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霍尔：今天的孩子似乎天生就能操控高科技产品

戴维·霍尔

戴维·霍尔是一位“未来学家”。这个头衔让他与马歇尔·麦克卢汉、托夫勒夫妇、约翰·奈斯比特、巴克敏斯特·富勒等闪亮的名字排在了一起。

然而他不是一位学者。大学毕业后，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从事销售工作，先后任职于NBC与CBS；在成为一位演讲家和畅销书作者的过程中，他所关注的对象也始终集中在经济与市场领域，尤其是他的老本行——传媒界。

事实上，戴维·霍尔与其说是一位某某“学家”，不如说是一位典型的美国人。他有着美国人中颇为常见的强健体魄、年轻心态和乐观精神，在55岁那年决定转型成为一位专职的“未来学家”。这十几年来，他马不停蹄地写书、演讲、到世界各地给企业家们授课，还不断地在其个人主页（http://davidhoule.com/）上发布他对未来的各项预测——从总统大选到原油价格。

比如，2009年8月，他预测：“2013年的全球手机用户将达到60亿。”2011年，他表示：“中国经济将在2014、2015年左右出现显著波动。”2013年2月，他预测：“经历了2015-2017年的混乱期后，证券市场将在2018-2028年出现历史大牛市。”2014年1月，他预测：“全球经济已经结束了第一个发展阶段；从现在直到2018-2019年，全球经济增长不会超过3%。”2015年5月，他宣布：“有线电视时代已经结束了。”

当然，这位未来学家最著名的预测，写在他的第一本书《大转折时代：生活与思维方式的转折》里。该书认为，人类在10000年前进入以“工具”为标志的农业时代、300年前进入以“机器”为标志的工业时代、40年前进入以“科技”为标志的信息时代，而在2000-2010年之间，在冷战终结、全球经济、个人电脑、互联网与手机这五件事的作用下，人类进入了第四个时代——以“观念”为标志的“转折时代”（The Shift Age）。这是一个以“不确定性”为主导的年代，在全球化浪潮、个人化浪潮和加速发展的电子连通性的共同作用下，以往的惯常思维势必崩溃，一切事物的形式、本质或性格都将改变。

本月，戴维·霍尔第一次造访中国，并接受了澎湃新闻的专访。

“许多家长觉得孩子身上的‘毛病’，也许恰恰是他们自己的问题”

澎湃新闻：“未来学家”，这是个很酷的头衔，听上去像是“先知”。

戴维·霍尔：哈哈，确实也有人叫我“先知”。但我更愿意把自己的工作形容为“催化剂”，我对“未来是怎么样的”给出自己的预测，但更重要的是，我促使人们和我一样去思考和试图理解未来。

在写《大转折时代》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民意调查。我问人们，你怎么看待未来？回答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我想要买一幢大房子”、“我想要两个孩子”、“我想写本书”等等，你会发现，这些关于“未来”的想法都是个人化的；第二类是，“啊，未来太可怕了”“这个世界不会好了”之类的，完全都是负面的想法；而第三类是，“我不知道”“我从来不去想这个问题”。这三类回答都是有问题的，第一类过于狭隘，第二类过于消极并且是错误的，第三类则更要不得。事实是，你必须去思考未来，因为未来很快就要降临到你头上；人们只有了解未来，才能更好地安排自己的人生道路，应对势必接踵而至的变化。

澎湃新闻：在《大转折时代》中，您描述了一个正经历着剧烈变化的时代；这些变化，我想大家其实都是感同身受的。但问题在于，这种加速的不确定性，这种信息爆炸的环境，让很多人感觉很焦虑。您不焦虑么？

戴维·霍尔：我能够理解这种焦虑。但我始终认为，过多的信息，要比过少的信息好。在我青少年时期，我所能了解到的信息局限于芝加哥；而现在的孩子，只要动动手指，就可以在几秒钟之内获取全世界的知识。这难道不让人激动么？

澎湃新闻：但许多人认为，正是这种信息查阅的方便性，让今天的年轻人逐渐失去了学习的耐心与专注力。

戴维·霍尔：千万不要小看了今天的孩子。要知道，他们恐怕要比我们聪明。在美国和欧洲，已经有许多实验证明了这一点。科学家们将“数字时代”出生的青少年请进实验室，观察他们的脑电波，结果发现，他们脑电波的活跃程度，要比此前时代出生的人们高出3-6个百分点。

“数字一代”最厉害的本事，是他们可以同时做很多事、而且每件事都保持高效。今天的美国家长经常会面对这样的情形：他们走进孩子的房间，高声叫道：“亲爱的，我要跟你说件事儿！”那孩子瞟了他们一眼，取下听音乐的耳机，关掉一旁的电视，在电脑上按下暂停键，然而不耐烦地说：“什么事儿？”家长往往会很急躁地指责：“你这样怎么能好好做功课？”但问题是，他们真的能够边听音乐、边看电视、边好好地做功课；事实是，他们也许是第一代能够普遍执行多任务（Multiple Tasking）的人类。

曾几何时，人们有一个普遍的担心，即人类生理的进化到底能不能追上技术创新的脚步。今天的“数字一代”给出了答案：他们做到了，而且做得非常好。而让我个人特别感兴趣的一点是，今天的孩子在面对高科技产品时，似乎有一种仿佛与生俱来的、得心应手的操控能力，那实在是太神奇了。

澎湃新闻：您不觉得这一代人过度沉迷于电子设备、而多多少少表现出一些“社交障碍”么？

戴维·霍尔：哈哈，这个问题让我想起许多美国家长的抱怨。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沉迷于电子游戏，渐渐会发展出一种“反社会”的人格。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说：“你觉得哪一种行为更‘反社会’？是跟世界各地的人们联网打游戏，还是一个人缩在角落里、几个小时不发一言地啃一本书？”

玩笑归玩笑。我想要指出的是，今天许多家长觉得孩子身上的“毛病”，也许恰恰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时代在发展，世界在变化，许多曾经的行为法则和思维方式已不能适应未来的生活。

比如说，今天许多家长觉得，自己的孩子与人面对面交往的能力很弱，在很多时候甚至不讲礼节；但你必须清楚，那种面对面的沟通，在今后只是人际交往的一小部分。事实上，即使在今天，人们也已经必须去适应多层次、多平台的社交方式：面对面的交流、通过电话及短信交流、在电脑上通过EMAIL交流、在社交网络上通过“点赞”交流等等。

再比如说，不少人认为今天的学生学习时不够专注，但这一代青少年真正需要掌握的学习方式，是个性化专业、跨学科学习、全球化学习、数字通信、提前毕业等等。

澎湃新闻：也就是说，在您看来，那些都只是不必要的焦虑？

戴维·霍尔：要检验今天的这些焦虑是否“必要”的，一个好办法是回顾过去。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1910-1911年，美国的电话公司正努力地扩展业务。许多人对此表示反对，而根据《纽约时报》在当时的报道，他们反对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信息超出负荷；二、侵犯个人隐私。这两条理由听上去非常耳熟，对不对？和今天人们反对智能手机几乎如出一辙。那么，你觉得，当时人们的焦虑是必要的么？

再举个例子。上世纪五十年代，电视在美国的千家万户普及；当时也有很多人站出来，表示电视是一个“愚蠢盒子”，人们不该看电视，而应该看书，云云。这种观点即使在今天依然有市场，但你要知道，从那时起到今天，美国人的平均智商始终在上升。

“在我看来，中国其实很简单”

澎湃新闻：您的意思是，我们没有必要把未来想象得过于可怕。

戴维·霍尔：没错，这正是我一直努力在做的。我想要将事情简单化，给予人们所谓的“啊哈时刻”(A-Ha moment)。

你也知道，我不是什么博士、专家。所谓博士，意味着一个人掌握某种专业而细分的知识。打个比方来说，在读本科的时候，你被领进一座大楼；在读硕士的时候，你被领进一个楼层；而读到博士，你被领进一间办公室。我并不拥有一间专门的办公室，但我给出的是一个大的、宏观的视野；我凭借的是我的头脑、天赋、直觉，而不是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

人们通常会认为，事实是非常复杂的，而我要告诉他们，事实是简单的；比如，所有人都说，中国很复杂，绝对复杂，太复杂了，但在我看来，中国其实很简单。

澎湃新闻：中国不复杂？

戴维·霍尔：好吧，它也许很复杂，有许多文化、历史之类的。但我对中国的预测很简单，那就是，如果中国和美国携手，那么这两个国家将统治这一个世纪。

这次来中国，我有幸和你们的袁岳先生展开了一场对话。袁先生显然是个很睿智的人，但我不同意他的一个观点：在他看来，中国应该和德国亲密合作；而在我看来，中国的好朋友应该是美国。

为什么？首先，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和美国就存在着比中德更明显的互补。美国擅长软件，中国擅长硬件，两者一结合，就能生产出成功的产品。

而在更深的层次上，中美之间也应该合作。美国人崇尚创新、热爱冒险，而中国人则比较内向、踏实、勤奋。如果我们能把这两种长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两个国家将联手为人类打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澎湃新闻：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对于未来的世界形势显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两国是否能够亲密合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政府的外交政策。问一个现实的问题吧！作为一个未来学家，您曾经成功地预测奥巴马成为总统，那明年，您觉得谁会当选呢？

戴维·霍尔：啊，我不知道，因为目前的情况是，现在这些竞选人都太糟糕了。但我觉得，谁当选都没关系，因为人民永远走在政府的前面。要知道，国家政府是整个人类社会中变动最迟缓的部分，因为它们是工业时代的产物；而人民已经进入“大转折时代”了，越来越多的人会成为“全球公民”而非具有沙文主义特质的“国民”。我们共同登上了“地球号太空船”——一个交互式的不可分割的统一实体，在深刻理解未来机会的基础上经营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