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足球改革见证者汪大昭：要从时代大背景来理解足球改革

8月17日在总局召开的足球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其重要性和历史地位被业内人士比作1992年红山口会议。

全程参加这两次会议的业内人士并不多，现任中国足协执委汪大昭就是两次改革会议的见证者。

17日晚上结束会议后，汪大昭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两次改革会议从内容上有延续性，但意义有很大区别，“这次足球改革中的一些内容，从某种程度上充当了社会改革试验田的角色。”

澎湃新闻：你见证了最近20多年中国足球史上两次最重要的改革，如何看待这两次改革内容？

汪大昭：在内容上有些是有延续性的，比方说实体化的概念。红山口会议就提出了实体化的要求，但是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改革的阻力很大。毕竟那时候大家呆在传统的年代时间很久。我记得当时就连小平同志都说可以步子大一些，胆子大一些，不过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实体化。现在这次改革，同样提出了协会实体化的概念。过了20多年的时间，现在已经具备实现改革的一切条件了。

澎湃新闻：两次改革有没有差异性？

汪大昭：当然，两次改革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红山口会议的背景，是足球相比其他优势项目是落后的，伍绍祖（时任体委主任）提出从落后项目出发，寻找改革突破口，因为反正足球落后，改革哪怕失败也无所谓，不能是在举国体制优势项目改革，那样金牌改革没了就问题大了。现在过了20多年后，足球的发展与大家对于足球期望存在很大反差，是这种反差倒逼中国足球进行改革。

澎湃新闻：这次改革的规格也很高，都是由国务院多次开会进行，这也是红山口会议所没有的？

汪大昭：的确这样，红山口会议是足球圈自己的改革，我们认为世界上都是进行职业足球，而我们是体工队的模式，所以足球圈自己探索职业足球的道路。现在的这次改革，完全超出了足球圈的范畴。今天开会我印象最深的一点是，教育部和发改委都表态大力支持足球，教育部说要在开展校园足球上多下功夫，发改委也说要把足球场地建设纳入城市规划，这在当年根本不可想象。

澎湃新闻：如何理解这一次《中国足球协会调整改革方案》，和三月公布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有什么不一样？

汪大昭：这一次的调整改革方案，其实就是总体方案第二部分“调整改革中国足球协会”的具体化内容，这其中很多人的关注度在足协与总局的脱钩，我看到外界的理解是足协从此与总局没有关系了，但我觉得这是一种误读，足协不可能脱离总局，只是领导方式改变了，比方说国家队换教练了，足协领导去亚足联开会，以前需要报总局批，现在完全不需要了。你看这次调整改革方案就就包括“加强党的领导”，具体内容是中国足协成立党委，由体育总局党组领导。中国足协成立纪委。

澎湃新闻：你刚刚也提到了足协与总局脱钩，你认为足协未来是否会得到想要的自主权，谁又会来监管足协？

汪大昭：这方面调整改革方案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我们可以慢慢观察一下，这其中会有一个过渡期，凡是不可能一蹴而就。如果最终足协与总局脱钩，成为一个民间机构，这会对社会上很多其他协会起到改革的参照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足球改革起到了社会改革试验田的作用。如果足球改革行得通，那有些经验就可以应用到社会改革上，我们需要以一个时代大背景来理解这次的足球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