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国际文学周主论坛，中外作家共谈“东方和西方”

8月18日，2015年上海国际文学周国际主论坛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论坛主题为“在东方”，坐在台上参与讨论的十来位嘉宾既有中国、日本、韩国、哈萨克斯坦的亚洲作家，也有德国、英国和美国的作家学者。

英国作家西蒙·范·布伊感慨东方对他的创作影响很大，尤其是中国，对他的影响“全方位又具有持续性”。澳洲诗人、小说家格兰特·考德威尔也表示中国的古代哲学帮助他理解什么是“真实”，尽管西方人或许不能准确地理解译本，但中国哲学依然给他的写作提供了很多营养。德国汉学家米歇尔·康·阿克曼则认为，东方不存在，西方也不存在，西方和东方只是一种叙述方式。

文艺评论家陈丹青称，“我们对全世界的想象都是错的”。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上海本土作家金宇澄认为，我们传统的叙事元素已经被抛弃了。

哈萨克斯坦诗人、作家穆赫塔尔·夏汉诺夫以希特勒的一个故事开始发言。希特勒手下的宣传部长曾问：“我们的政府怎么统治东方民族？”希特勒答：“很简单，让他们从早到晚唱歌跳舞，学会用肚皮而非大脑思考。他们精神颓废了，就有利于我们统治。”

夏汉诺夫直言现在“物质生活丰富了，人们之间的理解、交流却‘堕落’到最低水平。大家普遍不读书、不思考，人类大踏步向后退缩。”在他的作品《文明遗失》中，他觉得现在的人迷恋电脑、网络，失去了辨别是非和基本的思考能力。

新疆文学翻译家、作家哈依夏·塔巴热克表示，让人们相互了解的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文学艺术，因而文学翻译非常重要。2008年，她牵头成立了新疆天穹文学翻译中心，开始系统、规范地将哈萨克民族民间文学经典作品翻译成汉文，同时将汉民族的文学经典翻译成哈萨克文。她的儿子也坐在台下， 她希望在她去世后，儿子也能继续她这份“不看重钱，但看重精神”的事业。

“东方不存在，西方同样不存在”

对于“东方”这个题目，德国汉学家米歇尔·康·阿克曼认为它太玄了，“东方不存在，西方同样不存在，这和文学很像，西方和东方只是一种叙述方式。”

阿克曼认为，拉丁语“太阳从东方出来”是罗马人的一种说法。其实从西方出来的是法律，东方指希腊。这句拉丁语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希腊给我们哲学，我们给希腊法律。”阿克曼说，启蒙运动特别爱用“太阳从东方升起”这句话，东方（特别是中国）在很多方面代表启蒙运动的幻想和梦想，代表一个理性智慧的大国，一个没有上帝的道德之地。在19世纪的帝国主义时代，东方在艺术和文学方面有两个最重要的意义，其中一个就是中国和东方变成非理性智慧的帝国，一种神秘主义的故乡，因为西方正越来越变成一个唯物主义的理性系统。

阿克曼说“不过现在反过来了，中国人觉得东方中心了，东方代表一种比西方更深刻的、神秘的、更宽阔的思维方式。所以现在最好离开东方、西方叙述，说真话。”

台湾小说家童伟格也认为，“东方是一种叙述方式，其实主要是一种虚构的话语方式。我们所看到的一波又一波写作者，他们很难不处理东方到底是什么。譬如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帕慕克，即便他用进步的西方文学技术去写《我的名字叫红》，即便是以现代的书写方式重构传统，即便可能在技术上面做的跟西方原生性小说家一样好，我们依然可能面临上述问题。其实凡有中央，必有边垂。”

而中国作家刘庆邦则认为中西方文化、信仰的差别“归根结底是价值观上的差别。”过去，在大多数东方人看来，“人生就是‘生人’，要是没有生孩子，那这一生是毫无价值的。”刘庆邦感慨，改革开放后的东西方交流碰撞让这个价值观在动摇，“现在的年轻人，有单身族，有结婚了但不要孩子的，我们这代人就不能接受。”价值观的这一改变是不是好事？刘庆邦觉得“现在很难说”。

传统叙事元素已经被抛弃

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上海作家金宇澄则认为，“实际上对于中国传统叙事，我们已经久违了，很多年来一直被批判和否定，我们已经忘记了它的味道。好在大陆传统意识开始复苏。如果重建这些‘陈词滥调’，它们是否还有光彩和特殊的韵味？在当代和传统之间，在所谓的东方主义的对照下，是否可以做一种实验，向传统的书写方式致敬？”

金宇澄说，“西方叙述注重内心的探究，和它无穷无尽的忏悔有关，但是中国则是习惯了简单、外在的‘话说’。如果说一旦到了非常复杂的内容，可能就会反向空灵了，就什么话都不说了。西方的小说允许单写一个人，但是中国的旧小说有很多人，西方小说人物少，但是允许大篇幅描写风景，但是中国旧小说风景简洁，但是人物多，像走马灯一样，是否可以理解不断出现的人就是西方小说的大篇幅描写的风景？”

金宇澄说，西方理论有一句话，“如果文学的调性越来越窄，可以到传统中去寻找力量”，但是“我们传统的叙事元素已经被抛弃了，统一的普通化的叙事形成了文字语言的同质化状态，大家的口吻都是一样的。我们总是以学生的心态，从内容到形式都学习西方。”

“《红楼梦》里面林黛玉讲，‘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金宇澄笑言，“我觉得这真实在是两种风，是来自两个不同的方向，我觉得东西之间永远是一种对照，不是一种融合。”

陈丹青则表示，自己对东西方认识的错位很感兴趣，“我最早念的小说是12岁全本念完的英国小说《流浪儿》，民国时候翻译的，哭得一塌糊涂，这本身就是非常错位的事情，文革快要发生的上海，有个小子在弄堂里读英国的流浪儿，可能很多英国人都不知道这部小说。”

“我以为全世界我最了解的俄罗斯，我好像了解托尔斯泰所有的家里人和小说人物，但是当我到了俄罗斯，我觉得这完全是个陌生的国家，就像在英国看到的全部是印度人。”陈丹青说，所以“我们对全世界的想象都是错的”。“我们了解东方吗？我对西方从古希腊到文艺复兴到印象派，了解远远多于对中国的了解。中国人很少关注亚洲邻居，所以东方人没什么资格说我们很了解东方。”

在中国小说家路内看来，中国这个东方的符号核心，其东方意义几乎没有独立存在过。路内提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实际上是一次真正的文化救亡运动，在那场拯救运动中，中国和西方拥有了比较一致的观念，也正是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东西方之间，有过最具价值的谈话。

然而，今天的东西方之间，彼此的轮廓都显得模糊，“在东方这个复杂的、裂变的身体里，本身就有着东方和西方、一个东方和另一个东方之间的交融和搏杀，我想也许它会重塑出一个多元化的东方，使这个世界更丰富。”

“我们的小说是给中国人看的，还是给西方人看的，这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在乎这件事，有人要争论。更重要的是，在语言交流的过程中，错误地翻译小说中的某一句话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但这恰恰可能是屠杀的起因。”

路内说，作为一个作家，在东方和西方的位置上，是最值得自重的。“因为我们跨越了人类最大的族群障碍——语言，而获得了一种相互之间的认知。假如连我们的之间的叙事方式、我们之间的情感，都可以互通，东方理解托尔斯泰也理解莎士比亚，甚至可以信仰共同的神。那么在这个基础上，一种全人类互动的叙事，会超越政治和哲学，会消弭掉人类之间的误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