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围棋擂台赛30年︱1980年代围棋为什么那样红

徐书白

2015-10-15 10:40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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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答标题中的“为什么”之前,让我们先来厘清一个“是什么”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围棋到底有多红?
不妨以1985年作为时间节点,来对比一下中国和日本。
当时的日本,人口约为一亿,围棋爱好者数量却高达1208万(据日本余暇开发中心2000年发布的白皮书),专业棋手有六百人,九段棋手有六十余人,其中不乏小林光一、武宫正树等“超一流选手”。
同一时期的中国,人口在十亿左右,是日本的十倍不止,但据专家估计,围棋爱好者无论绝对数量还是相对比例,都落后于日本,这从棋手数量就可窥见一斑:专业棋手不过一百余人,九段棋手更是只有四位,还包括已经“退居幕后”的国手陈祖德和吴淞笙。
实事求是地说,截至1985年,相比起围棋历史源远流长、曾对周边国家输出围棋文化的中国而言,日本更当得起“围棋王国”之名。
然而,在这之后,事情起了戏剧性的变化:中日围棋之间出现了实力上的大反转。
仅仅过去短短十多年,到1996年,日本的围棋爱好者数量就下降到了410万人,以每年66.5万人的速度递减。棋坛上活跃着的,依然是坂田荣男、藤泽秀行、加藤正夫、武宫正树、小林光一、大竹英雄这些“老面孔”,新秀后继乏力。
至于中国,到了1999年,时任中国棋院院长的陈祖德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中国有3000万围棋人口是大概是没有问题的”。一年之后,《围棋天地》杂志给出的统计数字是:中国的围棋人口有2000万。即便取较低的那个数字,中国也远远超过日本。
陈祖德,新中国第一代棋手代表人物,也是第一任中国棋院院长。
这个时候,活跃在中国棋坛上的,是老中青四代国手:即便不算已经成为象征人物的陈祖德(1999年,他被评为“新中国棋坛十大杰出人物”之一),也还有聂卫平、马晓春、常昊以及渐渐崭露头角的古力(他们正好代表了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后和八〇后),而准九〇后棋手陈耀烨(生于1989年)和九〇后棋手如周睿羊、时越、范廷钰、芈昱廷和唐韦星等(若干年后,他们先后夺得全部六项世界围棋大赛冠军)也已经或快要开始摸索着上网下棋。
国手王汝南曾在一篇发表于1987年的文章中说,“中国大陆兴起了一股从未有过的‘围棋热’”,他称之为“中国围棋的复兴之路”,这也是该文的标题。套用今天常见的术语,以1985年为起点,中国围棋在八十年代实现了“爆炸式增长”,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比如,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就是一名围棋爱好者,“金角银边”、“谋势”、“做活”这些围棋术语都被他移用于比喻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
许多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企业家,也对围棋情有独钟。如江苏春兰集团董事长陶建幸、上海建桥集团董事长周星增、中国移动上海公司董事长郑杰、上海澳特来公司总经理池仁冠、贵州百灵集团董事长姜伟等。八十年代围棋热席卷中国之时,这些企业家最多不过三十岁出头,正是易被新鲜事物感染的年纪,十多年后,他们一待事业有成,便立即赞助围棋比赛和选手。诞生于1998年的春兰杯,便由陶建幸斥资千万举办,这既是第一项中国大陆出资主办的世界职业围棋大赛,也是中国最有分量的围棋赛事之一。
与春兰杯并称为世界职业围棋六大杯赛的“应氏杯”,则直接诞生于围棋热之中。这项全名为“应氏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赛事,由台湾企业家应昌期于1987年8月创办,四年进行一次,是奖金最高的职业围棋比赛,冠军奖金高达四十万美元,即便亚军,奖金也有十万美元之巨。昭和棋圣吴清源评价说:“应昌期先生是创办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第一人。”
常昊力捧春兰杯
与围棋有关的组织机构、书籍报刊,在八十年代中后期也盛极一时。
1985年6月8日,蜀蓉棋艺出版社成立。这家全国唯一的棋牌专业出版社推出的围棋入门读物,四年间共销行了一百多万套。有读者以这套小册子自学,拿到围棋段位,特地写信致谢出版社,“我汇款来立个户头,你们出一本书我买一本”。
在《中国围棋的复兴之路》一文中,王汝南也提到,“棋书畅销,《围棋天地》、《围棋》月刊、《围棋春秋》、《棋牌周报》等专门刊物订数持续上升”。当时的他,身份还是北京中日围棋友好会馆馆长。四年后的1991年,作为围棋热的直接产物,中国棋院在北京成立,陈祖德、王汝南分别担任正副院长。
“围棋之乡”也不断涌现。1988年,浙江天台县向国家体委申报“围棋之乡”并获得批准。到了1990年,短短一年间,国家体委又命名了四个“围棋之乡”:天台的邻县嵊县、江苏张家港市塘桥镇、河北怀安县以及上海嘉定县。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围棋队现任总教练俞斌就是天台县人,为中国围棋拿到第一个世界冠军的马晓春是嵊县人,陈祖德则是嘉定人。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围棋为什么这样红?
中日围棋擂台赛
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队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的优异表现。之所以将1985年作为中国围棋热的关键时间节点,也是因为,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始于1984年10月6日而终于1985年12月20日。这场持续一年有余的围棋对抗赛,拉开了中日围棋擂台赛的序幕。
中日围棋擂台赛一共举办了十一届(1984-1996),但真正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具有巨大影响力、鼓动起华人围棋热的,主要是前三届比赛。而这三届的主角只有一个:聂卫平。
棋圣聂卫平
站在今天回看这三届比赛,聂卫平的表现只能用“疯狂”来形容,如果把当时比赛的全部过程写成小说、拍成电影,一定会有人表示不屑:故事太假,没劲。
然而,它确实在真实世界发生了。
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有“内战外行、外战内行”之称的中国棋手江铸久一鼓作气,接连击败依田纪基五段、小林觉八段、淡路修三九段、片冈聪九段以及战胜过聂卫平的石田章九段五位日本棋手,却最终负于日本超一流棋手小林光一九段。之后,小林光一连胜钱宇平、邵震中、刘小光、曹大元、马晓春六名中国棋手,中方只剩聂卫平一人,日方却有三位超一流选手:小林光一、副帅加藤正夫九段以及主帅藤泽秀行九段。最终,聂卫平将这三名日本选手一一击败。中国获得冠军。
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小林觉连胜钱宇平、邵震中、曹大元、江铸久、刘小光五将,马晓春好不容易将之击败,遏制住了日本连胜的势头,又败在片冈聪手下。这一回,聂卫平面对的是五名日本棋手:片冈聪、山城宏九段、酒井猛九段,还有两位超一流选手——副帅武宫正树九段与主帅大竹英雄九段。不可思议的是,他再一次将这些日本选手一一击败,其中,与武宫正树的对局由中央电视台全天直播,藤泽秀行称之为“世纪之战”,日本媒体则叫它“滴血的名局”。中国再获冠军。
与前两届比赛相比,第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平淡了许多。双方互有胜负,中方主将聂卫平下的唯一一盘棋,就是对阵日方主将加藤正夫,中盘即取得胜利。中国又获冠军。
到了第四届中日围棋擂台赛,已经升到七段的依田纪基连胜六场,中方又只剩聂卫平一人,局面与前两届惊人的相似。聂卫平先奋力把依田拿下,然后又击败淡路修三九段,第三场面对羽根泰正九段,在中盘形势大好的情况下,官子惜败于羽根,止步于十一连胜。
赛后,日本记者和日本棋院负责人都表示,他们等这一天,足足等了四年。而十一连胜的记录,直到中日围棋擂台赛告终,也再无人打破。
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日本队阵容。上排左起为依田纪基九段、小林觉九段、淡路修三九段、片冈聪九段,下排左起为石田章九段、小林光一九段、加藤正夫九段、藤泽秀行九段。
这样的战绩,用今天知乎网友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恒大正赛连斩拜仁、皇马、巴萨、多特、切尔西、曼城”。聂卫平的风头之劲,比如今受到狂热追捧的“小鲜肉”孙杨、宁泽涛有过之而无不及。当然,他一不靠颜值二不靠腹肌,全凭头脑取胜,倒应了前几年因美剧《生活大爆炸》流行起来的那句话:Smart is new sexy。
第一届中国围棋擂台赛获胜之后,就有大量读者写信给聂卫平,夸他是民族英雄。清华、北大的大学生为了听聂卫平演讲,挤满了报告厅。老山前线的战士还写信给聂卫平说:“我们在前线奋战,就是为了你能在后方击败日本棋手。”
台湾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后来担任“行政院”政务委员的沈君山,在聂卫平豪取九连胜、拿下三冠军的时候,曾经发来贺信,结尾说道:“聂兄这两年的努力和奇迹,不但提高了围棋在国人间的地位,也更加强了全世界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这棋盘外的成就,也许是更有长远意义的,谨在此代表海峡此岸的棋友,向聂兄致敬意。”
应氏杯的创办,也是因为聂卫平的连胜。台湾企业家应昌期早就想办世界著名棋手的比赛,看到聂卫平的神奇表现,他认为时机来到。他对聂卫平说:“我这个比赛就是为你办的。”
早在中日围棋擂台赛开幕之前,金庸就曾拜聂卫平为师,学习围棋。1984年“新体育杯”的决赛在金庸香港家中进行,聂卫平说,“金庸知道我爱吃螃蟹,专门在家里请我吃了顿螃蟹。那顿饭从下午5点一直吃到晚上10点半,我一共吃了十三只,金庸一直在旁边陪着。那天有两个菲律宾佣人对我稍有怠慢之意,第二天金庸的太太就把她们‘炒’了。”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期间,金庸已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负责政治组事务,工作很忙,但聂卫平战胜武宫正树之后,金庸仍然抽了一个晚上请他吃饭。
美国的华人棋迷也因为中日围棋擂台赛而热情高涨。据《新体育》原主编郝克强回忆,他去美国访问,有位台湾到美国经商的华侨对他说:“原以为中国与日本打擂台赛围棋,是否早了一点。没想到中国胜了。我们都出了口气,你们是不会理解我们美国华人的心情的。”
可以说,聂卫平几乎以一人之力,将全球华人联系在了一起。而这联系的纽带,是围棋。
2015年,聂卫平(左)与武宫正树(右)再现“世纪之战”。
围棋“恐日症”
实际上,早在中日围棋擂台赛开始之前、“文革”尚未结束之际,聂卫平就已开启属于他自己的时代。他曾五次获得中国围棋锦标赛冠军(1975、1977、1978、1979、1981),并于1979年获第一届“新体育”杯与第一届世界业余围棋锦标赛冠军。中国棋坛一致公认,1975年至1979年,是“聂卫平时代”。
但这远不足以燃起大众对围棋的兴趣。只有中日之间进行的比赛,才能做到这一点。
正如中国男足长期患有“恐韩症”,中国围棋也长期患有“恐日症”。“恐日症”的背后,是对中日国力巨大差距的焦虑,以及对日本曾经犯下的侵略罪行的愤恨。
如果说足球是否起源于中国尚存争议的话,围棋则是发源于中国的地道国货,近代以来却兴盛于日本。民国初年,日本五段棋手高部道平访华,中国棋手无一是其对手。据他描述,中国棋手最高水平也不过相当于日本初段而已。这无疑是让国人绝望的事实。
伴随着日本加速对中国的侵略,中日之间的围棋比赛逐渐上升到爱国层面,成为没有硝烟的战争。正因如此,1928年就东渡日本学棋的吴清源于1939年至1955年间在十番棋擂台上击败全部日本超一流高手时,才会激发国人极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即便吴清源已于1936年抗战爆发前夕入籍日本,也可以搁置不问。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棋手对阵,依然胜少负多。
1960年,日本围棋代表团首次访华,中日双方共三十五盘,中国仅胜两盘,和一盘,余皆败北。
1961年,日本围棋代表团再度访华,五十四岁的日本女棋手伊藤友惠五段八战皆胜。郝克强回忆说,与名手过惕生并称“南刘北过”的老将刘棣怀对弈伊藤时,刘每一手都下得很慢,常常苦思冥想,伊藤则作悠闲自得状,下完一手棋,便起身赏花观鱼。战不多时,伊藤就吃掉了刘的一条大龙,“刘老的脸红到了耳朵根”。此事也一直被中国棋手视作奇耻大辱。亲眼目睹这场惨败、当时年仅十八岁的陈祖德对此念念不忘,曾在1986年出版的自传《超越自我》中说,“这不仅仅是围棋手的耻辱,也是民族的耻辱,是国耻!”
刘棣怀,中国围棋一代名宿。
后来,陈祖德曾于1963年受先一子战胜日本棋手杉内雅男九段,又于1965年分先战胜日本棋手岩田达明九段,打破了日本九段棋手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文革”开始后,他被下放到工厂,七年无棋可下,只能自己在宿舍内埋头打谱。因此,他曾一再感叹:“如果没有‘文革’,我们早就赶上日本了。”
整体实力上的巨大差距,和中国政治局势的动荡,让中国棋手始终得不到“复仇雪耻”的机会。
尽管如此,“文革”后期,中国棋手还是在对日战绩上取得了堪称石破天惊的突破。实现这一突破的人,正是聂卫平。
1974年,日本关西棋院代表团访华,宫本直毅九段连胜六场,却败在了聂卫平手下。1976年,聂卫平率中国棋手赴日参加中日围棋对抗赛,击败“本因坊战”冠军、超一流选手石田芳夫九段,并以六胜一负的成绩,被日本称作“聂旋风”。
1974年至1980年间,聂卫平与日本九段棋手对弈三十局,胜十七局、和二局、负十一局,已然占据上风。
不过,以上这些赛事,影响还仅仅局限于围棋圈内,与后来登峰造极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只能说是铺垫与前奏。
围棋外交与“老同志”支持
铺垫与前奏也好,高潮与巅峰也罢,都来自中日双方心照不宣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策划与经营。
二战之后、冷战期间的世界格局,让中日关系变得微妙而复杂,两国之间的交流也因而困难重重。
与一心想要赶超日本、在棋枰上一雪国耻的中国棋手相同,中国政治家也始终关注着日本围棋,但目的不是为了竞技,而是为了外交。
在这个意义上,围棋之于中日关系,就如同乒乓球之于中美关系,是一种巧妙的外交手段。相较于前者,后者开始得更早、持续得更久,更能体现官方与民间、大陆与港台的良性互动,也更能自然而然地与中日两国的历史文化衔接起来。
1958年,中日关系因为“长崎国旗事件”出现严重危机:中日友好协会在日本长崎举办了中国邮票和剪纸展览会,会上首次在日本悬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却被两名日本人撕毁。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向日本提出强烈抗议,中国随即中止执行中日钢铁协议和渔业协议。为了缓和关系,次年10月,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率代表团来华访问。
松村与陈毅一样,都酷爱围棋,陈毅与他手谈几盘,向他建议:中日应该多展开文化交流,“围棋、乒乓球、书法、兰花都可以。不谈政治,只谈友谊”。周恩来也提议:双方可以就此达成君子协定。松村自然无不允之理。中日“围棋外交”就此开启。
陈毅与日本友人下围棋。
1960、1961年,在松村的推动下,日本围棋代表团两度访华。值得一提的是,首度访华时的团长是日本棋界元老濑越宪作名誉九段,当时他已是七十二岁高龄,而且双目已因广岛核爆炸失明。
1962年,以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李梦华为团长,“日本通”孙平化为副团长的中国围棋代表团也首度访问日本。这次礼尚往来的访问活动受到日方热烈欢迎,获得空前成功。
1963年,受中方邀请,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派出联合代表团访华。此次访华堪称中日围棋交流的里程碑,日方代表团不仅带来了杉内雅男(日方代表团团长)、宫本直毅、加藤正夫等一众高手,还授予陈毅荣誉七段棋手称号,这是日本围棋界第一次授予国外人士如此殊荣。陈毅在赠送荣誉证书仪式上发表讲话,表示愿意通过围棋交流来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
1964年底,日本二十九名著名棋手联名呼吁恢复日中邦交,在呼吁书上签名的棋手,如漱越宪作、桥本宇太郎、坂田荣男、杉内雅男等,都是日本棋坛举重若轻的人物,也都在访华的围棋代表团之列。还有许多棋手走上街头征集签名,为日中友好鼓呼。
这一着“围棋外交”,恰似围棋术语中所说“手筋”,一子落定,通盘皆活,中日友好的种子自此便深深埋下,即便在“文革”的狂风暴雨之中,中日关系受到极大影响,中国围棋活动也受到极大干扰,一到1972年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政府签订《中日联合声明》,宣布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国又迅速重新恢复围棋交流,这才有了在日本劲刮的聂旋风。
中日恢复邦交之后,关系不断升温,交流日益频繁。1978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文化交流协定》,这两个重要文件的签订,让中日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纪元。围棋,自然也包括在内。与日方联系合办中日围棋擂台赛的郝克强说:“到了80年代中期,中日两国的围棋界都有进行一场决战的需求。是时势促成双方一拍即合,诞生了举世瞩目的中日围棋擂台赛。”
当时的“时势”究竟如何,不妨以1982年上映的电影《一盘没有下完的棋》为例。这部电影由中日合拍,“以北洋军阀时代到新中国建立之后漫长岁月为背景,通过中日两个围棋手及其家庭的悲欢离合,谴责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反映中日两国人民深厚情谊”。
中方剧本作者洪州、康同回忆说,他们在1979年初展开剧本写作之时,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不久,“有人以为我们意在赶这个浪头”。初稿完成之后,日方导演、编剧、制片人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与中方反复讨论如何修改剧本。一共花了三年时间,剧本才最终修改完成,在此基础上拍摄的电影,“取得了始料不及的成功”。
洪、康两人总结原因说,“彼此都有所坚持,又都有所让步,共同的原则和目标是加强中日友好,所以才有了今天这样圆满的结局”。
当时的中日关系处在多么友好的氛围当中,由此可见一斑。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位作者刚萌生创作欲望,就“兴奋地鼓励”他们的,是冯牧:“围棋的题材好,值得一写。要写出围棋的味道来。”主张“中日合拍”的,是夏衍,当时他正因病住院,在医院听完了剧本初稿录音。陈荒煤、赵丹、孙道临先后都对剧本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赵丹本来是此片中方主演与艺术顾问,1980年他去世之后,孙道临接替了他。
他们有一个共同特征:都是“文革”时被打倒,“文革”结束之后才得以解脱的“老同志”,或者说老干部。
对中国围棋给予最大程度支持的,是老干部,对中日围棋交流给予最大程度关注的,也是老干部。可以开出一张很长的名单:方毅(国务院副总理)、廖井丹(中宣部副部长)、金明(国务院秘书长)、张劲夫(国务委员)、唐克(石油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叶飞(上将、海军司令员)、黄克诚(大将、中纪委常务书记)、袁先禄(《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
而这些老干部,大多受到陈毅的影响。方毅、张劲夫、黄克诚、叶飞等,都是新四军时期陈毅的部下,在他的影响下学会了下棋。廖井丹做成都市委书记时就对围棋有着浓厚兴趣,陈毅到成都视察,一定会和他聊起围棋,并叮咛嘱咐“把围棋搞上去”。“文革”之后举办了“陈毅杯”围棋比赛,主要针对老干部,不少参赛选手出身于新四军。方毅更是接替陈毅,担任了中国围棋协会名誉主席。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国队取得最后胜利之际,曾亲自到场观战的方毅还感叹道:“如果陈老总还在,他该有多高兴啊!”
除了这些老干部以外,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对中国围棋予以特别关注。
聂卫平在其自传《围棋人生》中回忆,邓小平、胡耀邦曾多次邀请他去北戴河休假,他的入党问题是胡耀邦过问后解决的,财政部和国家体委联合发文降低围棋队伙食标准,也是他找了胡耀邦,才没有降下来。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期间,他和曹大元还一起被邀请到北戴河,与邓小平、胡耀邦一起打桥牌休息。当时小林觉已连胜中方三人,邓小平对聂卫平说:“我看你们这一届要输。”胡耀邦说:“输了没关系,明年再来。”
万里去世后,聂卫平在《怀念万里叔叔》一文中说:“万里不下围棋,但对围棋特别关心。首届中日围棋擂台赛,我连胜日方小林光一九段和加藤正夫九段后,请出了日本队主将、名誉棋圣藤泽秀行九段。决战前,万里找到我,拿出一副网球拍,对我说:‘送你一副拍子,你要学习打打网球,学会放松,学会了打网球,肯定能赢日本人。’他建议我打打网球,锻炼锻炼身体,让脑子恢复活力。”
陈毅画像
而聂卫平最感念的,还是陈毅,用他的话来说,“陈老总对我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我是永远不能忘怀的。”他在还只有十岁的时候,就被父母带到北京体育馆,与陈毅下棋。此后,只要有时间,陈毅就接他过去“杀上几盘”。聂卫平后来在中日擂台赛期间,不吃午饭,只吃几片西瓜的习惯,就是因为陈毅与他初次见面时,就请他吃了当时难得一见的西瓜。
聂卫平说,他清楚地记得,1964年中国完成原子弹试验以后,陈毅说,“原子弹相当于中国的‘九段’,中国有了原子弹,也就是有了‘九段’,而中国围棋目前还没有九段,你们将来要打败日本的九段”。
二十年后,聂卫平真的做到了。他率领的中国围棋队在头三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取得的三连胜,以及随之而来的围棋热,都足以告慰陈毅这位新中国围棋的奠基人于九泉之下。而今时今日,中日之间国力以及棋力的逆转,则是陈毅那句名言“国运盛,棋运亦盛;国运衰,则棋运亦衰”的最好证明。
责任编辑:饶佳荣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中日围棋擂台赛,围棋外交,聂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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