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作家格非谈江南三部曲与时代变迁

作家格非长篇新作《春尽江南》，是继《人面桃花》、《山河入梦》之后推出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由此，格非构想中书写中国百年历史的“三部曲”画上句号。

《人面桃花》记录了民国初年知识分子对社会理想的探索，《山河入梦》写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梦想和实践，而《春尽江南》则探讨了当下中国的精神现实：从一个经历过1980年代的诗人在当下社会的生活，思考在社会发展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和庸俗生活。小说以诗人端午与妻子家玉一年的生活，回顾了1980年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20年的生活轨迹和思想变迁，以及对1980年代的一些怀旧。

伴随着1980年代走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双重庸俗化，小说中的诗人端午成了一个异类，用软弱和消极抵抗这个世俗社会。格非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说：“1980年代什么都未定，充斥着理想主义，充斥着大量理论，各种观念交差跌宕，非常有意思。”而“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玩的了”。

诗人的生活在小说里是可能的

东方早报：《春尽江南》里写了一个诗人群体，里面有些人是有原型的，你甚至直接用了你诗人朋友的名字，比如翟永明等，你这么写，他们有意见吗？

格非：小说里出现的翟永明、欧阳江河和唐晓渡，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我反复跟他们说，你们在小说里的形象都是很正面的。然后他们都很客气地说，负面的也没关系。

东方早报：在读小说开头的时候，出现的都是虚构的诗人名字，可在小说中间不时会出现真实的诗人名字，虚构诗人也常跟真实诗人对话、交往，为什么会这样处理？

格非：如果这里面的人物都是真实的，这是不能容忍的，大家会互相猜测谁是谁。可是全部虚构的话，也不能容忍，读者就会觉得我只是写了一个无关痛痒的、缺乏真实感、没有真实材料做依托的诗歌界故事。我写的时候，就对旁边的诗人朋友说过，我不仅会用你们的名字，还会用一些你们的诗。我本来准备用一些欧阳江河的诗，但最后没有用的原因是，诗歌数量在小说中也不能太多。诗歌朋友都同意。所以在小说里，主人公端午认识这些真实的诗人，甚至认识诗人的孩子，我想给读者一个暗示，诗人的生活在小说里是可能的。

东方早报：小说是以海子的哀悼会开场的，女主人公秀蓉莫名其妙地被带入这个场合，然后展开了所有人物关系。这样处理，你暗示了什么？

格非：海子去世的时候，整个华东师范大学哭声一片。或者说，很多地方都同时举行了这样一个悼念活动，在当时，海子的去世跟很多东西联系起来，尤其是政治，这样使海子的悲剧性被放大了。所以，我故意把秀蓉的出场安排在这个时间点里，让她参与到一个相对大一点的历史事件中。也只有在这样的事件和氛围中，才可以相对合理地解释，一个对诗歌完全陌生的工科女生怎么会喜欢上一个诗人。所以，这么做，既是用海子的悲剧带出当时时代的悲剧，也是为人物出场铺垫。

东方早报：所以你在小说里没有去虚构那些历史事件和场合，这样才能使过去20年的历史通过历史事件，通过那些会议、纪念会、诗人等呈现出来。

格非：没错，因为你对那些历史还有些了解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对我来说，我对这些人和那些事都太熟悉了。作为作家，无非是我选择怎么来写的问题。经验对我不是问题，甚至是太丰富了。

东方早报：据说《春尽江南》结尾处的那首诗《睡莲》是你的好朋友、诗人宋琳帮你校对的？

格非：诗的最后一段，我一直不满意。然后我就去找了宋琳，我在电话里把诗念了一遍。他说，诗不错。然后他把诗记下来，过了几天他把他的修改版本给我看，但我只采用了一句，就是最后一句：“与这个世界相等”。除了宋琳，我曾经也跟欧阳江河说过能否帮我写最后这首诗，但我最后没有采用。我想，小说家写诗和诗人写诗是不一样的，因为小说家的诗里，要承担故事的功能。我把诗发给翟永明，她也说诗很好，还说你是小说家，不要听诗人的意见。

东方早报：所以最后的这首诗是叙事性的，把小说中的关键性符号都放了进去。

格非：是的。因为我希望用来为小说结尾的诗，能对整部小说有个照应。

不希望读者对号入座

东方早报：你这个三部曲跟一般意义上的三部曲很不一样，因为三部小说《山河如梦》、《人面桃花》和《春尽江南》在故事和人物上的关联性非常弱，可你为何还要说它们就是三部曲呢？

格非：首先关于“乌托邦”，三部小说都有一些关联，最明显的就是每部小说都有一章关于“花家舍”，这是三部小说发生关联的地方。另外人物之间也有联系，但是这些关联都不重要，只是这些主题、人物、场景的连续性正好构建了百年中国历史的不同片段。我也希望三部小说是完全不同的作品，面对和处理不同的问题。

东方早报：你是否会担心读者在看你这部小说的时候，以猜谜的形式阅读，因为里面很多地方，都可能让读者去猜测那些虚构的人物真实原型是谁，那些发生的事件等等？

格非：因为你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所以会有这样一种先入为主的阅读方式，我想对华师大，对那段历史陌生的读者，是不会那样的。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希望读者去对号入座地阅读。当然有读者那么做，我也不反对，只是我不希望他们这么做。我更希望他们把它看成是虚构的小说，但同时认同小说中的真实性，而这也是我努力的地方。所以就是刚才说的，我放入了真实诗人的名字。

东方早报：在第314页一个诗人聚会的场合里，出现了诗人“康琳”，很明显是诗人宋琳。

格非：原先就是用宋琳这个名字，但是我必须改掉，因为用太多真名字，这个小说就有点儿戏了，所以我努力节制。熟悉诗人宋琳的读者，看到那个部分，也许确实能猜出谁是谁，因为那确实是宋琳的生活经历。实际上，小说里面写到的康琳也好，唐晓渡也好，跟真实的他们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只是用了他们的名字而已。

1980年代已经过去不会再回来

东方早报：这部长篇小说的某些片段跟你之前发表的短篇小说看上去有一定关联性，比如《蒙娜丽莎的微笑》，是否这样？

格非：是的。一个作家一辈子可能就是在写同一本书，可能是通过不同的方法去写。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想离开自己远一点，但实际上很难克服。

东方早报：读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会把你那篇关于华师大的散文《师大旧忆》拿出来，在我看来这部小说在某些部分可以说是对《师大旧忆》的重新虚构和扩充。

格非：《师大旧忆》写的是1980年代的华师大，而这个小说其实延伸到当下现实。当然，两部作品中的1980年代的氛围是一样的。但我更强调的是当下现实是怎么来的，1980年代的那个中国社会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1980年代什么都未定，充斥着理想主义，充斥着大量理论，各种观念交叉跌宕，非常有意思。

东方早报：你用当下生活中残酷的一年，用失落的20年，跟1980年代去做反衬，有可能会落入怀旧的窠臼。

格非：如果有人以此来批评我，那也没有办法。时间这个东西在1980年代跟今天、跟我的童年完全不同。时间在今天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在特别痛苦的时候我会想，这个时间只不过让我们多活一天而已。现在已经没什么好玩的了。打个比方，小说里的时间设定在2007年或者2008年区别会大吗？可是你知道么，你写1986年或者1988年差别就大很多，实际上整个1980年代，每一年都是历史。所以我在小说里，用一年的时间回溯过去的20年。

东方早报：端午经历了1980年代，什么都经历过了，这是否也造成端午对现实有点无所谓或者失落？

格非：但他还是想反抗的，他是一个潜在的反抗者。我承认他是一个软弱的人，和这个以成功为目标的社会相比，他显得无所事事，让自己游离在这个现实世界之外。坦率地讲，端午这个人是我的梦想，他既在风暴中心又在世界之外。而在现在社会，你只有两个选择，自外于世界或自绝于人民，做一个穷光蛋，要么你就庸俗一下，往上爬。在1980年代，做一个无用的人是可以的，现在你这么做就成为一个怪人。

东方早报：所以端午其实是很厉害的人。

格非：就是这样。我觉得端午实际上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他实际上是在做反抗，他有勇气抛弃掉那些世俗的东西，然后在一个正在腐烂的办公室，拿2000元钱的工资坚持写诗，我觉得很不容易。在妻子眼里，他是一个无能的人，但他其实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只是他不说。他知道1980年代已经过去不会再回来，他很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我现在还有朋友会像端午那样，虽然境遇不是太好，但永远是高兴的。他有他的原则，他保留着1980年代的精神。我非常尊敬这种人。

（本文原载2011年9月1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