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建院90周年︱《故宫日历》：民国社交的头号礼物

2015年恰逢博物院的九轶院庆，故宫出版社去年十月就再版了曾风靡一时的《故宫日历》，并以“美意延祥年”为题送上故宫博物院的美好祝福。这本日历虽是以现代科技制作而成，纸墨之间渗透而出的却是浓浓古意。

《故宫日历》

故宫日历的前身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1925年故宫博物院建立后，相关学者对留存在宫中的大量文物进行清点、整理，并在稍后编辑出版了不少专业刊物，主要包括偏向介绍器皿、书画等艺术作品的《故宫周（旬）刊》、《故宫》、《故宫书画集》，以及专于文献档案的《掌故丛编》（后改名为《文献丛编》）、《史料旬刊》等两大类。这两类出品都试图从不同角度向读者群推介故宫内的丰富藏品，而1932年首版的《故宫日历》就是其中之一。

旧韵目，国宝图，民国《故宫日历》什么样

据时人藏有的原本来看，《故宫日历》长17.5厘米，宽10.7厘米，采用道林纸精印。当时市场上流行的用纸还是古老的手工纸，道林纸则是漂洋过海而来的舶来物。这种纸张具有白度较高、强度较好的特点，出版者往往会选用它来使得刊物更为美观与整洁。

日历的正面印有年、月、日，同时又有英文加以对应。另外，还有节气、朔望、韵目等因素也出现在同一页上。节气、朔望容易理解，韵目对于当下的人们来说则有些陌生。韵目本来是指用于诗词创作时使用到的各个韵排列而成的目录，19世纪中后期“韵目代日”出现以后被用于记录日期。简单来说，就是1个韵目代表1个月中的1天，一共有31个字，代表31天，如“文”代表12日，抗战中发生在1938年11月12日夜里的一场大火即被称为“文夕大火”，“卅”代表31日，“五卅运动”即得名于此。

日历的反面印有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书、画、古籍、青铜器、瓷器、玉器等等，365张图画的排列与日历正面的节令相结合，阅览的人可以“见图如见节令、星期、日期”。除此以外，图画的颜色也是区别不同时节的一种方式，色彩赋予读者的区别感更为清晰。

这些文物都堪称国宝，例如在49幅明代古画中有两幅沈周的作品。沈周的画作有所谓“细沈”与“粗沈”之分，这两幅作品一幅行笔谨细、香远益清，而另一幅则用墨狂放，行笔粗健。两者恰能相映成趣，体现一粗一细的多样风格。就器具而言，在37页的展示品中共有12件宋瓷，包括官、定、汝、钧、哥、弟这五大名窑的全部代表作。这些文物往日都深藏宫内，大众无法得见，有了《故宫日历》这样的传播介质，被帝王“饲养”在宫闱之内的宝物方能见得世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根据故宫博物院的编年记载，1928年古物馆就设立文物照相室，《故宫日历》上展示的文物图像或许与此有关。

《故宫日历》的主编是身兼《故宫周（旬）刊》、《国民日报》、《古剧周刊》等多职的冯华先生，他在业余时间还为美国籍研究人员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编写收藏书画目录和提要。正是有了这位经验丰富的文博学者参与每一页日历用图的挑选，才使得一本原来普普通通的日历表现出厚重的历史味道与迷人的艺术气息。

或私交，或公务，民国社交的头号礼物

故宫博物院在正式发行《故宫日历》之前就曾积极主动地向各地政府介绍这本出版物，并说明其独到创新之处：“作日历之背影，成研究书画金石之捷径，式样翻新，颜色古雅，自有日历以来，似此者恐不多见”，同时盛情为预购者提供购买优惠，1931年12月12日的《江苏省政府公报》刊行了这处信息。《故宫日历》正式发行后，很快得到了各地的关注，1935年12月25日发行的《益世报》就登有一则名为“故宫日历到津”的广告，其中提及日历的两种使用方法以及在天津销售之门店等内容。

由于本身具备精美文艺的气质，再加上发行者的着力宣传，《故宫日历》很快受到了文人雅士的追捧，这样一本小小的册子成为彼此私下里交流友谊的礼物。这些信息又不经意地保存在民国书信中，从而得以流传下来。

俞平伯就读北大期间选择小说组的研究，周作人是他的老师。两人关系密切，通信频繁。阅读1932年的《俞平伯年谱》，可以找到许多关于两人书信沟通的记载，一整个月份里他们的通讯次可达到七次之多：“12月8日，复周作人信；12月中旬，收到周作人16日和19日来信；12月22日，收到周作人21日来信；12月28日，收到周作人27日来信，即复信。”在信中，两人谈办刊、谈组稿、谈时事、谈趣事、臧否人物、评论作品、切磋学问，几乎是无所不谈，可见这对师徒之间的默契。在十二月中旬寄出信件之时，俞平伯将一份《故宫日历》一同寄给了周作人，作为礼物表达学生对老师的一番心意。

梁实秋在写给张佛年的信中，也提及获赠《故宫日历》一事：“顷接故宫日历一册，既有阴阳日历可察，复逐日有古物照片欣赏（二月二十与五月廿四重复），实日历中最佳之作，拜领谢谢矣。”梁实秋可以挑出二月二十与五月廿四图片有重复的毛病，说明他曾经从头至尾地仔细浏览过这本日历，日历别致的排版与精美的装帧，一定激起了他的好奇心。

除了具有私人礼物这一属性以外，《故宫日历》还是民国时期政界、学界人士公务往来的必备社交用品。

素有蒋介石 “文胆”之称的陈布雷留下《畏垒室日记》（陈布雷号“畏垒”），其中记载了不少党、政、军以及财政、经济和文化、教育各界中上层人物活动的情况，是研究中国现代史和中华民国史的重要资料。在这本日记里，也能找到有关《故宫日历》的讯息：“二十五年（1936年）一月一日，星期三，雨……晓沧过访，谈浙大事兼及大学教育之方针，并赠予故宫日历一帧。”这位于元旦之日行拜访之事的晓沧应是当时执教于浙江大学的郑晓沧，他与陈布雷均是浙江高等学堂的毕业生，两人在学校的时候就已志趣相投。后来进入政、学二界，更是多了不少机会共商大事。日记里所写到的“谈浙大事”可能同更换浙大校长一事有关，浙大学生为了响应1935年底在北平爆发的一二·九运动，与时任浙大校长的郭任远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以至爆发了一场“驱郭风潮”。郑晓沧就是在这次风潮之后被推举为校务长的，而最后成为浙大新校长的竺可桢，则是得到了陈布雷在蒋介石面前的力荐。

1948年12月份刊行的《国立北京大学周刊》上有一则名为“博物馆筹备处谢启”的短文，内容主要是罗列各方人士馈赠的物品，这些物品多式多样，既有六国布币、各类拓片、书法绘图等古物，又有都市照片、纪念摄影等现代玩意。在全部的物品中，就有语言学家罗常培捐赠的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故宫日历》一份。由于资料缺乏的缘故，国立北京大学博物馆的馆藏标准是何不能为我们所知，但从罗先生将故宫日历赠予筹备处这一行为而言，也至少能说明这本日历的社交价值所在了。

一路走过80多个年头，《故宫日历》在今天又重返人们的视线，成为大家新年送礼的全新选择。而故宫似乎并不打算止步于此，开发APP、建立公众号、制作表情包……创意层出不穷。从前，大众眼中的故宫只有那个紫禁城的冰冷壳子，现在，《雍正行乐图》、《韩熙载夜宴图》这些珍贵藏品开始慢慢进入公共视野，这些活泼生动的周边产物或许正在颠覆人们对于博物馆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