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奖评委张莉：先锋派已得奖，年轻一代应该崛起

也是那天下午，获奖名单在媒体宣布后，七零后作家弋舟写下了条朋友圈：“格非苏童同时加冕，昔日先锋文学至此修得正果，同时也喻示着尘埃落定，烟消云散。”作为文学中人，弋舟敏感地意识到，茅盾文学奖成为了那批先锋作家的最后归路。虽然2010年和2014年，苏童和格非已经先后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虽然两人同时获奖实在出于巧合，但也的确如他所言，当代文学史上两位著名先锋派作家共同获得茅盾文学奖深具文学史意味，未来，将会有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一点。

《江南三部曲》是格非的多年潜心之作。每一部的发表都引发读者的热议和批评家的讨论。以“花家舍”为地理坐标，《江南三部曲》对于近百年中国历史的理解别有路径，在切近历史、现实表达精神处境时，格非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寻找到了如何谈论历史和几代人精神疑难的方式，小说典雅、绵密、结实，深具文学品质，从始至终都深受评委一致青睐。继《河岸》重写“文革”之后，《黄雀记》是苏童以写意的方式对80年代以来中国人生活的勾勒，从保润的捆绑到祖父的“丢魂”，从潮湿阴郁的南方到疯人院里的各色人群，小说具有隐喻性和荒诞感，每一个读过《黄雀记》的人都会认识到，独属于苏童的艺术想象力再次降临，他恰切地寻找到以诸多隐喻来讲述这时代变迁的种种。

想当年，余华、苏童、格非曾给予中国文学以强有力的冲击，那时他们是最年轻的新锐，甚至比今天当红的七零后八零后作家都年轻。从《桑园留念》、《妻妾成群》到《河岸》、《黄雀记》；从《唿哨》、《敌人》、《欲望的旗帜》到《人面桃花》、《山河入梦》到《春尽江南》，近三十年过去，两位先锋作家的创作都发生了重要变化。格非试图在古典文学传统中寻找资源，进行哪怕文学内部最微小的革新，苏童则以重返香椿树街的方式重建个人的历史意识与现实感。——看起来变了，其实也没有变。也许经历的时代和生活不同了，讲述的历史和人物变了，不变的是一代卓有追求的作家对文学品质和先锋精神的守持。

先锋文学精神的影响是巨大的，阅读四年来的长篇小说会发现，不仅仅《江南三部曲》《黄雀记》，从提名作品《北去来辞》、《耶路撒冷》，参选作品《三个三重奏》、《空巢》及七零后八零后作家作品中都能强烈意识到先锋文学的回响。这些作品看重作品的表现形式，渴望形式革新，同时，作家也在力避“形式主义”而寻求与现实的对接，寻找先锋实验落地的可能。

格非苏童的同时获奖使我们重新思考先锋文学如何别寻异路又不丢失文学的先锋性，重新认识作家三十年来如何持续创作、又如何艰难超越自我。由此，我们不得不想到今天新一代作家如何成长。

其实，本届评选的热点话题之一是新锐作家及其作品。从252部到80部，从80部到40部，从40部到30部，从30部到20部，从20部到10部，从10部到5部的六轮投票中，每一轮都有关于新一代作家作品的争论，大到历史背景、谋篇结构，小到语言及细节处理。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包括《耶路撒冷》《认罪书》《六人晚餐》《天体悬浮》《南方有令秧》《我们家》《马兰花开》《花街往事》《镜子里的父亲》等。而这些作品中，有五部非常顺利地进入了30部大名单。

徐则臣、笛安、乔叶、鲁敏、田耳（左起）

笛安的《南方有令秧》、乔叶的《认罪书》、鲁敏的《六人晚餐》以及田耳的《天体悬浮》，都曾带动过评委对新一代作家的认识。在饭桌上或电梯里，常会听到评委们对年轻作家作品的赞叹。几乎每一位评委都认识到新一代作家普遍崛起这一现象。——在文学层面，什么是对一位作家的认可？莫过于作品被许多同行反复细读热烈讨论。

遗憾的是，以上作品中，只有徐则臣的《耶路撒冷》进入了提名名单，只有这位年轻的作家受到了评委们的普遍认可。那么，对于其它年轻作家而言，没有提名，投票情况也不公布，作品只被私下讨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作品被深度理解，作家被重新认识。——我们如何评价一位小说家的文学影响力，如何深入认识一位作家的文学价值？不是通过年龄，也不是通过行政地位，而是通过他的作品，只有通过阅读才能理解他，熟悉他，认识他，衡量他。作为成熟的并不以鼓励青年作家为目标的国家级文学奖项，茅盾文学奖看重作家的持久创作力、作家长期以来累积的文学口碑、作家对中国文学的开拓性贡献，换言之，获奖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位好作家；当然，同时也很重要的是，他这四年也的确写出了立得住的好作品，在某个方面代表了中国长篇小说的成绩。

虽然我们没有能在媒体上看到七零后八零后新锐作家在本届茅奖评选中的排名，但他们作品的品质已被同行嘉许，我想，那应该是新一代青年作家在同行中累积文学口碑。——今天，许多人看到五位作家的获奖，却殊不知这五位作家中至少有三位曾多次参评并落选。具体到格非和苏童，也是前此以往一部部作品构成他们的文学口碑，加上此次获奖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学品质最终赢得评委信任。

当然，讨论新锐作家崛起时，如影随形的另一话题也不可避免，即，青年一代作品的新异性何在，他们为中国文学输入的新鲜血液是什么；以及，如果不强调年龄，如果不是因为作家的年轻身份，某部作品会被关注吗？这样的质疑一直伴随评选始终。

按时间推算，茅盾文学奖终有一天会授予今天的青年作家们，不是四年后，就是八年后了。可是，能否得奖并不是作家的写作目标，也不比文学本身重要。重要的是写出好作品，重要的是这代人能否象当年的先锋作家给予中国文学新力量。

我的意思是，当我们谈一代文学新锐的崛起，自然是指代际更替，但也应该包括对新一代是否能推动中国文学的变革、更新的考量。而在今天这个时代，变革愈加艰难。因此，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先锋作家修成“正果”是事实，而新锐一代应该崛起则也只是我个人的美好期许。

（作者系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文学评论家，现执教于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