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上映中国慰安妇纪录片：旅日华人用20年拍了8位受害人

一部关于中国慰安妇的纪录片《渴望阳光》8月份在日本上映，并且正在获得日本社会的关注，很多日本人第一次了解中国慰安妇的受害状况。纪录片拍摄者是旅日华人班忠义，他用20年时间拍摄8名前中国慰安妇自白。

1992年12月9日，在日本留学的辽宁人班忠义在《朝日新闻》上读到了一则关于慰安妇的消息：在“战争受害女性国际听证会”上，一位来自山西的慰安妇登上讲坛，刚说了一句“我恨日本人”，就昏厥在地。这是班忠义第一次听说中国有慰安妇，并且听说慰安妇受到这么严重的暴力和摧残。

那位老人的名字叫做万爱花。正是她的经历，促使班忠义去山西盂县进圭村，探寻一段关于慰安妇的、失落已久的历史真相。

“慰安妇”（comfort women）一词缘起于日本原有单词的“委婉”表述，在欧美国家，这个词正逐渐被直指其罪恶本质的性奴隶（sex slaves）一词所替代。无数的口述历史已经重建了了妇女们在战争时期所受暴行的回忆。

1929年出生的万爱花，是中国最早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的7名原“慰安妇”之一，她曾三次被日军抓到盂县进圭村据点。日本兵把她打得死去活来，万爱花的脚、腰、肋骨，都被打伤打断了。万爱花记得强暴她的日本兵长相特征，最凶残的是“红脸队长”和“獠牙队长”，她多次被折磨得昏死过去。日军以为万爱花已经死去，便将她扔到村子旁边的乌河沟里，幸好被好心的同村老人发现，将她救了起来。此后万爱花整整三年多时间躺着无法动弹，等能下床后，发现自己整个身体都变了形，人站不直，胯骨和肋骨骨折，手臂脱臼，颈部陷向胸腔，腰部陷入骨盆，右耳耳垂被日兵扯掉了一块，头顶被日兵扎打过钉板后，头顶凹陷，有两处伤疤不长头发，原来160多公分的个子萎缩到了140多公分。

在日军看来，慰安所就是个公共厕所。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在战争之初，因囿于规定，有些日军士兵在进入日本人“慰安妇”房间时要高喊一声“某等兵，进来了”，事情结束后还会说上一句“您辛苦了”。后来，这些话再也没有了，日军士兵们像野兽般冲入慰安所发泄。“慰安妇”们也在这苦难中麻木了，面无表情地数着数，口里机械地说着: “好了，下一个”，“好了，下一个”。

幸存者雷桂英清楚地记得，第一天，“日本兵把我拖出去，把我的裤子强行脱掉后扔在大通铺上，我在反抗中把手腕磕伤了，现在还能看得到伤口。然后，日本兵用两个膝盖顶在我的肚子上，把我压在下面，同时还用军刀的刀把猛砸我的脑袋，就这样把我强奸了。”

为了充分利用“慰安妇”的资源，“慰安妇”的房间里，经常有3个士兵: 这三名男性中，一名是刚做好事的; 一名是正在“慰安妇”身上强奸的人; 另一名是正在脱去衣裤准备接手的士兵，“在士兵看来，让‘慰安妇’获得短暂休息的时间都觉得可惜”。“慰安妇”们完全成为日本兵发泄性欲的工具。

关于“慰安妇”们每天被强迫“慰安”的次数，因各个慰安所的不同和时期的不同而有区别。一般“慰安妇”每天接待日军10多人，每天接待30至50个日军士兵也是很平常的。

以下是关于海南新盈日军慰安所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回忆：规定每个“慰安妇”每天接待50—60人，甚至有时高达70—80人，平均每小时要接受两到三名日军士兵的性发泄。日军士兵远离本土行军作战，生命不保，行为放纵，性欲强烈，慰安所的门前每天都排着长长的队伍。“慰安妇”们常常是通宵达旦，承受着兽性折磨。虽然川冈( 日军队长) 派军医给“慰安妇”定期体检，但每天被几十个日军折磨，无论如何都是难以承受的。

在20万名中国“慰安妇”中，能够熬到日军投降而幸存下来的，已为数不多。如海南石碌慰安所的 300 多名“慰安妇”中，经过 4 年的摧残共有 200 多人死亡。至1945年9月日军投降时，活下来的仅有10多人。 黄流日军机场慰安所原有广州籍女子21人，最后仅剩下黄惠蓉等4人。感恩县新街市慰安所的40多名中国少女里，最后只活了10来人。据估计，中国“慰安妇”中，有75% 左右的“慰安妇”，在战争中被日军虐待而死，幸存下来的“慰安妇”只有25%左右。而苟活下来的，有些也已奄奄一息了。

日本忘记历史的今天，也是我们的昨天

“无论是宏大事件，还是日常生活琐事，对人类文明而言均具有重要的价值。被人类保存下来的信息，通常是历史学家为主体的人们自觉行为的结果，也是选择性记忆的结果。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真正被保存下来的历史信息数量少之又少，大量的信息已经在有意或无意间流失。

“人们往往不自觉地喜爱记住胜利与欢悦，对于失败与苦痛，常怀排拒之心，民族的记忆也不例外。……那些灾难性的、具有负面影响的历史事件，或者是被阻挠与回避，或者因为令当事人难堪而不便被公开地记忆，或者是人们强迫自己去遗忘、不去思考、不去记忆。”

其实，关于战争的历史，不论在哪一方，都受到了选择性地叙述。根据何忆南的研究，在日本，侵华战争被表述为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的罪行，而广大日本人民是无辜且热爱和平的；其二，西方中心的神话让日本只承担对西方同盟国的战争错误，而擦去了在亚洲的罪行；其三，把在战争中死去的日本军人塑造成民族英雄。

我们今天指责日本忘记关于慰安妇的历史，然而我们自己也曾遗憾的一度选择性失忆。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教材里，曾一度忽视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贡献。为了国际关系上的考虑，我们同样区分了一小撮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同为军国主义受害者的广大日本人民。建国后，因为注意力集中在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上，对抗日战争的研究没有深入进行，日本篡改教科书一事也没有在国内引起大的注意。中国宽容地遣返了大量日本军人，并且主动放弃战争赔款。70年代在与日本建交前后，敏感的战争回忆一度被弱化，我们也很快接受了日本“深刻的反省”（而不是“道歉”）这样模糊的说辞。

后来，我们又恢复了记忆。1982年后，主流话语对于抗日战争的表述发生了转折。对于日本教科书的讨论突然爆发式的增长，至此之后，中日历史问题突然成为了外交中不能回避的敏感问题。历史、领土一切问题突然获得了大量的关注。

在如此历史叙事的变迁之下，“慰安妇”的苦难先是被压抑，然后又得到了广泛讨论，成为了民族苦难的记号和证明受害者地位的标志。

学者任佑卿认为，受害者意识是支撑民族意识的基础之一，这也是为什么历史课本中通常强调受侵犯的历史，而淡化另外一面。这种受害的集体记忆，将受害者塑造成在道德层面比施害者优越的强者，正因如此，受害意识才难以被抛弃。

道德优越性助长了“牺牲者意识的民族主义”，使得人们对包含在民族主义内部的虚构性和压迫性感觉日趋钝化。所以，最终，“所有的一切都将转换成国家对国家，民族对民族的逻辑，从而消埋了个人经历的诸多层面上发生的残酷可怕的暴力问题。”“慰安妇”们的苦难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被显现出来。

不论是日本通过忘记“慰安妇”的洗白开脱、美化战争中的死难军人，将自己表述成军国主义的受害者；还是受害国努力对于国家耻辱的重申，都有争取受害者地位的意味。这不禁令人担忧，对于“慰安妇”问题的记忆之争，会演变成以“牺牲者”的历史位置为目标的战争，而“慰安妇”们自己的记忆，将被压抑在民族主义的话语之下。

告别选择性的民族记忆

忘记历史，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

然而，当面对“历史”和“记忆”的时候，应该尤为慎重。欧尼斯特‧勒南(Ernest Renan)认为,作为民族而存在的意志, 很自然会优先选择民族必须忘记的过去。当我们谴责日本人拒绝承认罪行的时候，我们忘记了自己民族也曾经对“慰安妇”们的苦难保持过缄默。

1945年到上世纪80年代期间，由于国际环境、外交需要等原因，中国对日本保持了极大的宽容，并且将战争创伤埋藏在了宏大的政治叙事之下。而在战争期间遭受伤害的妇女们则被遗忘，她们的痛苦无人问津。

幸存下来的妇女们，因遭受长期残酷的摧残，绝大多数人丧失生育能力，晚年陷入了孤独艰辛的凄凉境地。精神上，她们遭受着祖国的沉默、日本不认罪甚至侮辱攻击的二次伤害，还承受着世俗偏见，非常压抑；同时在传统伦理道德观的压力下煎熬，她们“带着难以名状的羞愧心情苟活至今”。

所以，反思慰安妇问题，也是在反思历史的记忆和失忆。“所谓记忆，即将过去之事情保存于精神之中，那没有被记住的部分，并未消失匿迹，而是以一种被压抑的其他形态存于某处。所以，忘却并非记忆的对峙面，而是记忆的一种形态。记忆／忘却机制不仅支配着个人的所有叙事行为，而且也支配着共同体的历史记述。那种力图构筑民族记忆的民族叙事，也必然伴随着目的性的集体忘却。”也许这句话对于现在的日本和过去的中国都适用。

重申“慰安妇”问题，一方面，要让日本正视历史；另一方面，对于中国、韩国等国家来说，不仅是要把它当作国家和民族的苦难和为国家争取道义正当性，更是要体会那些妇女受到的真实创伤，并且反思历史叙事为她们带来的不公。前慰安妇万爱华花在弥留之际，嘴里念叨的仍是：“我做了鬼，也要纠缠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如今，她已经离开人世，再也没有机会看到正义伸张的一天。

然而，像班忠义一样走访受害妇女，让她们发声的人太少了，而且随着慰安妇们的离世，无数痛苦已经永远地因为祖国和他国的“选择性失忆”被埋没在了历史中。

对于慰安妇们来说，战争是一次伤害，民族的失忆和侵略者的否认是第二次伤害。反对忘记“慰安妇”问题，就是要告别一切选择性的民族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