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 | 中国商人看埃及：男女不平等才是最大问题

中国企业主眼中的埃及：最大问题是男女不平等

8月10日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刊登了一篇名为《探寻内衣的秘密——中国商人和资本全球化》的文章，作者何伟（Peter Hessler）从上埃及地区出售情趣内衣的中国商人说起，谈及中国在非洲的商业和投资活动、“阿拉伯之春”后的埃及社会现状。

何伟曾任《纽约客》首位驻华记者，因著有《寻路中国》《江城》《甲骨文》之“中国纪实三部曲”为国人所熟悉，2011年举家前往埃及常驻，恰逢该国60年大变局。

陈雅莹（音）和丈夫刘军（音）在自己位于艾斯尤特的内衣店里，旁边是他们的埃及助手Rahma Medhat。

在文中，何伟敏锐地指出，他在埃及见到的中国人，没有谁对那个国家的变革表现出兴趣。“他们经常谈起他们注意到的不足之处：人们缺乏职业道德，政府体系不够完备。但他们说起这些的口气和不少西方人并不相同。他们不沮丧，只是随遇而安地接受现状；他们没有内疚，因为中国不曾对这片地区实行殖民统治，中国政府和以色列、巴勒斯坦两国的关系也都不错……对于埃及发生的革命，他们从不显得失望。这可不是说他们相信阿拉伯之春一定会走向成功，而是由于他们从一开始就对此不抱信心。”

一位亚洲外交官从实用主义角度对此作出评价：“美国人认为，如果某个国家和自己相似，那就不大会侵害自己，但中国人不这么想。中国人并不打算让整个世界和自己趋同。他们的战略是建立经济联系，如果你要切断这种联系，伤害他们的同时，你必然也会伤害自己。”

然而何伟提供了另一种更为有趣的观察。他有次问起一位中国内衣商人眼中埃及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位小学五年级文化程度、在埃及打拼了14年的业主强有力地回答：“男女不平等。”该商人认为在埃及，女人只是呆在家里睡觉。“他们要想发展，首先得就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中国革命结束后做的事情。像在这里，这是在浪费人才。”

更多中国商人佐证了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埃及男人太不安份，总爱四处闲逛，根本没法集中精力。女工做事更好，但人员流动率极高：多数女工一旦订婚或者结婚就会离厂。更糟的是，埃及女工不能住在宿舍，因为埃及人认为青年女子夜间离开父母是不恰当的。女工们只能白天工作。

相比较而言，中国年轻的农村女性出门打工，经常都模模糊糊地怀着脱离家庭、脱离农村的愿望。走出第一步，她们便进入了工厂和宿舍里全新的社会团体，她们的思想在此开始成熟，追求独立和成功的意愿越发明了。埃及女工的起点便和中国女工不同：“她们不像中国的女孩子们那样想要逃离什么，在这里，她们工作只是为了赚钱。”

关于埃及女工，中国企业主们的代表性结论是：她们缺乏最基本的意愿来逃离熟悉的事物，因此不大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的生活。而他们对埃及的看法也与此类似：“要是不把穆巴拉克赶下台，情况还会比现在好些。”这样的议论，在西方人看来，显得见利忘义，因为按照西方的设想，一切局外人都该乐于看到埃及改革。

但何伟认为，也许中国人的看法更加清醒，因为他们看到了埃及实际的样子，而不是他们所希望的样子。“2011年革命期间，西方人往往坚信自己见证着一场强大社会变革的兴起，在埃及的中国人却感受到了一个弱势国家的崩溃……按照中国人的看法，埃及的根本问题不是政治，不是宗教，也不是军事，而是家庭。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子女，在埃及，阿拉伯之春丝毫没能改变他们之间的关系。家庭关系不变革，谈论革命就毫无意义。”

大陆新儒家完全陷入了自说自话？

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陈纯一篇《大陆新儒家与左翼自由主义》，本周在网上广为传播。文章比较分析了国内几种流行的意识形态思潮，尤其是它们在当下的表现和未来的可能性。

陈纯认为，新左派、施派和大陆新儒家在反思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叙事方面，还是有一些贡献的。但论述往往流于构思巧妙而论证不足。尤其是在今年召开的中国文化论坛上，左派和儒家难以就新文化运动达成共识，有施派牵线搭桥的施左儒联盟显露破裂的痕迹。

此文用较大篇幅观照了近些年来比较活跃的大陆新儒家，指出他们在如何对当下中国进行解释这一点上，完全陷入了自说自话。并且，大陆新儒家在几个现实的层面，依然没有准备好和现代社会接轨。陈纯认为其中最关键的是两个：文化多元与性别平等。“不管是蒋庆的‘国教论’，抑或秋风的‘一种文教，多种宗教’，还是陈明的‘公民宗教’，大陆新儒家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宗教在当代西方的处境，也没有能洞察以下事实：相比基督教，儒家的现代化程度更低。”

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性别平等的议题上。陈纯比较了两派儒家：对于港台新儒家来说，承认男女平等并没有特别大的压力；但对于大陆新儒家，他们在面对这个不是想绕就能绕过去的问题时，表现出相当的傲慢和没有诚意。比如大陆新儒家的齐义虎曾经在微博上说，“现在的女人，不愿意在家协助丈夫，却热衷于在外面给一个陌生的男人卖命”，招来一片声讨，他却不以为然。

巧合的是，就在陈文发布的同一天，大陆新儒家领袖蒋庆也发表了一篇有关性别议题的访谈，认为“只有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刷爆网络。在某种程度上，正好为陈纯的论述提供了注脚。

大陆新儒家面对男女平等问题，大部分的态度是承认“三纲五常”有一定的道理，有的借助现代科学来说明男尊女卑有其生物学和人类学的依据，有的提倡以“家庭权利”取代现代社会的“个人权利”，有的勉强承认女性有在外工作的权利，但是认为女性的天职还是应该在家相夫教子。

对此，陈纯表示很怀疑，“这样一种彻底反对男女平等的学说，在多大程度上能被中国的女性接受？大陆新儒家开会，罕见女性的身影，能够和他们跻身同列的女学者，就更加是一个名字都没听说过。所谓的儒家复兴，如果建立在一群直男癌患者的自说自话之上，那不仅于国于民无益，还是要被笑掉大牙的。”

国内知名的女权主义者吕频也很快在澎湃撰文回应了蒋庆一文。她认为蒋庆在访谈中的姿态很好地提醒了读者：自我感觉好到这种程度的“领袖”，不会讲求什么“公共理性”——不觉得自己须以理服人。“若探讨‘儒家如何才能令当代女性信服’，在我看来挺有意义，如果能从女性主体的角度考察儒家或其他什么家应该怎样，则更生进步。”然而儒家并没有。他们的“三纲五常”云云，过去曾经成功贡献于秩序，今后也应维持，所以不惜欺负女人。“前提还是看准女人好欺负。所以自我感觉这么好的儒家，再三挑衅女人，奇葩言论何止这一则，或许也是借机刷话题。”

陈纯则进一步认为，蒋庆们的一些说法，在不信儒家的人看来，根本没有任何说服力：儒家提不出任何有效论证来证明自身的学说代表“天道”（尤其是涉及三纲五常的那一部分）；基督教也是西方文化的正统，但是西方依然是“政教分离”，凭什么儒家就可以成为“王官学”？蒋庆能做的，无非是诉诸一种的神秘官能（就像元伦理学中粗糙的直觉主义者），以拒斥任何理性反驳，再通过歇斯底里的“鼓与呼”，希冀上行通达。

在作者看来，大陆新儒家这些失败的地方，也正是左翼自由主义大有可为之处。

粗略来讲，所有承认“个体自主性”和“平等尊重”为主要价值，并关注弱势群体权益的人，都可以称作“左翼自由主义者”。陈纯认为在当今中国的各派政治思潮中，左翼自由主义是最尊重文化多元和性别平等的一支。

左翼自由主义不仅能提出符合时代精神的有生命力的概念，而且也非常崇尚以“公共说理”的方式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这是大陆新儒家所不乐意或者不擅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