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读拉美|智利女作家眼中的双面聂鲁达

“如果我是一面旗帜，我要在血红的上空飘扬...

如果我是一条小鱼，我要在干涸的河床里挣扎”

“女人的肉体，雪白的山丘，雪白的大腿，

你献身的姿态像这个世界。

我的粗鲁农民的肉体挖掘着你。

进而使儿子从大地的深处跳出。 ”

有谁会相信，这热血的爱国宣言和露骨直白的情话居然出于不到二十岁的聂鲁达之手？他的诗究竟在写些什么？而诗人究竟是风流才子，还是革命志士？

这个问题始终萦绕我心间。直到前不久读到智利作家维吉尼亚·维达尔(Virginia Vidal) 的传记——《聂鲁达：闪烁的记忆》(Neruda: Memoria Crepitante) ，其中关于聂鲁达的评价有一比喻，是时才顿时豁然开朗：

“对于聂鲁达来说，政治信仰就像土著民族的挂毯或东尼维 斗篷的纵横条纹一样： 挂毯和斗篷都是双面绣，虽然采用的是同一绣法，但一面绘出了社会民生，而另一面则织出了诗情画意。而这也像聂鲁达的一生、他的陨落和其死而不朽的人性光辉，不仅在上世纪影响深远，甚至如今仍有现实意义。聂鲁达用诗歌颂扬草木、鸟兽、汪洋、建筑工人，通过文学和自己的一举一动诠释着诗人的政治身份。”

维吉尼亚是聂鲁达的朋友，也是聂鲁达获得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智利（也是整个拉美）的唯一在场的记者。不仅如此，她还在聂鲁达遗孀马蒂尔德·乌璐蒂亚经历智利政变、聂鲁达暴病而亡时作为马蒂尔德的秘书帮她将聂鲁达的藏书和物品瞒着持枪的军人运回圣地亚哥。我告诉她，读到她书中“双面绣”的比喻才让我觉得终于完整地理解了聂鲁达时，她笑笑说，当年的聂鲁达，既不“浪漫”也算不上“爱国斗士”：别说是对东方人觉得聂鲁达的直白很震撼， 《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1924）出版时的智利完全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热情奔放的拉美国家”——别说情人不能在大街上拥抱接吻了，就连母亲在公共场合也不好意思亲吻自己的孩子；而20岁不到的聂鲁达，居然毫不“害臊”地描写女人的大腿和胴体，简直一时间成了“扫黄对象”。然而就像印象派诞生的时候被讥讽地体无完肤一样，聂鲁达的诗也从“败坏道德”的最初印象，渐渐随着社会逐渐开放和包容被广泛接纳，甚至有人称赞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教会了拉美人如何去爱”。

初识维吉尼亚，是圣地亚哥冬天的一个阴冷的下午。1932年出生的维吉尼亚孤身一人住在钮纽阿区的公寓里。在她的家里，墙上挂着智利著名画家吉列尔莫·努涅兹（Guillermo Nuñez）的画，对面的长桌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物品：中国的青花瓷瓶、茶叶罐、古董；旁边是遮住了一整面墙的各种藏书。我和记者朋友维维安·拉文（Vivian Lavin）一进门，维吉尼亚就颤巍巍地从椅子上起身：“你就是想翻译我的书的那个中国女孩子！” 并亲了亲我的面颊。很难想象这位瘦弱矮小的女人、说几句话就气喘咳嗽的老人居然是前一天我电邮要求见面不到一小时后就回信、今年五月刚刚出版了聂鲁达传记的作家，而且这是她今年出版的第二本书！

我送给维吉尼亚一套茶具，维吉尼亚拿出一个铁罐，说要我们尝尝mao tsien （毛尖）。仅仅在中国生活过三年的她居然还记着这种茶叶的名字。“我一个学生说过，这是茶树春天长出的小芽， 娇嫩的叶子都是靠孩子的手摘下晾干成mao tsien 的。我还记得西藏有种像黑色盘子一样的压缩茶（砖茶），藏民往茶里加一种牛油，喝了感觉从里到外都暖和了。”来到中国的时候，古巴是第一个革命成功的拉美国家，而由于政治盟友关系而和中国来往频繁。古巴革命不久，在中国举行的宴会上，维吉尼亚认识了切格瓦拉，认识了毛泽东，以及后来因其对中拉友好做出贡献而为其颁发奖章的周恩来——她是“我见过的最儒雅的人，是个真正的绅士，学识渊博，不管对谁都是彬彬有礼的。” 维吉尼亚不禁赞叹。

维吉尼亚获此殊荣，不得不说起她1960-1963年之间在中国一所大学担任西班牙语讲师的事情。维吉尼亚在书中讲到，古巴革命的一个重要“后果”——虽然这也许是后世研究最少、最不重视的结果——就是它几乎在全球范围掀起了一波学习西班牙语的热潮。60年代初，随着全球对古巴革命和古巴关注的升温，世界各地的大学纷纷开始设立西班牙语课程，给西班牙语讲师的邀请函也像雪片一样飞来，尤其是古巴的政治盟友国家更不例外。而对西班牙语传播推波助澜的则是代表西班牙语国家文化力量的艺术；通过对智利一草一木、一花一贝的赞颂，对爱情、对自由的追求，和对拉美广大劳苦人民命运的悲悯，聂鲁达成了智利、也成了南美最有力的文化大使之一。

聂鲁达是第一个公开支持古巴革命的拉美诗人；而西班牙语的传播和教学，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政治和外交的需求，并成了各国未来驻拉美国家外交官培训课程中的一部分 。维吉尼亚教过的学生中，有四位最终成为了未来中国驻拉美的外交官。回忆起那段没有翻译、没有汉西词典协助（只有一本日语-西班牙语词典）的西班牙语教学时光，维吉尼亚风趣地说，“按照校方的要求我给四个以前学其他语言的学生‘开小灶’：时间很紧张，我讲的又多又快，这‘速成班’简直像把学生们塞进了‘高压锅’一样。”

智利文化记者Vivian Lavin手持聂鲁达第二任妻子黛丽亚送给维吉尼亚的版画。

说起聂鲁达的这本传记，维吉尼亚说，“这不是一本传统意义上的传记，它是回忆录、传记的混合体；我想从朋友的角度，从女性的视角来展示聂鲁达其人、其事、其诗，以及他对传播拉美文化和西班牙语的推动——他让世界认识了智利，用《马丘比丘之巅》为秘鲁旅游业做了贡献，用《漫歌》让世界了解了拉美的历史和追求。但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聂鲁达也有很多的弱点，比如他认识阿根廷画家黛丽亚以后抛弃了他的荷兰原配和唯一的女儿，认识了歌手马蒂尔德以后又背着黛丽亚和新欢到圣地亚哥的家里同居，最后还和借宿在他黑岛之家、马蒂尔德的外甥女儿艾丽西亚有了一段地下恋情。我的传记并不想美化聂鲁达，或者给他盖棺定论，而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我和聂鲁达以及和他身边的人相处的故事，包括一些曾经不为人知的细节，来让读者捕捉到聂鲁达一个尽量复杂、完整又不失矛盾的形象。”

也许，一个爱小家、爱女人、爱美食的人可以对整个拉美抱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而这两者是不冲突的；也许是对一切形式的美和自由的追求，和体现在最平凡、最质朴事物上的对美洲大陆的深情，让聂鲁达能够将艺术和政治信仰水乳交融，即避免了脱离大众、远离现实的文学，又不使文学落入宣传的俗套。也许只有理解了聂鲁达“为诗歌而生活”、“为信念而写作”的双面性、乃至多面性，才能开始理解拉美这片大陆的独特与人性的共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