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之凯：德国战后占领时代的历史记忆

编者按：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七十周年， “二战战败国改造与反省之路”比较研究丛书由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孟钟捷主编、黄山书社出版。本套丛书入选“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重点出版物”，四册丛书中两册研究德国，两册研究日本。本文选自丛书分册《大国合作的实验——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研究》，由黄山书社授权澎湃新闻使用。

消失的四年——对于ACC占领时代的集体失忆

盟国管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uncil），或称盟国管制机关（Allied Control Authority），德语称之为“Allierter Kontrollrat”（盟国管制当局）或“Vier Mächte”（四国占领机构），是二战欧洲战场结束后在盟军德国占领区的军事占领管制机构。其组成国最初有美、英、苏三国，之后法国加入。该组织总部位于柏林——舒安尼堡（Schöneberg），自二战末期起成立，担负起了联络各德占区占领国政府、重建德国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重要任务。随着德国纳粹残余影响的肃清与东西方矛盾的日益凸显，管制委员会内部的斗争不断深化。1948年3月，盟国管制委员会因内部合作关系破裂转入名存实亡的阶段，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随两德合并最终和约签订而正式寿终正寝。

然而有关ACC的研究却始终处在尴尬之中，与向来承上启下阶段往往是研究重心的史学逻辑不同，作为一个活动在二战与冷战时间夹缝之中的组织，这两个传统史学研究的热点正反衬出了ACC这一研究主题的冷清境遇。

对于学者而言，意识形态和思想立场局限了他们在ACC这一平台上的研究视野。ACC实施对德全盘分区占领制度，美英苏法四大国各有其占领区所在。而从根本上讲，四国在德的利益所在与政策导向有着本质不同。冷战时代，东西阵营学者为了维护本方的立场，往往夸大地支持己方的对德策略，攻讦对方的作用，无形中将合作求同的ACC的存在抛诸脑后。而在冷战结束后，在二战的历史解读中与西方曾分庭抗礼的苏联史观崩塌，使得英美史学研究观点处于垄断地位，形成了一种有着盎格鲁撒克逊文化自豪感的认识，即认为如今的新德国单纯是美英民主的产物，是二战期间与战后美英对德决策的成果。而ACC由于涉及苏、法方面，反而被认为是拖慢了美英对德改造步伐，往往被视为消极因素对待。

对于大众而言，出生在21世纪的年轻人，几乎鲜有机会从在世长辈口中获得二战与占领时代的完整记忆。尤其对于德国青年来说，他们正面临德剧《我们的父辈》（Unsere Mütter, unsere Väter）中同样的窘境，他们很难相信自己的父母长辈曾生活在纳粹的黑暗之中，自然也同样对于盟国分区占领下的德国经历难以置信。这种社会认知的缺失与上述学术界的偏向结合，使得ACC始终处在德国历史上一个暧昧不明的地位，往往被用作不同思想不同主张的衬托工具而提起，却少有直接客观的叙述与讨论。这就使得如今的德国社会的历史认识出现了盟国管制委员会活动期间（1945年8月-1948年3月）的近四年空白，ACC被视为一个占领军政府、一个临时军管机构，一个地方权力组织，如同幽灵般萦绕在各类史学作品里，却偏偏不是其理念真正所在——一个拥有正当主权，通过国际合作予以实现的全新国家。

至高理想与无声落幕

1945年6月5日，四占领国的最高指挥官签署《有关战胜德国的共同宣言》，正式废除该国境内一切德国政权：

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与法兰西共和国联合政府特此承担起有关德国的一切最高权威，包括德国政府、最高指挥部及其他邦国、市政府、地区政府或当局享有之所有权力。对于以上权威及权力之承担，旨在业已宣布之目的，并非为吞并德国。

波茨坦会议最终通过了《管制初期处置德国的原则》，正式将四国政府通过《柏林宣言》获得的德国主权移交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从而顺利实现了ACC的主权合法化。会议公报指出：“德国军国主义及纳粹主义将予以根除，各盟国一致同意，于现在及将来还将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使德国永远不再威胁邻邦或世界之和平”，并说明：“盟国无意消灭和奴役德国人民。盟国愿意给德国人民在民主及和平基础上重建其生活的机会”，1945年8月30日，四占领国在柏林发布第一份公告，宣布盟国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当时，盟国管制委员会最初成员如下：苏方：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英方：伯纳德·蒙哥马利陆军元帅，美方：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法方：让·德拉特·徳塔西尼将军。

综上所述，可见ACC的诞生并非德国简单的改朝换代，亦或是盟国为实现占领方便为之，它本身是大国合作的产物，是战时产生的对德改造理念理想与四国在德目的结合的产物，换而言之，是思想理念与外交现实所构建出的新国家体系。它从盟国手中获得治理改造德国的权力，而非第三帝国抑或霍亨索伦王朝的主权接续，以示对纳粹毒素与军国主义的弃绝。

然而理想与现实必然存在差距，战时反法西斯的共同大义下达成的合作意愿在战后始料未及的形势下是相当脆弱的，何况四国之间本就在对德问题上有着重大分歧：美国致力于德国的“去工业化”，英国主张推行英式民主，法国希望分割削弱德国，苏联则旨在获得赔偿并获得意识形态盟友。加之冷战风雨欲来，四国之间的裂缝不断扩大。而这时，原本为理想而制定的种种行事原则，便成为了葬送合作的毒药。在波茨坦通过的《管制初期处置德国的原则》中，政治原则开篇规定：“按照对德管制机制规定，德国境内最高权力由美利坚合众国、联合王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法兰西共和国占领军总司令遵照各国政府的指令，分别在各自占领区实行；彼等并以管制委员会成员的身份，共同处置有关全德事宜。”在其经济原则第14条中，又特别指出“占领期间，德国应被视为一个单一的经济单位。为达到此目的，应确定共同政策”。这直接衍伸出ACC内部的“四国一致”原则：ACC下四国占领当局对有关全德的决策需保证全员一致；在ACC决策过程中，一旦四占领方中任何一方否决、抵制甚至仅仅默不回应，都会导致决策不能以ACC名义在全德作出。然而，这一规则实际起的是反效果，它虽意图建立一种四国相互妥协的合作体系，事实上却赋予了参与方对于四方协商潜在的一票否决权：各国在ACC的政治博弈中，往往放弃因需要四方首肯而不易达成的协商一致手段，转而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否决权来破坏他方的建议，从而提出自己的要求以要挟他方同意，而哪一方想要继续合作，就不得不作出让步。随着ACC“独立行事”原则的建立，这一情况更为恶化，加深了盟国管制委员会运作中的决策危机。

ACC中“独立行事”的原则，来源于ACC于8月30日颁布的第一号公告第3条，它在向全德宣布ACC成立的同时，也表示四国总司令在各自占领区内颁布的政令继续有效。这实际上就等于承认了各国占领区军事总督仍有对其占领区的治理权，无需通过盟国管制委员会协调一致，使德国的“主权”与“治权”发生了分离——名义上的最高权力归于ACC，但实际上的治理行事权仍掌握在各军事总督之手，并不受ACC制约。虽然看起来这是把针对全德的ACC以及针对占领区的军事总督的权限做了区分，以保证各占领军军政府在其占领区上的合法治理权，从而使其能在战后纷繁的占领事务中便宜行事。可这事实上也从下而上地破坏了ACC所秉持的合作设想：如果各占领区都可以在ACC没有限定的情况下独立作出决策，那怎么还能指望各占领区能做到一致呢？随着ACC内部矛盾的深化，加之对立方利用“四国一致”原则破坏ACC内合作的情况增多，依靠“独立行事”办法在自己或合作占领区内独力推行政策就无疑成了方便之举。而一旦这种境地严重到各方都不愿再费力达成一致，只求在各自范围内自行处置的地步时，ACC存在的必要性也就烟消云散了。1948年3月20日，苏联代表单方面退席盟国管制委员会会议，四国合作的态势由此打破，ACC陷入了长期的瘫痪，直到两德合并才在法理上正式终结。然而值得指出的是，ACC制度的优点与缺陷得到了总结，为二战末期正在筹备并日渐完善的联合国组织工作提供了借鉴，其行事原则所体现的理想化合作理念，在安理会制度、轮值主席国、维和介入无政府地区等联合国政策原则上得到了体现。

走出民族国家的迷雾

无论功过是非，ACC最大的创举在于打破了20世纪人们对于民族国家模式的盲目迷信。德国在希特勒的雅利安人种优越论蛊惑下走上了民族优胜劣汰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道路，从而引发了二战的灾难。因此必须寻求一个超出传统民族国家范围之上，能够杜绝纳粹与军国主义遗毒，实现民族、国家之间和平交流与平等共处的平台，以长久地杜绝战火、协调关系。为了防止世界上再出现一个纳粹国家，需要联合国，而为了防止德国出现第二个希特勒，则需要ACC的存在。虽然有关ACC的研究依然屈指可数，但它的影响已镌刻进了新德国的骨髓。虽然ACC在短短4年时光中便陷于瘫痪，但它所致力的非军事化、非纳粹化等各项事业为日后的德国道路编订了标尺，为德国的改变奠定了基石。在四国占领与东西德分裂状态下反思的德国人继承了ACC所引导的和平发展事业，走出了与祖先截然不同的道路。今日成为原法西斯国家追思历史补偿战罪典范，在欧洲致力于一体化合作与共同建设，成为“欧洲经济发动机”，在全球积极参与文化交流、经济发展与和平事业的的德国，便是ACC事业无可置疑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