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职规模萎缩为哪般：中国职业教育面临灵魂的丧失

近日财新网发布了一则《中职规模连年萎缩，在校生人数占比仅42%》的消息，其中提到“全国中职招生人数占全体的比例已连续5年下滑”，“在校生人数则连续4年下滑”，并认为“中职教育萎缩的趋势，都与政府制定的发展目标存在一定距离”。据教育部发布的《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9-2014）》显示，不管是中职的招生数还是在校生数，在高中阶段教育总数的比例中确实有逐年下降的趋势。

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下降趋势是在学龄人口不断缩减的大背景下发生的。除此之外，影响中职规模萎缩的原因也很复杂，还包括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产教脱节、职校体系两极分化，乃至职教理念的丧失。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重新反思职业教育与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

职业教育培养的是支撑国家经济发展的劳动者，面对着职业教育的重重矛盾，不应当仅从职业教育本身来讨论困难，而应该从整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形态来反思。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学龄人口萎缩

中职招生数的下降是在学龄人口不断缩减的大背景下产生的。

根据《公报（2009-2014）》的统计数据，2009-2014间，全国小学和初中的招生人数因为学龄人口的减少而下降，高中阶段（包括普通高中、成人高中、中等职业教育）的总招生数则从2010年到2011年下降2.5%。到2014年的三年中，高中阶段总招生数分别下降了4.0%（2012年）、6.3%（2013年）和5.4%（2014年）。

其中，中职的招生数是从2011年开始下降，普高的招生数则从2012年开始下降。从下降的幅度看，2012年，中职和普高的招生数下降的幅度是一致的（都为7.3%），而2013年和2014年，中职招生幅度的下降则快于普高：2013年中职招生数下降了10.5%，普高招生数只下降了2.6%，而2014年二者分别下降了8.2%和3.2%。

由此可见，中职招生数的萎缩是高中阶段学龄人口下降的一个表现。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的加剧，高中阶段的招生人数还可能继续缩小。

问题在于，近两年中职招生数的下降为何快于普高？

产业结构的痛楚

2010 年，教育部颁布了《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2010- 2012）》，其中提到对职业学校的建设支持。其实早在2008年前后，内地各个城市便开始发布各类文件，提倡发展职业教育，并呼吁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上服务于当地的产业转型。

但是，内地的产业转型并非建立在技术升级和科技创新的基础上，而是大量地引入劳动密集型企业。以重庆市为例，2002年开始建立的各大工业园区，并从2008年左右开始引入电子信息制造企业。这些企业以代工厂为主，需要的是大量的非技术性的组装人员。

尽管《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2012年信息产业技能人才保障工作的通知》中鼓励各校“不断扩大信息产业类专业学生数量”，但这给中职学校带来了更大的难题：设置电子信息专业，但教给学生什么？迁入内地的代工厂，需要的是大量的流水线组装工人。哪怕初中毕业生，只需要几天的培训，便可上岗。对于许多学生来说，即使上了中职学校，毕业后也是进入工厂从事不需要任何职业技能的装配工作。于是他们开始形成这样的想法：以其在中职“混”日子，还不如初中毕业后直接进厂。

笔者在研究中发现，许多学生进入内地中职学校，都是由于父母的坚持。来自农村的他们，由于初中教育资源匮乏，无法进入高中，父母则不希望他们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于是，他们被送进中职拿“文凭”。但许多学生在了解“文凭”的无用后，纷纷选择离开学校。

同时越来越多的家长发现，三年的中职教育并不能为孩子未来的命运带来更多的改变，从而放弃将学生送入中职学习的想法。

令人尴尬的产教脱节

由于内地产业转型对非技术性工人的需求，使得中职学校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一方面，若是按照产业转型要求设置非技术性专业，难以满足学生和家长对学习技术的期待；另一方面，若不按照当地产业转型设置专业，则难以满足学生的就业需求，发生产教脱离。

一些内地的中职学校同时设置了幼教、计算机、轨道等专业，但这些专业的学生毕业后难以找到对口工作，大部分还是进入工厂从事流水线的装配作业，或进入服务业、餐饮业工作。他们在中职学习期间，也很难获得相应岗位的实习，只能在当地的代工厂进行与他们的专业毫不相关的实习。在许多地区，由于代工厂对作业员的需求量过大，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许多学校甚至将入学不久的学生作为廉价劳动力直接送进代工厂，从而形成“学生工”问题。

产教结合是职业教育的特色，也是职业教育的核心，产教的脱节，使得中职学生成为资本攫取利润的对象，也使得职业教育背离了初衷，遭到了学生和家长的抵抗。从2010年开始，郑州就出现了多起中职学生抵制实习的群体事件。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工厂内部，都充满了学生各种形式的抗争。

这些不断激化的矛盾，使得“中职”逐渐成为一个“不光彩”的符号，让越来越来的家长和学生望而却步。

职校体系的两极分化

因此，中职的问题不仅仅是教育问题，也是经济的问题，更是社会的问题。职业体系两极分化本身也是社会与市场关系转型的结果。

随着国家逐渐从职业教育领域中退出，大量中职学校被甩入市场，自负盈亏。《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行动计划 （2010- 2012）》提到更多的是对公办职业教育的支持，而民办中职教育则陷入更为严峻的生存问题。

《公报（2009-2014）》的数据显示，中职学校的数量一直在减少。近年来，国家对待中职教育的政策上，有抓大放小的趋势，即进一步支持实力雄厚的公办教育，而对待民办教育，则采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态度。为了在市场中生存，许多民办中职学校只能按照市场的逻辑和要求来招生和设置专业，这加剧了前面所提到的当地产业结构所带来的困境和产教脱节的问题。

许多民办学校不得不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招生上，从而加剧了它们的经济负担，进入恶性循环，另一小部分学校则直接把“校企合作”当作获得经费来源的生存方式，遭致学生的不满。

职业教育理念的丧失

反思历史，职业教育在中国的出现与民国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理想有着紧密联系。中国职业教育的鼻祖黄炎培先生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灵魂——职业精神的培养。然而在今天，中职学校不仅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也面临着灵魂的丧失。

职业教育研究热衷谈论“德国模式”、“英国模式”，却疏于探讨中国职业教育的内涵。对于什么是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们是忽略的，而国家对于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更多是集中在“量”而非“质”上。许多职业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将职业学校的学生看作是问题学生。

可以说，在职业人格的塑造上，中国目前是缺乏理念的。

学校的德育工作常常忽略了中职学生的主观意愿和真实情感。虽然每个学校都设有相关的德育课程，但德育课程的教材内容却与学生意愿、情感严重脱离。中职学生大多来自农村，许多人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和他们缺乏情感交流。许多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并没有学会如何爱自己与爱别人，一些学生甚至缺乏与人沟通的技巧。

家庭教育的缺失与家庭关系的紧张并没有让许多中职学生获得“ 完整的社会化”，而学校教育也一直在贬低其存在的价值，从而对人格的塑造产生负面的影响。许多学生从小到大接受了主流教育对自己的否定，也将自己视为低人一等的“差生”，在学习 、生活中都缺乏自信。

他们的成长经历中缺乏肯定和支持，也缺乏陪伴和引导。在长期的否定下，他们无法客观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他们的成长经历被淹没在各种虚无和迷茫中，他们在职校的学习和生活中寻找不到价值和意义，很容易在中途退学，导致中职在校生的数量逐渐递减。

对职业教育内涵的反思也必不可少。今天我们热衷于讨论美国怎么样，德国怎么样，日本怎么样，却忘记了我们的前辈已经在百年前，结合中国的实践，提出了自己的职业教育内涵。黄炎培先生一直提倡职业教育中职业精神的培养应与技能培养并重，其中“劳工神圣”强调劳动的神圣性与使命感，成为黄炎培职业教育理念的核心。反思中国的职业教育理念，黄先生在当年提倡的，也是我们今天所缺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