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树志:不止是晚清,晚明也有一场大变局

樊树志

2015-08-31 18:2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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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晚明大变局》这本书,并非心血来潮。大约十年前,我在《解放日报》的学术版发表一篇几千字的文章,题为《晚明的大变局》,主旨是:近来人们常说“晚清的大变局”,殊不知,晚明也有大变局。希望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这篇文章似乎没有什么反响,于是我立志要写这样一本《晚明大变局》。这十年间,阅读、收集各种史料,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增补自己已有的认知,逐渐集中于六个问题,也就是诸位现在看到的,本书的六个章节。从各章的标题可以约略看到各个方面的“大变局”:“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漩涡;江南市镇:多层次商品市场的高度成长;思想解放的浪潮;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新气象:文人结社与言论。
晚明的大变局自然不是中国内部悄悄发生,而是有世界背景的,或者说是在世界潮流的激荡下逐渐显现的。
大航海时代下的全球贸易:巨额白银流入中国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世界历史出现了大变局,历史学家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或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航海家发现了绕过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越过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些发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西方历史学家把它作为中世纪与近代划分的里程碑。这一转折,最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初露端倪。从此,人类的活动不再局限于某一个洲,而是全球各大洲;人类的视野不再是半个地球,而是整个地球。中国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占领印度西海岸的贸易重镇果阿、东西洋交通咽喉马六甲,以及香料群岛,从1524年(嘉靖三年)起,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走私贸易。当他们获得澳门贸易的许可后,澳门开始成为沟通东西方交往的商埠,把中国市场卷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澳门—果阿—里斯本之间的远程贸易,澳门—长崎贸易,澳门—马尼拉贸易,输出以丝货为主的中国商品,输入以白银为主的外国商品,人们概括为“丝—银贸易”。
澳门大三巴牌坊
西班牙人到达美洲以后,绕过美洲南端,横渡太平洋,来到菲律宾群岛。1580年(万历八年)以后,西班牙的马尼拉当局,为生丝、丝织品、棉布等中国商品找到了一条通往墨西哥的贸易航路——太平洋丝绸之路,这就是驰名于历史,持续两百年之久,沟通菲律宾马尼拉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之间的大帆船贸易。声名远扬的“马尼拉大帆船”,运去的是以丝货为主的中国商品,运回的是墨西哥银元。
无论是葡萄牙、西班牙,还是后来的荷兰,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始终处在逆差之中。正如德国学者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所说:“外国人,包括欧洲人,为了与中国人做生意不得不向中国人支付白银,这也确实表现为商业上的‘纳贡’”;“‘中国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因此,正如印度总是短缺白银,中国则是最重要的白银净进口国,用进口美洲白银来满足它的通货需求。美洲白银或者通过欧洲、西亚、印度、东南亚输入中国,或者用从阿卡普尔科出发的马尼拉大帆船直接运往中国。”根据他的研究,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达到7000吨至10000吨,约占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有的学者认为,通过贸易渠道,全世界白银的一半最终流入中国。不管具体数据有什么差异,巨额白银流入中国流入中国是确凿无疑的,任何人都不能不承认,它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辉煌。
工业革命之前,来自江南的丝绸棉布流行世界
在全球化贸易浪潮频频袭来之际,大明王朝的统治者依然沿袭着开国皇帝朱元璋制定的海禁政策,禁止人民私自出海与外国商人贸易。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贸易双方都不遗余力地冲击这条禁令,东南沿海走私贸易非常兴旺。走私与海禁较量的结果,终于使得统治集团明白,时代的潮流不可阻挡,海禁政策已经不合时宜。隆庆元年(1567),福建巡抚涂泽民上疏,请求朝廷开放海禁,准许人民前往东西二洋贸易。朝廷权衡利弊得失之后,批准了这个建议。在东南沿海的港口,设立海关,向从事对外贸易的商船征收关税,使得“私贩”转化为“公贩”,走私贸易转化为合法贸易。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转折,显示了晚明时代对外开放的胸襟。
各种力量的作用,铸就了晚明对外贸易的辉煌。正如全汉昇所说:“中国的丝织工业,因为具有长期发展的历史背景,技术比较进步,成本比较低廉,产量比较丰富,故各种产品能够远渡太平洋,在西属美洲市场上大量廉价出卖,连原来在那里独霸市场的西班牙丝织品也要大受威胁。因此,当西班牙帝国自欧洲本部扩展至美洲和菲律宾后,中国丝货的输入美洲,竟引起西班牙国内丝织业者与海外殖民者间的严重冲突。这一事实告诉我们: 在近代西方工业化成功以前,中国工业的发展,就它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来说,显然曾经有过一页光辉灿烂的历史。”
而创造这一页光辉灿烂历史的正是晚明的江南,具体地说,是江南的丝绸业市镇。太湖流域的丝绸业市镇,其四乡以出产一生产优质生丝而闻名于世,统称为“湖丝”,它的著名品牌“辑里丝”(七里丝),就是以南浔镇的辑里村(七里村)为中心的地区出产的“湖丝”,在国际市场上享有极高的声誉,成为各国商人争购的抢手货。用这种“湖丝”织成的各色绸缎,也是行销海内外的名牌产品。或者从福建的月港销往马尼拉,再由马尼拉大帆船横渡太平洋,运往美洲;或者从澳门销往印度的果阿,再转销欧洲。外销商品中,仅次于丝货的棉布,主要产地也在江南,江南的棉布业市镇出产的精品棉布,号称“衣被天下”,不仅行销全国,还远销海外。1580年代至1590年代,中国商人运往马尼拉的商品,排在首位的是生丝、绸缎,其次就是棉布、夏布。中国的棉纺织品还由马尼拉大帆船运往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早在16世纪末,中国棉布已在墨西哥市场上排挤了西班牙货。1600年,从澳门开往日本长崎的葡萄牙商船运去3000匹棉布,见于博克瑟(C.R.Boxer)的著作。其实,中国的徽州海商,早已从宁波走私棉布前往日本。刊印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筹海图编》就已记载,运往日本的中国商品,第一位是生丝,第二位是丝绵,第三位就是棉布。而这些棉布的产地就是江南的棉布业市镇。
经营“湖丝”的徐荣村在1851年伦敦世博会期间,和他的家人受到英国女王的接见。
西儒利氏和“西学热”:中国士大夫放眼看世界
随着欧洲商人的步伐,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来到中国,通过澳门这个渠道,进入中国。他们在传播天主教的同时,传播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文化,不仅使得中国在文化上融入世界,“西学”以前所未见的巨大魅力,深深吸引一大批正在探求新知识的士大夫们,短短几年,就掀起了西学东渐的高潮。无怪乎西方学者把利玛窦称为“科学家传教士”,中国士大夫则把他叫作“西儒利氏”。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中国知识线与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佛学传入对于中国文化影响之深远,人所共知;而明末西学东渐的影响可以与之媲美,或许更胜一筹,使得中国人看到了欧洲先进的天文历算、数学物理、农田水利、机械制造等领域的新知识。
在耶稣会士的影响下,中国人开始真切地了解世界,涌现出第一代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瞿汝夔、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方以智等,他们与耶稣会士合作编译各种欧洲科学著作,向国人普及新的科学理念,一时间钻研西学蔚然成风。裴化行神父在《利玛窦神父传》中说,16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一场文化伦理革命,其先锋“并不是出国考察者,因为谁也不能走出帝国之外去异邦寻求这些新科学,他们只是译者或编者,是他们让读者得以接触外来的著作”。他推崇瞿汝夔“把西方文明的成就系统引入远东世界”;赞扬与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的徐光启,可以和英国人文主义最纯净的代表人物托马斯·莫尔相媲美。徐光启起用耶稣会士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吸收欧洲先进的天文学知识,使中国传统天文学转型,开启了中国人认识宇宙的新阶段。李之藻把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刊刻出版,并且加上许多文字说明,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的观念,让中国人认识到人类居住的地方其实是一个圆球,中国只是地球的一小部分。从艾儒略的《职方外纪》,人们知道了地球上有五大洲,大大开拓了士大夫的眼界,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
坤舆万国全图
崇祯五年(1632)浙江宁波的天主教徒朱宗元把中国与欧洲相比较,感慨系之:“天载之义,格物之书,象数之用,律历之解,莫不穷源探委……则我中土之学问不如也”;“自鸣之钟,照远之镜,举重之器,不鼓之乐,莫不精工绝伦,我中土之技巧不如也”;“土地肥沃,百物繁衍,又遍贾万国,五金山积,我中土之富饶不如也”。人们在惊讶之余,不能不反思,以老大自居的天朝,应当急起直追了。
西学东渐的成功,还得归功于晚明社会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接受氛围。周振鹤教授说,此次天主教来华的运气比较好,客观环境正处于晚明“天崩地解”时代,有利于基督教义的传播。王阳明心学的兴起,大大解放了读书人的思想。思想愈解放,就愈需要新的资源。天主教传教士的传教活动除了其他吸引力,新鲜感本身就是一种号召。晚明的中国大环境让传教士们感觉到如鱼得水。
文人结社:中国人的启蒙时代来了
王阳明思想的精髓,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概括:“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他认为,学问是天下的公学,不是朱子可以私有的,也不是孔子可以私有的,拒绝拜倒在圣贤和经典的脚下。明中叶思想界沉闷而无新意,科举取士都以宋儒朱熹对儒家经典所作的注释作为考试的标准答案,士子们没有自觉、自由的思想。王阳明的大声呼喊,掀起了思想解放的浪潮。此后,人才辈出,都以追求思想自由为旨归,形成波澜壮阔的个人主义与博爱主义的思潮。
位于浙江的王阳明讲学书院
王阳明的大弟子王畿,把师说发扬光大,主张学贵自得,“不从人脚跟转”。王门的另一大弟子王艮,高唱“六经皆注脚”。所谓“六经皆注脚”,顾宪成把他解释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从儒家经学的正统立场来看,这显然是大不敬。但是那种“原教旨主义”,使得人们的思想僵化,只知背诵教条,人云亦云。要想打破牢笼,自由思想,“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必然的选择。经典的生命力就在于与时俱进,不断赋予新的解释,为我所用。王门后学宣扬“不从人脚跟转”、“六经皆注脚”,被正统派视为“非圣人之道”,斥为“异端”。王艮反唇相讥:“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凡有异者,皆谓之异端。”与“非圣人之道”的衡量标准唱反调,主张“百姓日用”才是衡量是否“异端”的标准。李贽也被贬为“异端”,他的应对策略更为巧妙、机警,扬言说,既然假道学把我看作“异端”,索性以“异端”自居,我行我素。他著书立说,大胆地责问: 为什么千百年来无是非?答案只有一条:“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振聋发聩,令思想界“莫不胆张心动”。
冲破思想的桎梏,挣脱名教的牢笼,思想解放的浪潮滚滚而来,思想界流派纷呈,讲学之风盛行,互相辩驳诘难。有了这样的氛围,使得西方科学文化得以顺利地传播、弘扬,培养出了一大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
一个启蒙时代来临了。
更多的士子、文人有了自主意识,文人结社蔚然成风。在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江南,涌现出许多文社,其中以常熟的应社、松江的几社和活跃于江南的复社最为有名,影响所及,遍于全国。学人们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畅所欲言地交流心得,无所顾忌地高谈阔论,成为晚明社会一道明丽的亮色。复社鼎盛时期,拥有三千多成员,遍布全国各地,主要集中于太湖周边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嘉兴、杭州、湖州等最为富庶的七府之地(有一千二百多人),其中又以苏州府为最多(有五百多人)。崇祯六年(1633)春,复社在苏州虎丘举行大会,盛况空前,陆世仪《复社纪略》写道:“先期传单四出,至日,山左、江右、晋、楚、闽、浙,以舟车至者,数千余人。大雄宝殿不能容,生公台,千人石,鳞次布席皆满,往来丝织。游于市者,争以复社会命名,刻之碑额。观者甚众,无不诧叹: 以为三百年来从未一有此也!”岂但三百年来所未有,此后也不曾再有,简直是空前绝后,令人叹为观止。
张溥,复社创始人之一
德国学者耶格尔(Friedrich Jaeger)在《德国历史中的记忆文化》中,意味深长地指出:“历史意识并非只瞄向过去,历史恰恰是为了未来而回顾往事。”提出晚明的大变局,并不是故意耸人听闻,而是希望人们放宽历史的视野,回过头去看一看16世纪至17世纪的中国曾经发生的巨变,不仅对于重新评估晚明史,而且对于看清近代史以及当代史,都有莫大的好处。
(《晚明大变局》,樊树志著,中华书局2015年8月。本文系《晚明大变局》一书引言。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责任编辑:于淑娟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晚明,地理大发现,全球贸易,传教士,文人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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