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泼斯坦看淞沪会战：在三英里长的战线上筑起血肉长城

 【编者按】

“本书初版于1939年，讲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头两年战争的情形，当时我是美国合众社的记者。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是24岁，但是已经有些经验。战争爆发，我适在北京，听见过卢沟桥开战的炮声。很快，我在天津目击了该市的争夺战。随后，我在南京和武汉报道政治和军事方面的事态发展，还在前线报道了著名的山东台儿庄会战。这段时间的末尾，我在广州，直到广州沦陷。”

“二战”期间，伊斯雷尔·爱泼斯坦一直奔走在中国抗日战线，为纽约时报、美国合众社等媒体和通讯社提供远东战场尤其是中国战场的第一手报道。本文选自他的《人民之战》，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该书全面介绍了中国1937至1939年的抗日战局，既有对战事战况的细致描写，也有对战局走势的深入分析。

占据上海是日本侵华政策必然结果

“这回将是全民皆战，”在平津陷入极度失望之中的那些日子里，我的一位大学生朋友充满信心地说，“到处都将是前线。”

事态的发展很快证明，他是对的。在这两个城市陷落12天后，日军的主力和中国中央政府的精锐部队在北平西北30英里的长城边的南口打起来了。不到两个星期，保卫上海的大战开始了。这次历时三个月的英勇无畏的战斗为中国赢得了举世的同情和钦佩。

对日本人来说，上海事件是卢沟桥事变和日本以前的全部政策的必然结果。当威胁和政治压力未能使他们控制华北时，他们便动武了。南京中央政府对日本的武力威胁表示藐视并作好应战准备，而不像以前那样屈膝妥协，因此，日本人便决定进攻他们认为是中国政府实力主要堡垒的上海了。

如果夺取了上海，日本人就可以使中国政府受到严重的打击。在工业上和财政上，这个城市是中国最富庶的基地。作为一个港口，上海是中国通向西方的主要门户。中国的对外贸易大部分是通过上海进行的。在军事上，上海控制着通往南京的水路和铁路要冲。

上海还是英、法、美三国在中国的势力中心。这三国在上海有大量投资和贸易利益，在某些地方（如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它们还享有行政权。英国在上海的利益特别大，在英帝国以外投资最多的就是上海了。在夺取上海以后，日本人希望不仅可以左右南京，而且可以左右其在中国的主要经济对手。他们完全预料到，英国会支持中国尽力避免上海遭到进攻。但他们也相信，一旦这个大城市被控制在他们手里，他们就可以提高谈判条件；他们可以利用英国对中国政府的巨大影响来迫使中国迅速接受休战。1932年第一次“上海之战”后发生的事情正是如此，当时，主要是英国的利益促使中国接受了屈膝投降的“休战”，从而结束了英勇奋战三个月的19路军的抵抗。

结束第一次上海之战的这次休战使日本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所以他们发动第二次战争，毫不怀疑他们有能力迅速占领这个城市。根据条约，中国军队不得进入这个地区，只留下3000名“保安队”驻守，像在天津一样。而日本人则有权在以虹口为界的中国领土内的“越界公路”上自由行动。虹口是外国人管辖的公共租界的一部分，早被他们当作住宅区。1932年，防御得最好的中国工事就位于这些公路上。由于这些阵地坚固，侵略者费了很大劲，死伤多人才攻下来。现在，这里建筑了一个绝对难攻的堡垒，布满了大炮，能够抵御大炮和飞机的袭击，这就是江湾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新建的钢筋混凝土兵营。

像在天津一样，西方列强在其帝国主义扩张时期强加在中国身上的不平等条约给侵略者造成了最有利的形势。在天津，根据庚子条约，中国军队不得进入这个城市。在上海，日本可以在公共租界内建立一个强大的基地。像在华北一样，对日本的抵抗从一开始就受到中国政府在妥协年代里作出的种种让步的阻挠。关于这一点，上面已经谈到了。

日本在上海的据点，不光是海军陆战队兵营。在公共租界具有战略意义的街道上，日本公民们多年来建筑了许多用最坚固的材料建造的现代化小“房屋”，房顶盖了一些厚厚的水泥板。日本子女的学校、日本人拥有的工厂，甚至在外面道路上建筑的“科学实验站”（友好的中国政府怎么好意思不让人家盖呢）都是选择有利的地形，用坚固的材料建造的。在这些建筑物的宽敞的地下室里，日本人早已储备好了枪炮、弹药和食品，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呢。打仗一个月之后，当这些一度平安宁静的街道上的大部分建筑毀于战火时，日本建筑师根据日本战术家的计划建造的那些低矮结实的房屋则依然存在，即使最没有经验的人，也一眼就看出了它们的用场。那时，它们坚固的房顶上架起了大炮，牢固的墙壁后面伸出了机关枪，瞄准所有的地方。

日本海军陆战队在将来可能交火的地方多次举行了演习。他们当时驻守上海，有5000人，而中国的武装警察只有3000人。由于这些演习是在凌晨3时至5时进行的，只要把街道封锁起来，甚至某些准备好的据点也可以使用。日本历次驻防军大都参加过占领上海的演习，一旦真的打起来，他们都可以作为增援部队返回来，把他们的经验用于实战中。但这些精心策划的演习并不像他们预计的那么有用，因为中国的抵抗意想不到地猛烈，打乱了日本的计划。

如果日本在华北得手，它就会在上海制造事端，这一点任何人都不怀疑。铭记着1932年的教训，当卢沟桥的小冲突可能导致大的敌对行动时，上海人民在7月份就作好了应付最坏局面的准备。中国政府也开始进行战备，以防上海走北平和天津的老路。但当时并没有违反1932年停战协定。虽然市内的保安队开始建筑防御工事，但正规军尚未开进市内。后来，日本海军陆战队的调动和增援部队的开来才表明，进攻即将开始。

平津陷落之后的上海战局

早在7月24日，上海就感到惊慌不安，因为当时发生的一个事件非常类似导致卢沟桥发生冲突的那个事件。日本海军突然宣布，一个穿蓝色上衣的、名叫藏本的日本士兵被人绑架了，如果不立即把他放回，日军就要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日本派巡逻队进入中国领土来寻找他，形势紧张起来。原来这个日本士兵跳长江自杀，被镇江的一个中国船夫救上，交给有关当局。一场虚惊结束了。

在讯问时，这个士兵供认，他没有按照规定去日本皇军的专用妓院，而是去了别的妓院，从而违反了纪律；他的行动被长官看见了，因害怕受惩罚而逃跑。甚至日本海军也无法借口这个事件而开战，何况华北的谈判正在进行，中日冲突的未来趋势尚不明朗。

8月份，日本要在上海采取行动的迹象已变得十分明显，准确无误。他们的内河船队从汉口和其他长江口岸撤走了日本侨民，这些船只集中在上海，没有返回原地。8月9日，即这支船队到达的同一天，上海发生了一件日本帝国式的真正的挑衅。日本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和水兵斋藤要藏贡献了他们的生命，以便制造一个借口——这是神圣的护符，日本人每逢采取行动总是这么做的，因为他们是一个计划性很强的民族，总是事先把一切安排好。他们开车驶入中国虹桥军用机场，当哨兵拦阻时，他们便开枪打死一人。其他哨兵迅速反击日本人。

两天以后，由五艘巡洋舰、九艘驱击舰、九艘炮艇、一艘航空母舰和许多运输船组成的一支舰队开进上海。在日本商船公司拥有的码头上，他们卸下了枪支弹药、补给品、卡车、坦克、兵力以及一支装备精良的远征军所需要的全部装备。不用说，这样一支部队是不可能在短短两天的时间内集合起来渡过日本海的，即使大发雷霆的天皇下命令，也做不到。

日本大使馆仍然在南京照常办公。在这支舰队抵达上海的那一天，它要求中国政府从上海撤走保安队。日本想不战而胜，唾手夺得这座城市。中国政府没有理会日本，而是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它公开宣布了所采取的自卫措施，它不仅没有撤出保安队，反而赶忙派正规军——精锐的第88师去支援它。

8月13日，第一批炮声在上海隆隆响起。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战斗，像一颗炸弹一样，扔在这个大都市的心脏。那里有400万人在生活和工作。一天之内，就有大批难民源源不断地涌入法国租界和公共租界里的非日本区，成片的房屋、商店和工厂成了战场。在闸北和江湾，日本舰队的大炮把炮弹无休止地倾泻下来，中国士兵和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在这条灰色的长街上打开拉锯战，死伤者数以千计。不久，双方动用了所有的武器。日本海军飞机对中国防线狂轰滥炸，中国空军的歼击机和轰炸机，在它成立以来第一次起飞迎战外来之敌。

8月13日标志着华北事变、上海事变和所有其他事变的结束。从今以后，再也不可能谈论敌对行动的“地方化”了。尽管中日两国仍然维持着“正常的”外交关系，但它们之间已经开始一场全面战争了。上海战事爆发两天后，日本飞机对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进行了首次轰炸。

在三英里长的战线上筑起血肉长城

7月份，卢沟桥的英勇保卫战使全中国感到骄傲和自信，促使政府起来领导抗日的人民。从那时以后，北平和天津几乎是兵不血刃就陷入敌人之手。而今天在上海，中国军队在三英里长的战线上同武器精良的日军决一死战，这条战线的每一寸土地都被日本海军的数百门大炮瞄准。中国军队是坚决抵抗这种进攻呢，还是屈膝，把中国这座最大的城市拱手交给日本？

中国军队没有屈服。8月份和以后的两个月，它继续坚守上海。针对日本人疯狂的猛烈轰击，它筑起了一座新的血肉长城，像聂耳所唱的那样。它以其劣势的武器装备，击退敌人，给他们以重创。在这方面，它得到空军的有力支援，青年飞行员参加了上海战役，成功地击退了日本对南京和杭州的空袭。在第一周结束时，30架日本飞机被击落，一部分是首都有效的地面防空设施击落的，一部分是中国的年轻飞行员用机枪击落的。

当时的空战，中国明显地占了上风。最初的几次胜利是极为重要的，怎么说都不会过头，特别是对后方的民心尤为重要。在人民居住的城市上空，敌机一来空袭，人们就看到它们冒着浓烟被击落，以后他们也就不怎么害怕它们了。

在共同的敌人面前团结起来，抗战到底

在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政府第一次勇敢地反对日本人鲸吞华北的企图。而在上海事变以后，它更是对日本对华政策的一切野心给予打击。

当两国军队在上海和南口激战的时候，南京则紧张地进行政治、外交活动，清楚地表明蒋介石“抗战到底”的口号是认真的。而日本人则企图不战而胜，统治中国。

中央政府的军队在两条战线上战斗着。

他们尽一切力量使地方军队的领导人转向南京。

现在，全国各地的司令们都云集南京，表示愿意领导他们的军队反对共同的敌人。他们坐飞机来自最遥远的、以前曾是人迹罕到的省份和地区。其中许多人对中央政府只是口头表示拥护，有些人，如云南省主席龙云，是第一次访问首都。在那些表示愿意充分合作，共同进行民族战争的人士中，最杰出的要算是除中央政府自己的由德国人训练出来的军队外中国另外两支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的领袖，他们就是多年来一直实行自治的广西将军李宗仁和白崇禧，以及南京军队十年来一直围剿的红军的领袖。1932年曾经英勇保卫上海，但后来由于反对政府的投降政策而解甲的、著名的19路军司令们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和蔡廷锴也回到南京，表示愿意为国效劳。

在妥协投降的时代各奔前程的各党各派，在日本进攻的面前重新团结起来。蒋介石在围剿红军和巩固其在西部省份的权力的过程中在全国各地修建了漫长的公路。现在，数十万军队沿着这些公路开赴抗日前线。广西的将军们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主要是为了对付蒋介石。现在，他们勇敢的士兵们已经置身于上海和山东的战壕里。红军在同装备精良的政府军作战时，锻炼出了一种几乎是传奇式的灵活机动、出其不意的战术。用不了很久，它就表现出，这种战术对付日本人同样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