对话，因为他们都是反犹主义。如果你问任何一个以色列右翼分子，他们都会赞成抵制知识分子。”凯雷特表示，“我认为，在内心深处，‘抵制’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抵制’是非常容易的。如果你选择每天在大使馆前，在雨中，在几乎没有任何媒体报道你的情况下进行发声，那肯定困难得多。相较而言，就待在家中，避免对话，这要容易得多。”

凯雷特还描述了某一天，八岁的儿子列弗从学校回家，并要求凯雷特停止公开谈论自己的看法。凯雷特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在学校了解到，在这里任何想要和平的人都被杀了，拉宾（1995年被刺杀的以色列政治家）、萨达特（遇刺身亡的埃及前总统），甚至约翰·列侬都被枪杀了。他说，我想和平，但我更想要父母。”

然而，向一个孩子说明以色列的复杂情况并不容易。为了向列弗解释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反对检查站，凯雷特和妻子还在他们的客厅设置了一个“检查站”。“他每通过一次，都不得不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要过去？’他会说，我要撒尿。我问你真的需要撒尿？你上一次撒尿是什么时候？两小时后，他说‘我知道为什么巴勒斯坦人要打了，要是我也打了’。”

在所有家长向孩子回答“世界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似乎都会有一场“艰难的对话”。凯雷特感慨：“若你生活在（以色列之外）其他地方，我也不认为回答这个问题会更容易，但也许能先把以色列的重大问题推到一旁。我们都听同样的音乐，但也许在以色列......音量稍微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