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专家：中国想要更具创新精神，需要人们对失败更宽容

尽管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依旧未能挤入全球的创新中心，美国硅谷、以色列特拉维夫、印度班加罗尔、英国伦敦依然名列前茅。

究竟有哪些因素推动了美国成为全球创新力的引擎？中国有哪些可以借鉴的经验？市场竞争和政府调控该如何平衡？大学科研成果如何实现商业化转换以利于民？中国的生物科技行业如何提高自身竞争力？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就此对话了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务长霍尔顿•索普（Holden Thorp）和副教务长塞德里克•卡特（Dedric Carter）。

存在30余年的拜杜法案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副教务长Dedric Carter（下文简称塞德里克）。

澎湃新闻：创新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不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商业模式、管理方式等，你如何定义创新？

霍尔顿：创新将会带来许多积极的影响。但我认为创新不只是新的知识，事实上很多新知识并无法带来变化，创新应该是将现有知识和新知识以新的方式应用在新的领域。

塞德里克：我完全同意，很多时候经济、社会、战略价值才是基础，创造新知识并没那么重要，而是能够从中产生价值。

霍尔顿：人们通常很难知道如何应用新知识，因为人们还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理解消化这些新知识。

澎湃新闻：如何解决高等教育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

霍尔顿：在美国，我们有一项已存在30余年的政策——拜杜法案（Bayh-Dole)。当时，联邦政府认为大学的研究成果需要商业化，为美国人民带来利益的最大化。现在人们依然认为能在大学里做很多事情。人们认为，旧金山、波士顿之所以成为科技中心和创新中心的原因是，这里有很多顶尖高校，例如：斯坦福、伯克利、哈佛、麻省理工等等。确实，美国大多数创新中心都有大量高校，但他们带来的并不仅是科技，还有毕业后选择留在这些城市的大量人才。

美国大学为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最好的例子就是生物科技领域，赫伯特•博耶（Herbert Boyer）博士创建了生物科技行业的鼻祖公司——Genentech（基因泰克）公司。

塞德里克：大学就像一个生态系统，学校、风险资金、好的合作伙伴、有利的政策法规，这些都是一体的。

澎湃新闻：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是如何同企业实现研究成果商业化的？

霍尔顿：我们设有一个特殊的部门叫做科技转化中心（Technology-Transform），为了保护美国大学的创新，他们会授权企业使用研发成果。清华大学已建有这一中心，北大刚刚成立，我不知道复旦是否建有，但他们应该有同样的想法。美国在科技转化这件事上已经做了30余年，中国大学虽然只有2-3年，但我相信只要有了开始，便会有很快增长。

澎湃新闻：学校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哪里？

霍尔顿：根据拜杜法案，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支持，联邦政府会提供资金支持创新研发。

美国人更愿意投资从失败中爬起来的人

澎湃新闻：美国被认为是最具创新力的国家，你认为有哪些因素使美国拥有了世界领先的创新精神？

霍尔顿：对失败的宽容。美国企业家大多数都是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才取得成功，乔布斯曾经被苹果炒鱿鱼，扎克伯格从哈佛退学，比尔·盖茨需要从别人那里购买MS-DOS系统。这些人都曾经历过失败，但他们能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再出发。

中国想要更具创新精神，需要人们对失败更加宽容，给予人们从失败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机会。

澎湃新闻：根据你的观察，中国是否存在这种宽容？

霍尔顿：我对中国观察有限，很难做出评价，但我觉得在中国想要获得成功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在美国，我们愿意让人们进行第二、第三次的努力。很少有企业家第一次就能成功，即便成功了，他们的第二次创业也可能失败，美国绝大多数风投公司也不愿意投资只有一次成功经验的人，我们宁愿投资在无数次失败中爬起的人，这样风投不用再为失败付多余的学费。

澎湃新闻：您如何看待发展大众创新、创业过程中出现的赚快钱现象？

霍尔顿：赚钱是需要耐心的事情，像扎克伯格、盖茨这样年纪轻轻就取得成功的人少之甚少，大多数企业家都在四十岁中后期、五十岁出头才取得了成功。

塞德里克：我会告诉（有这样想法的）学生，你的想法很好，但是太过物质主义，价值观才是推动你走长远的东西。我们很难对赚快钱做一个笼统的评价，但是如何二次投资第一桶金很重要。另一方面，不是所有行业都适合赚快钱，比如医药行业，短期投资并无法获益。

霍尔顿：没错，特别是新药公司，往往要经历15年才能赚钱。有人赚慢钱，就有人赚快钱，但我们需要对赚快钱的人具有包容的心态，不要设法探究他们是如何赚钱的，而是他们有用自己方式追逐梦想的自由。

以医药行业谈创新与监管

澎湃新闻：创新会带来竞争，无论是技术，商业模式，还是价格，你如何看待政府对竞争进行行政监管？

霍尔顿：美国也有很多监管，特别是在医药行业。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金钱进行新药测试，以确保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尽管我们在这一领域有很多创新，但依然得面临政府监管，创新和监管并无法二选一，我相信随着生物科技在中国的发展，也会面临相同的现象。

澎湃新闻：中国的医疗健康行业拥有巨大的市场，但外国医药公司，特别是新药公司很难进入中国市场，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霍尔顿：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中国监管层深思熟虑的问题。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获得更好的医疗资源，涌入城市，我相信在北京、上海这些地区人们能够获得和美国一样的医疗救治，但这些资源有限，随着中国人口对高质量医疗资源需求的增加，这是中国必须要正视并解决的问题。

我这次来中国，看到人们清晨在医院里排长长的队伍，未来这个队伍还会更长，我们非常想知道，中国政府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澎湃新闻：仿制药在医疗领域具有非常大的市场份额，虽然中国的仿制药良莠不齐，但美国和印度的仿制药依然难以进入中国，各方也缺少技术合作，中国企业应该如何提高仿制药的质量？

霍尔顿：我相信中国的患者会不断要求高质量的仿制药品出现，中国需要解决本国民众的诉求。而对于美国企业家来说，无论中国政府的最终策略是什么，我们都需要调整商业策略以求适应。

澎湃新闻：美国医疗行业在面对欧洲药企的竞争时是否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霍尔顿：美国的药品批准过程非常复杂，我们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以达到政府标准。而在欧洲，新药批准更为容易，许多美国药企都会选择在欧洲进行临床一期试验，因为在欧洲进行临床一期更为容易，该环节结束后，再回到美国进行后续试验。

如果药企在中国市场面临同样的问题，他们可能会选择在其他国家进行新药测试和批准，而这无疑会延缓中国患者能获得新药的时间。

澎湃新闻：中国新药企业在拿到CFDA（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认证后便可以上市，但中国企业中能拿到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企业屈指可数，FDA的标准要比CFDA严格非常多，您认为国际社会是否需要设定一个统一标准保证药品安全？

霍尔顿：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FDA的监管非常非常严格，获得FDA通过的药品很安全。但是世界各国对于药品的需求各不相同，例如在欧洲，人们希望能够更早的使用新药，因此很难在世界范围内推行统一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