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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思想周报|改造基因,定制婴儿

澎湃新闻记者 彭渤
2015-08-24 08:23
来源:澎湃新闻
思想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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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编辑的伦理问题

今年以来,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改造人类生殖细胞的科学研究和相关实验格外受人关注。人们对其可能带来的生物危害和伦理风险深表担忧,诸多科研机构和主管部门纷纷呼吁,要对如何有效规范该技术的操作和应用尽快展开讨论,并希望社会各界为公开讨论制定原则性框架。

周报君曾经报道著名认知科学家斯蒂芬·平克在《波士顿邮报》上发出的“生物伦理道德律令”(The moral imperative for bioethics),呼吁人们不要以阴谋论和反科学态度阻止生物技术发展一事,此文引发了颇多回应。本周《经济学人》的封面文章也与此话题有关,名为《编辑人类》,文章指出,这项名为CRISPR-Cas9(简称CRISPR)的基因更改新技术具有远大的前景,但需要法律来管理它的使用。

《经济学人》封面。

文章说,CRISPR被用于定制婴儿将需要数年,甚至有可能是数十年的时间。但是,由此而引发的种种问题早已成为激烈讨论的主题。今年4月,中国的数位科学家透露说,他们已经在尝试利用CRISPR来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组。尽管这些胚胎可能无法发育成熟,但终有一天,可生长发育的胚胎会为了治疗方面的原因或者非医学的增强而被设计出来。美国自然科学学会计划召开一次会议,深入探讨CRISPR的伦理道德。这种讨论非常必要。CRISPR是一个福音,但是,它提出了许多意义重大的问题。

这些问题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类:实践意义上的和哲学意义上的。直接的障碍是实践意义上的:在剪切目标DNA的同时,CRISPR还经常在其他地方找到目标。在实验室中,这可能无关紧要;在人体上,它可能造成严重的伤害。在哲学意义上,因为这种技术的存在,有人担心人类将开始扮演上帝,从而反对CRISPR。但是,药物之于事务自然秩序的干预已经司空见惯,比如,人们用它将自己从各种感染和寄生虫中拯救出来。

《经济学人》的意见是,如果CRISPR能够在人体上被证明是安全的,就有必要为其争取同意和平等的机制。这种能够让人类过上更健康、更长寿和质量更好的生活的工具已经触手可及,它应当得到拥抱。

亚马逊的丛林法则

“我几乎见过每个同事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哭泣。”

《纽约时报》近日发布了一篇长文,对亚马逊管理层用来敦促员工努力工作的残酷手段与策略进行了剖析。《纽时》采访了超过100名亚马逊的员工或前员工,深入探讨了这个零售电商巨头的公司文化和管理风格。也许与绝大多数人的想象不同,在亚马逊工作,员工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得不适应残酷的丛林法则。由于公司经常进行严苛的业绩考核,员工们感觉他们不得不“将他人赶走”,公司鼓励员工使用“随时反馈工具”这样的内部平台匿名评论同事。员工们被迫将工作放在他们的私人生活之上,却往往在工作中被严厉甚至恶毒地批评。

午休期间的亚马逊员工。许多员工说,大部分的晚上和周末,他们都要花好几个小时在家工作。

亚马逊的多数竞争策略都是由该公司所谓的“领导层原则”而指导并实施。人们可以在亚马逊的工作网站找到这些“领导层原则”。其中的14条规则就指出了亚马逊如何要求员工彻底地全面考虑新创意以及如何不断地增强业务。

这些信仰教规规定了亚马逊人应该怎么做。与那些将宣言的哲学理念变成模糊的陈腔滥调的公司不同,亚马逊的公司规则是日常用语和仪式的一部分,普遍用于招聘、会议,并在午餐时间的食品车上也有引用。一些亚马逊人说,他们把这些规则也教给了自己的孩子。这些规定塑造出了一个由精英员工组成的帝国(守则第 5 条:“雇用并培养最优秀的人”),这些人对彼此寄予厚望,而且从那些牵扯力量——也就是那些使他们无法全力发挥的繁文缛节、办公室政治——中解放出来。雇员必须展示出“主人翁精神(ownership)”(第 2 条),或者掌握他们业务的每一个基本要素,而且要“深入细节(dive deep)”(第 12 条),或者甚至要在买家询问之前,就发现可以解决问题或者开展崭新服务的潜在理念。

业界一些人士指出,造成亚马逊如此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企业文化的原因,当然与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有关。对此贝佐斯迅速做出回应。他称文章中的亚马逊并非他认识的亚马逊,表示对这些没有同理心的行为“零容忍”。贝佐斯说,“这篇文章报道的不仅仅是个别的未经证实事件。它还宣称,我们在故意创造一种没有灵魂的、反乌托邦式的工作环境,这里并没有任何乐趣和笑声可言。我并不认识这样的亚马逊,我希望这也不是你看到的亚马逊。更广泛地说,在今天这样激烈竞争的科技招聘市场,我并不认为采取用这种管理方式的公司能够生存,更别提繁荣昌盛。我们在这里招聘的人是最好的。每天你都有去其它世界级公司工作的机会,你可以随时去你想去的地方工作。”

68一代的精神遗产

7月底,法国《世界报》刊发了一篇题为《68一代的精神遗产耗尽了吗?》(L’héritage de la pensée de 68 est-il épuisé ?)的访谈,记者以此问题采访了亲历68年五月风暴的知名知识分子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Elisabeth Roudinesco)和马塞尔·格歇(Marcel Gauchet)。

马塞尔·格歇(左)与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

卢迪内斯库是巴黎七大历史系助理教授,专长精神分析史,写过一本关于68一代的思想史著作《动荡时代的哲学》,国内曾译有她与德里达的对话集《明天会怎样》。格歇是研究现代民主社会的名家,著有《世界的祛魅》和《民主反对民主自身》等书,现任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雷蒙·阿隆政治研究中心研究主任以及《争辩》杂志主编。(参考国际思想周报《不爱叛逆的马塞尔·格歇》一条: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70811)

所谓“68一代精神遗产的耗尽”,《世界报》认为表现在于:首先,在当代法国,人们似乎正在见证一场五月风暴的反运动,如“维护家庭大游行联盟”(La Manif pour tous)正如火如荼,还有玛琳娜·勒庞领导的右翼党派和艾利克·齐姆尔(Eric Zemmour)所写的《法国自戕》一书大受欢迎;其次,68年思想从反对学院出发,但现在似乎变成了一种新的学院主义;最后,得益于68年思想的那一代人,却有着很重大的分歧,比如左派有一些人持论,认为六十年代的思潮最终迎来了当代新资本主义观念,并为之正名。

这些现象引人深思。卢迪内斯库认为,现在的民粹运动和五月风暴没有丝毫相像,因为它没能重拾任何五月风暴的唯美主义。在五月风暴的示威里,有不少东西是极端节庆般的和唯美的,那会儿的语言有极致的美,而我在“维护家庭大游行联盟”里没能重新见证一丝一毫这样的东西,后者倒有君权主义者参与其中,还有滑稽的标语。而如何警惕68思想的教条化?卢迪内斯库认为,一种思想越是有力,就越要对它产生的教条加以批判。德里达说过,对一种遗产保持忠诚最好的法子就是对它不忠诚。

至于认为六十年代思潮最终迎来了当代新资本主义观念,并为之正名的观点,似乎是去年福柯逝世30周年之际一场著名争论的遗绪,当时比利时青年社会学家扎莫拉(Daniel Zamora)在法国《碎石》杂志和美国激进左翼杂志《雅克宾》(Jacobin)发表了一篇访谈,题为《我们能批判福柯吗?》,引起了很大的关注。扎莫拉认为,福柯晚年对新自由派思想有一种奇异青睐:“这位哲学家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态度至少是暧昧的。福柯先生远没有领导一场反对自由市场之思想信条的决定性战斗,而是在许多方面似乎迎合了这种信条。”(参考刘擎《2014年西方知识界回顾》“福柯逝世三十周年:令人着迷的新发现”一条: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1835)

格歇也认为,福柯在1979年所讲授的关于生命政治的著名课程中出现了一个有趣而富有启发性的问题。他在这门课程中,看到一个极端敏锐的心灵是怎样伴随诸多转型的。尽管福柯最敬虔的学徒们此时被迫重新认识他,其中不免伴随许多困窘,但福柯本人感受到了与“正在自我生成的与新自由主义的亲缘性”。格歇进而说道,这个课程是极其当代的,实际上,它关注到了在大不列颠的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选举,而这比罗纳德·里根在美国当选也只是稍早而已。但福柯与新自由主义的亲缘这事本身不怎么困扰格歇。他认为那些批评福柯和他同道人的,从事物的积极面和消极面来说都没能把握这个正在自我生成的事物的意义所在。“而这正是他们的巨大缺陷,他们的智识装备都是在68年思想中孕育的:它使人无法正视新的现实。”

访谈中译: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65098

基辛格: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

亨利·基辛格离任美国国务卿已近四十年,但世界上这么多领导人还一直在向他咨询。他通常被看作是头号现实主义者。他们一般认为外交政策中所谓先进的理念完全跟权力和利益有关,并认为价值观和道德是为无能人士准备的。然而去年这位91岁的老人推出新书《世界秩序》(World Order)时,《经济学人》却认为,基辛格的世界观要比这种“现实主义”微妙得多。他认为,如果制度是建立在缺乏合法性的权力之上,它就会自我毁灭;如果建立于道德真理之上,而缺乏实施它们的权力,那么它会瓦解。今天的问题是,从几乎所有方面来看,权力和合法性都是失衡的,而西方国家也没有能力去施行饱受争议的自由秩序。

如何理解基辛格的复杂思想,解读他对当代世界的意义?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希望在他9月即将出版的亨利·基辛格传记回答这一问题。这本《理想主义者基辛格:1923-1968》(Kissinger: 1923-1968: The Idealist),全书厚达千页,提请学界及公众关注传主在政府任职之前的外交思想发展。近日,弗格森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题为《基辛格的意义:对一位现实主义者的再思考》(The Meaning of Kissinger: A Realist Reconsidered)的文章,作为新书的预热。

《Kissinger: 1923-1968: The Idealist》一书。

弗格森认为,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许多人不能理解基辛格的意义,奥巴马本人是自艾森豪威尔以来第一个不向基辛格寻求建议的美国总统。每隔一段时间,评论家都呼吁奥巴马变得更加“基辛格一些”。其他人则认为他虽然嘴上不那么说,但在实践上是基辛格式的。但是,“基辛格式的”究竟是意味着什么?

弗格森指出,基辛格在上世纪70年代以一个理想主义者(idealist)而非一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面貌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这里的idealist,至少有三重意思。首先,即便基辛格从来不是伍德罗·威尔逊——这位美国总统希望通过国际法和集体安全寻求世界和平——那种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他也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其次,在哈佛大学读本科时沉浸于康德作品的基辛格,是一位哲学意义上的唯心论者(idealist)。他未发表的毕业论文《历史的意义》,即是对康德历史哲学的倾心评论。第三,从他职业生涯的早期开始,基辛格就是一个坚定的反唯物主义者,敌视经济决定论的资本主义形式,一如他敌视马克思列宁主义。

弗格森希望政界和公众关注基辛格在担任高官之前的思想发展,即1950年代初至1960年代末在哈佛、在外交关系委员会、在支持洛克菲勒竞选期间发展出来的思想,他认为并未得到充分研究。基辛格的思想可以被适当地理解为对现实政治的创新批判,并且至少能给外交政策提供四点重要见解,这值得奥巴马及其继任者研究学习:首先,历史是了解对手和盟友的关键;其次,领导人必须面对推测与实际收益不相称的问题;第三,很多外交决策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领导人必须警惕空洞的道德现实主义的危险。

弗格森总结说,这四点错误,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都犯了一遍:他们长久以来低估了历史对于国家的自我理解的重要性;在一个个决定之后,他们都未能把握住推测问题的重要性,有时低估先发制人所能得到的好处,有时低估无所作为的成本;在不可估量的邪恶之间,他们逃避了艰难的选择,藏身于冠冕堂皇的演讲面纱后,玩弄犬儒的现实主义。出于所有这些原因,美国发现自己置身于跟1968年几乎一样大的战略混乱之中,急需一种基辛格式的方法。但主要的决策者们以及公众都需要了解基辛格的意义。

文章中译:

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6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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