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专栏：跟法国作家说抗战

皮埃尔·阿苏里是名法国作家，生于1973年，别人向我介绍时，特别喜欢强调他的龚古尔文学奖评委身份。现如今介绍一位牛人，常会郑重其事地说这人参加过央视《百家讲坛》，担任过某某大奖评委，我不明白为什么会突然流行这个。阿苏里先生写了很多作品，在法兰西也算是响当当的人物，不拿他的作品说事，只说一个龚古尔奖评委，实在说不过去。向我是这么介绍，对其他人也一样，好像这头衔非常了不得，害得阿苏里很不乐意，面露尴尬之色。老实说，我也不是太高兴，对于一个没得过鲁奖茅奖的中国作家来说，法语的龚古尔与我们没一毛钱关系，你跟我强调这个干什么。

我觉得最让人尴尬一幕，是与阿苏里对话时，让我代表南京人民表态，问这个城市的居民是不是特别仇恨日本人。一时间，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才好。首先作为个人，我怎么可以代表一个城市的老百姓。其次，中日关系有着非常复杂的背景，三言两语说不清楚，这话题，对那些自以为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中国人都说不清楚，对一个外国人如何能够说明白。阿苏里的强项是历史，他是法国目前最好的传记文学作家，因此，我只能说些末枝细节，譬如自己如何逐渐接触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我出生在1957年，这时候，离开那场血腥大屠杀已经二十年，事实上，又过了二十多年，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才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历史真相在此前好像没存在过，如此重大的事件，被尘封在档案馆里，隐藏在老人记忆中。我们的父辈居然没有告诉他们的孩子，真实的抗日战争是怎么一回事。历史遭到了戏弄，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的日本鬼子形象，完全被漫画了。大家都是通过《地道战》和《地雷战》这些影片认识抗日战争，小鬼子跟卡通漫画中的形象差不多，是一群坏蛋，可恶，愚蠢，一点都不让人感到害怕。

1937年的南京有一个客观真相，毫无疑问，很多中国人死于大屠杀。我们今天谈论它，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呢，关键还是真相，就是尽可能地接近历史，还原当年的真实场景。同时还必须自责，为什么差不多四十多年的时间，真相被屏蔽了。因此，今天说起中日关系，无论是谁，掩盖真相都是不对的。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一场灾难，是文明的世界的耻辱，我们了解和接近灾难真相，与复仇无关，事实上，只是为了“中日永不再战”。没有什么比和平更重要，抗战胜利后，南京五台山山坡上，侵华日军参照靖国神社修建的神社被改造成中国政府的“战利品陈列馆”，看当时照片上的题字，其中有一段特别让人感慨：

聚三岛铁，筑荒唐梦。

浩浩烟波，难忘此痛。

这就是中国人的真实感情，这就是南京人的真实想法。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掩盖真相，宣扬仇恨，这些简单粗暴的方式都是不对的，不应该的。记得多年前，有一位日本记者也问过阿苏里一样的问题，他问我南京人是不是永远都不会原谅日本人。我也同样觉得难以回答，有些罪行是无法原谅的，有些罪行永远都不可能被原谅。我们要做的，就是牢记真实的历史，就是如何避免悲剧的重演。

好在我和阿苏里没在中日关系这话题上过多纠缠，我们谈起了各自的生活，他形容自己“时而散步，经常游泳，写了太多文字，时时处处都在阅读”，我听了忍不住要笑，因为这一点我们几乎完全相似。看来世界上有很多作家都差不多，重点是写了“太多”，散步，游泳，阅读，所有这一切，好像都是为了多写些文字。相同的工作方式，产生了相同的结果，我们都出了很多书，都可以被称之为著作等身。作为一名作家，阿苏里不仅是龚古尔奖评委，还是各种文学奖获得者，也就是所谓的得奖专业户。作为传记文学作家，他更像中国读者熟悉的两位前辈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莫洛亚，只不过笔下的传主，不再局限于作家和艺术家。迄今为止，阿苏里已为不同领域的十位名家著书立传，有出版大亨，有富可敌国的艺术品收藏家，有最牛气的大记者，有最高产的侦探小说家，有最有名的摄影家。

人的精力看来可以无限放大。很多年前，与台湾作家张大春聊天，他告诉我每天要到电台去做四个小时节目，我无法形容听到这话时的吃惊。阿苏里除了写人物传记，还是个有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他的博客很受读者欢迎，作为导演拍过三部纪录片，担任过《读书》杂志的主编，同时又是巴黎政治学院的老师，这个学校被称为法国政界第一大摇篮，自1997年开始，他一直在那任教。非常佩服写作之外还能干些别的什么的作家，难怪中国的专业作家制度经常遭人诟病，我们养了很多专业作家，譬如像我这样，除了在家埋头写作，其他活儿基本上都干不了。

我曾经是个非常不错的工人，有很强的动手能力，现在却越来越怕自己动手。常常会想，如果再发生“文革”，不让写作了，你还能干点什么。人老眼花，免不了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悲哀和担心。前不久，一位大学同学被抓起来，因为贪腐。就在前天，一位小学同学也被抓起来，同样因为贪腐。此一时彼一时，“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作为一名小说家，一个与权力没关系的人，很庆幸可以远离那些诱惑，同时又为曾经熟悉的那些人感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人生无常，为什么这样呢，好像很容易想明白，好像又想不太明白。

与阿苏里谈得最多的还是读书，我跟他谈到了莫洛亚，谈到了罗曼·罗兰，谈到了这两个作家对自己的影响。我告诉他，刚开始学习写作，我父亲非常希望儿子以他们为样板。在我们家藏书中，最多的是俄国作家，法国作家排在第二位，有满满一橱法国书。法国的好作家太多了，一时间都不知道应该恭维哪一位才好。阿苏里也为自己国度的文学优秀感到骄傲，我们说起了当下全球化的不阅读现象，我说中国人最喜欢号召读书，往往又是那些自己不怎么读书，或者是书还没读通的人在号召，阅读本是件快乐的事，一旦成为号召，需要鼓励，说明大家已经不怎么读书。

阿苏里不得不承认法国人其实也不怎么读书了，中国人宣扬的法国人在地铁上读名著，俄国人在草地上读诗集，更多的只是美好想象，谁都知道事实上并不是这样。中国人走出国门已经很随意，他们的眼睛一定会发现，那些诗意场面并不存在。很多事是我们觉得它那样，事实早已不是那样。我一直认为读书未必是人生的最重要，或者说完全用不到把它想象得那么重要。对于文明人来说，阅读是自然而然的，是天生的，根本用不着引以为豪。不读书不好，书读多了，很可能也会把人读傻。

如今一说起阅读，离开不了互联网。我和阿苏里都承认会在网上花很多时间，不过他却有些古典，竟然告诉我们，手机里下载的是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听了很吃惊，这样的大部头都能在手机上看，真有些法国人的浪漫。与他一起的法国朋友非常好奇一个中国作家会在网上读什么，我告诉他们，自己读得最多的还是朋友间互相转的那些文字，有些文章纸媒上读不到，网络的好处是几乎没有读不到的东西。

与外国作家对话，最遗憾的是语言不通，还有就是不了解彼此作品。这是无法继续深入的重要原因，除了泛泛的文字介绍，知道头上各种光环，我对他的作品全无印象。法国人翻译出版了我的三部长篇小说，其中有一本就是伽利玛出版社，阿苏里写过这个出版社老板的大部头传记，很显然，他跟我一样，对对方的作品也是一无所知。中国作家在国外的影响非常有限，知道一些皮毛的都是所谓汉学家，他们要靠这个在国外混饭吃。去年八月间，奈保尔来中国，给我印象最深的，除了他的疲惫，就是回答主持人提问，问有没有中国作家朋友，很干脆地说没有，又问有没有读过中国作家作品，回答依然很干脆，还是没有。

吃晚饭时，阿苏里和他的法国朋友跟我聊起莫言，说起了一些花边新闻，他们表情很丰富。说到最后，阿苏里很认真地说，他并没有看过莫言的作品，他的朋友应该也没有。现在，既然这个中国人已经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很想知道我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