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在战火纷飞的乌克兰阅读托尼·朱特

【编者按】

中欧与东欧思想史研究者玛希·肖尔（Marci Shore）近日在《纽约客》杂志上撰文，讲述乌克兰知识分子在战时阅读托尼·朱特（Tony Judt）的故事。托尼·朱特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著有《战后欧洲史》《论欧洲》《重估价值》等书，2010年因肌萎缩侧索硬化症去世。肖尔和同在耶鲁任教、专长中东欧及犹太人大屠杀历史的丈夫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都是朱特的生前好友。朱特生平最后一本书《思虑二十世纪》即他与斯奈德的谈话录。

历史学家托尼·朱特（1948-2010）。

五年前，乌克兰的一名历史系研究生——尼古拉·巴拉班（Mykola Balaban）读到了托尼·朱特的不朽之作《战后欧洲史》。这本书是对20世纪下半叶欧洲的一个令人称奇的综合，它横跨东西，既谈论艺术，也讲述战争，还有当时的人和他们的观念，足足960页。（这位作者——长期任纽约大学教授、从未停止犀利讽刺英国的朱特，是我的朋友。）“我几乎一口气就读完了。”尼古拉告诉我。

尼古拉当时正在构思他的学位论文：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Lviv）在1941年6月22日至7月5日之间的微观史。这段时间正是纳粹德国进攻苏联后的头两个星期，那时的利沃夫正处在红军撤退、国防军到来之间的无政府状态。人们在洗劫商店；苏联秘密警察机构之一苏维埃内务人民委员会（NKVD）在枪杀囚犯；民族主义者宣布乌克兰独立；希特勒的别动队在处决大学教授，他们大部分是波兰人；乌克兰人在谋杀犹太人。这在乌克兰不是一个受人欢迎的话题。而尼古拉被《战后欧洲史》一书作者的无所畏惧和不顾学术时尚所吸引，准备“逆流而行”。尼古拉在托尼的书中还发现了一种理解东欧的方式，即将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欧则是欧洲“阻止自我东方化”的一种思路。

尼古拉和他的朋友、另一名来自利沃夫的历史系同学博赫丹·索尔查加（Bohdan Solchanyk）一起，在波兰完成了部分研究生课程。夜晚，他们都会在华沙大学学生宿舍的厨房里，喝西班牙葡萄酒，吃法国奶酪，谈论历史：对比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讨论斯大林主义的罪行，讨论新左派。一天晚上，他们起意，想举办一系列托尼·朱特作品讨论会。

然后基辅广场事件发生了。2013年11月21日，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违背他一贯的外交主张，出人意外地拒绝同欧盟签署一项联合协议。这天晚上8点左右，32岁的阿富汗裔乌克兰记者穆斯塔法·纳耶姆（Mustafa Nayyem），在自己的Facebook主页上贴了一句话：“来吧，我们来点真的。谁今晚准备午夜时候去迈丹（Maidan，即基辅的中央广场）？光‘点赞’不算。”

秋天结束冬天刚来之际，政府针对中央广场上抗议者的暴力行为日增。亚努科维奇的防暴警察使用了低于冰点温度的高压水枪。抗议者逐渐消失，他们的尸体有时被人发现冰冻着躺在树林里，身上有遭受酷刑的痕迹。2014年2月18日，是一个周二，亚努科维奇的防暴警察开始使用真枪实弹。在广场呆了半个月的尼古拉，那天正好在家乡利沃夫养病。在那里，他见到了博赫丹，博赫丹没有告诉尼古拉，他那晚打算去基辅。

2月20日周四，尼古拉的另一位朋友在麦当劳门前的一堆尸体中，发现了博赫丹。政府军的一个狙击手开枪杀死了这位年轻的历史学家。发现博赫丹尸体的朋友还看到，博赫丹的手机上有他未婚妻玛莉亚（Marichka）不断拨打的提示，17次。

杀戮发生三个月之后，托尼·朱特在大西洋两岸的许多朋友和同事都赶赴基辅，互相碰面，支持这场由纳耶姆的Facebook帖子开始的革命。这种努力正体现了托尼·朱特所坚持的信念，历史学家的道德责任不仅仅在于理解，更要去参与。

这次集会是莱昂·维瑟提尔（Leon Wieseltier）的主意，他和托尼的友谊在2003年终止，那年托尼在《纽约书评》发表了题为《以色列：另一种选择》（Israel: The Alternative）的文章。文章中，托尼下了一个无情的论断：犹太国家与民主不可兼得。他的反犹复国主义和阿瑟·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相似：其激情都来自曾经身在其中的经历。这篇文章发表后，莱昂很多年没和他说话。2010年8月，托尼因肌萎缩侧索硬化症病逝。莱昂在组织基辅集会的时候，告诉我丈夫蒂莫西·斯奈德，如果托尼在这里，他会是莱昂第一个想要邀请的人。

蒂莫西·斯奈德在基辅集会的开幕演说中，呼唤“托尼·朱特的传统——作为他那个时代欧洲的伟大历史学家，朱特知道如果没有东方，西方没有任何意义，知道如果没有思想，政治就毫无意义”。托尼研究东欧比他研究思想史晚得多。在战后英国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长大的他，曾经告诉我说，马克思主义是他孩提时代呼吸的空气。后来，作为剑桥学生，他是1968年5月聚集在巴黎的千万人之一，“在示威的时候，我们一边热情地蹦上跳下，一边高喊着胡，胡，胡志明”。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托尼才明白，1968年的巴黎，并没有比华沙和布拉格创造更多的历史。他通过和他波兰同代人里最杰出人士的友谊，明白了这一点。这些朋友在托尼蹦上跳下高呼“胡，胡，胡志明”的那一刻，正在自己的国家蹲大牢。

《未竟的往昔：1944-195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Past Imperfect: French Intellectuals, 1944–1956）是对萨特、梅洛-庞蒂，以及其他变成斯大林辩护士的法国哲学家的严厉谴责，也是托尼在这一背景下的自我清算。长期以来，萨特是欧洲知识分子奉为最接近神的人；从托尼的观点来看，这就是萨特承担这么多责任的原因。朱特写道，萨特“明显的沉默”，是他在面对 “他人的血”的时候的沉默——他人，也就是那些在战后东欧恐怖时期被拷打和处决的人。萨特和他的朋友们认为，西方不能批评共产主义，因为西方知识分子被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思维扭曲了。 “萨特在其他方面的任何成就，都没法弥补他在面对中欧国家审判表演时拒绝干预，甚至只是站出来说两句话，他也不愿意”，托尼在他写《未竟的往昔》近20年后，依然这样对我坚称。

“我们急于取笑那些将世界视为善恶间冲突的人，这多么不明智”， 朱特在2003年的一场讲座上说，“如果你不会使用‘恶’这个词，那么你对世上正在发生的事的思考，就有大问题了。”2014年2月，波兰哲学家马尔钦·克罗尔（Marcin Król）告诉采访者，欧洲人正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和潜在的、致命的精神危机：他们已经不再问自己形而上学的、诸如“恶从哪里来”这样的问题。正如克洛尔的朋友、波兰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曾对哈维尔说的那样：“这是一个需要形而上学的文明。”

中央广场就是形而上学的回归。这是道义明确的危险时刻，是对歹徒统治和proizvol慷慨激昂的抗议——在俄罗斯，恣意妄为和暴政被称为proizvol。这场抗议联合了说俄语和乌克兰语的人、工人和知识分子、乌克兰人和犹太人，也联合了父母与子女、左派和右派。尼古拉和博赫丹的顾问、乌克兰历史学家雅罗斯拉夫·赫尔察克（Yaroslav Hrytsak），将中央广场形容为诺亚方舟：它带上了“每个物种中的两个”。对雅罗斯拉夫来说，广场的奇迹在于创立了一个真正的公民国家，克服了各种对身份的成见，将其转为思考价值。人们来到这里，感觉自己像个人了，雅罗斯拉夫这么解释。他说，那种团结的感觉，是难以描述的。

博赫丹被狙击手枪杀之后两天，亚努科维奇总统逃离乌克兰。然而，广场的胜利也只能勉强庆祝：普京旋即派出俄罗斯陆海军到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都没给人喘口气的机会。尼古拉不能原谅自己没有在2月19日和博赫丹一起回到广场，于是自愿参加了乌克兰政府军。他被送往顿涅茨克州的杰巴利采韦（Debal'tseve）；随身带着《思虑二十世纪》一书，也就是托尼和我丈夫的对谈。在那边待了一段时间后，尼古拉被选为军方情报人员，并转移到基辅附近的一个秘密地点。（尼古拉说，等战争结束后，他就可以告诉我他一直在哪里，做些什么。但战争现在还没有结束。）

在雅罗斯拉夫告诉尼古拉他打算组织一个“阅读托尼·朱特”的研究生讨论课时，尼古拉已经离开大家去了前线。但尼古拉对此事充满热情；他跟博赫丹在革命之前曾有过同样的想法。他想参加，即便相隔遥远。

刚刚过去的这个3月，雅罗斯拉夫的研究生分配到了讨论题目：《思虑二十世纪》、《以色列：另一种选择》和《未竟的往昔》。雅罗斯拉夫问我是否将通过Skype 一起参与讨论。因此，今年春天，我在耶鲁的办公室里，看到了尼古拉穿着制服出现在我的电脑屏幕上，背景是苏联造碉堡里的一处没有任何标志的墙壁。他在那个秘密地点也参与了Skype讨论，他出现在我屏幕的一半；雅罗斯拉夫和尼古拉的同学们，出现在我屏幕的另一半。其中一个研究生是博赫丹的未婚妻玛莉亚。

另一个学生是叶甫根尼（Yevhenii Monastyrskyi），来自卢甘斯克（Luhansk），尼古拉告诉我，这位同学十分了解苏联异见者文学。他们几年前在一次关于犹太大屠杀的会议上见过。在卢甘斯克，叶甫根尼被亲俄分裂份子抓过。他极有可能遭受过酷刑；虽然叶甫根尼对他被囚禁的那段岁月几乎只字不提。或许他认为，当俄罗斯士兵明白这名囚犯不过是一个大学生，而不是间谍的时候，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真诚的抱歉。[今年6月，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propetrovsk），我和生态学家帕夫洛·卡赞（Pavlo Khazan）对话，他创立了一个非政府组织，以支持乌克兰士兵在顿巴斯（Donbas）的战斗。该组织的主要活动之一，是和亲俄分裂组织谈判交换人质。卡赞告诉我，许多他和同事们交涉归还的人质，都受过虐待］在叶甫根尼被释放后，尼古拉找到他，和雅罗斯拉夫一起安排了把 他转学到利沃夫的乌克兰天主教大学。

雅罗斯拉夫的学生读托尼的书，用的是英语，他们讨论这些书，用的则是乌克兰语。我加入他们的讨论以后，其中一些学生用英语同我对话，也有些用波兰语，还有像尼古拉等则是两种语言都用。用一种语言提问，用另一种语言听回应，在乌克兰是相当普遍的情况，在那里，日常应用多种语言是常态。懂希伯来语、意第绪语、波兰语、英语，也懂得乌克兰语的弗拉季斯拉娃·莫斯卡列茨（Vladyslava Moskalets），正在写一本关于在加利西亚油田工作的犹太商人的论文。对于弗拉季斯拉娃和尼古拉来说，托尼的书是不玩弄文字技巧就能激动人心的典范。“我被他的讽刺、他保持平衡的能力，特别是他的诚实和勇气，深深吸引。”她告诉我说，“这在现代世界似乎是一种罕见的，甚至是高尚的东西。”

“当代生活的物质主义和自私性质，并不内生于人类的处境。”托尼在他离世之前写就的社会民主主义宣言《沉疴遍地》中如此主张， “我们不能继续过这样的生活。”对于尼古拉来说，托尼的《沉疴遍地》“为年轻人指引了方向”。这种向导对于像弗拉季斯拉娃、尼古拉、奥莱·莱恩楚克（Oleh Hrynchuk），这些努力在谴责过往罪行与相信部分社会主义理想之间寻找平衡的乌克兰人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奥莱和尼古拉、博赫丹一样，在华沙上学，在那里发现了波兰语版《未竟的往昔》。对他来说，托尼的书代表了“一间责任和团结的学校”，一种“对我们日常生活幻象的抵制”，和“一种寻找真理的渴望，而不是在那些比我们更弱小的人遭受痛苦时闭上眼睛”。在上帝死了、马克思主义也失效的时候，在如托尼所承认的，已经不再有宏大叙事和乌托邦愿景存在空间的时候，做一个左派意味着什么？“如果说我们从20世纪其他什么都没学到”，托尼写道，“我们至少也已明白，答案越是完美，后果越是可怕。”然而，他主张，完美的不可能性，不会丝毫减弱为一个更美好世界而奋斗的迫切需要。

托尼的书帮助了他们，弗拉季斯拉娃解释说，并不是因为他所提供的答案，而是由于他展现给他们的思维方式。 叶甫根尼也表示同意。对他来说，《沉疴遍地》是“如何不在这世界迷失”、如何承担起寻找答案的责任的一个指南。 “我们正在一艘船上”，他写信给我说，“那船由于我们的愚昧和冷漠正在下沉。在不理解真正需求的情况下，我们都在盲目追寻。”

此外，奥莱在一个讨论会后写信给我，说想告诉我，对他来说，托尼的写作，是在用19世纪波兰哲学家斯坦尼斯瓦夫·伯佐佐夫斯基（Stanisław Brzozowski）所要求的那种方式：“用鲜血、毒药和胆汁，用你所拥有的一切……”

“有很多乌克兰的坏话可以说”，雅罗斯拉夫告诉我。 “但乌克兰独立有一个不可否认的成就，那就是，这是一个全新的一代。他们在共产主义崩溃的时候诞生，在新千年开始的十年间长大成人。从智识上看，这些年并不容乐观；并且，乌克兰的教育制度还是很坏而且很偏狭。换种方式说，这一代人是‘自在’（an sich）的，而不是‘自为’（für sich）的。必须让他们浸染在思想中。”

雅罗斯拉夫的学生们想知道：托尼曾经选择了，后来又拒绝了犹太复国主义，这意味着什么？在美国做一个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以色列：另一种选择》的反响如此苦涩，让人想起40年前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的遭遇？托尼和阿伦特的关系如何？与马克思主义纠缠一生，其后果怎样？为什么他会相信，一些好的东西会排除另一些好的东西，反乌托邦主义是一种道德责任？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把这个世界改变得更好吗？知识分子是否重要，他们怎样才能变得重要？雅罗斯拉夫的学生乌里扬娜（Ulyana Krichiv）问我，今天，世界上是否还有公共知识分子能够发挥像萨特那样的作用？对于伊莉娜（Iryna Dobrohorska）来说，《思虑二十世纪》这本书使她相信，是的，历史学家在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也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在我和她、乌里扬娜、玛莉亚、叶甫根尼、弗拉季斯拉娃、奥莱、尼古拉以及他们的同学对话时，我想到：托尼会喜欢这样。他会喜欢他的书对于碉堡里那个聪明的年轻人——以及所有这些在乌克兰经历革命和战争，思考历史、思考善恶可能性的学生们，至关重要。

乌克兰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和我自己在大西洋这一边的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只是乌克兰同学们的提问更加紧迫，仿佛他们认为的世界头等大事取决于此，仿佛这事关生死。 “在这里，在乌克兰”，尼古拉最近给我写信说，“我们看到，没有所谓‘历史的终结’，一切都始终是可能的，不存在任何无法逾越的红线。”

（宋奇光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