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军舰上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军人

1945年9月2日上午9时许，一场举世瞩目的受降仪式正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上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进行着。

受降方由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和新西兰派遣的代表团组成，投降方则为日本政府。在这次受降仪式中，代表中国签字的是时任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上将，他是继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上将、美国代表尼米兹上将之后，第三位在受降书上签下姓名的将军，之后再由英、苏、澳、加、法、荷、新等九国代表逐一签名。按此签字顺序来看，足见中国在反法西斯战场上所起作用的重要性。

那么参加“密苏里”军舰受降仪式的中国代表团成员究竟有多少人呢？长久以来，有关争议一直持续不断。有说是五人，有说是六人，也有说七人、八人者，甚至更多。

其实通过现场拍摄的影像、照片和当事人徐永昌所写日记、王之所写回忆录来看，我们可以确定参加这次受降仪式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一共有六人。他们分别是：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国防外事局局长杨宣诚中将、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朱世明中将、驻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部首席联络参谋王之少将、军令部第1厅第2处处长李树正少将，以及国防研究院教育处处长王丕承少将。

我们不妨来看一下这个六人代表团是如何产生的吧。

受降代表团的组成

按照常理，时任盟军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的何应钦上将理应成为中国受降代表团的团长，但何氏因忙于准备在南京的受降仪式而无暇分身。继何应钦之后最具声望的，则是副参谋总长程潜上将，加上当时主导军事委员会各中枢机构者多由湖南籍贯军人所把持，他们也都纷纷表示愿意支持程氏来当中国代表团的团长。

有趣的是，就在程潜担任团长似乎已成定局时，程潜本人却因“公事繁忙连日通宵熬夜”而在参加商讨代表团团长人选的会议中睡着了。这时候，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抢先提名由他的山西同乡——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上将担任团长。徐永昌主掌军令部七年，在任期间对国防建设、作战动员、情报搜集、后方筹划等方面都卓有贡献，在军中同样颇具声望。就这样，在程潜“失声”的情况下，徐永昌获得了一众反“湖南帮”军政要员的支持，而成为代表团的团长。

团长确定了，接下来就该考虑团员的组成。为安抚“湖南帮”，徐永昌提名湖南籍的第1厅（作战厅）厅长刘斐和原第2厅（情报厅）厅长、现国防外事局局长杨宣诚作为团员。杨宣诚对此表示同意，刘斐则以公事繁忙为由婉转地拒绝，但同意派遣所属第2处处长李树正作为随员出席受降仪式。

参军处参军朱世明长期担任驻美武官，又一度在外交部情报司担任司长，加上他已经被内定为战后的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理所当然地成为代表团的团员。在朱世明和杨宣诚的推荐下，曾在军令部第2厅担任科长和驻外武官的王丕承成为第二名随员出席受降仪式。

此时代表团中还缺少一位专职的联络翻译人员，于是长期在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部担任首席联络参谋的王之成为担负这一职责的不二人选。

这六名成员都出自军令部系统，陆军军官五人，海军军官一人（杨宣诚）。其中湖南籍三人（杨宣诚、朱世明、王之）、山西籍一人（徐永昌）、江西籍一人（王丕承）、甘肃籍一人（李树正）。在学历分布上，徐永昌毕业于陆军大学，杨宣诚毕业于日本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朱世明毕业于美国诺维奇军校，王之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李树正毕业于西北陆军干部学校和陆军大学，王丕承则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在这六人之中，竟无一位出自黄埔军校者。

至此，代表团的团长、三名团员以及两名随员人选，全部确定。

中国代表团的签字经过

徐永昌率领的国内成员代表团于1945年8月16日在马尼拉与等候多时的王之汇合，随后在王氏引见下与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会面。会谈中，确定了中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在受降书上签字的国家。

接着，徐永昌私下询问长期跟随麦克阿瑟的王之，问他出席受降仪式时应着何种制服。王之根据经验，认为麦克阿瑟“必著便服，不带勋章”。但心思缜密的徐永昌却认为出席如此重要的仪式必须注重军人形象，因为这代表着国家的脸面。美国军人自由惯了，中国军人却不能这样。于是徐氏决定中国代表团的全部成员必须“著军常服、佩带勋表”。

徐永昌的这个决定，对由国内出发的团员和随员来说影响不大，因他们经常出席外事活动，本就准备有相关服装。倒是王之因常着军便服，没有准备军常服，他急忙在当地寻找制衣店连夜赶制，这使他的军常服与其余四位陆军军官的军常服在颜色和质地上都有所不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随员的李树正和王丕承根据外事交际规定，而改着与他们匹配的上校官位制服，这导致在受降当天的照片中，中国代表团出现的是四名将官和两名校官。

解决了服饰问题，徐永昌接着又要求王之在受降仪式上紧随自己。因徐永昌不懂英文，需要王之随时翻译，徐氏又担心在英文受降书上签错位置，要求王之随侍在旁，到时候指明位置。如此种种，都显示出徐永昌办事严谨细致的作风。

8月31日，中国代表团在与英国、苏联两国代表团汇合后共同乘坐一艘美国驱逐舰北上，并于9月1日抵达日本横滨。

9月2日上午9时，参与受降仪式的各国代表团齐集东京湾上的“密苏里”军舰。首先由麦克阿瑟发表讲话，各国代表团按照已经内定好的签字顺序成纵队列于其后。其中美国代表团仅尼米兹一人，随后的中国代表按照官阶次序，以徐永昌、杨宣诚、朱世明、王之、李树正、王丕承的顺序站于尼米兹左侧。位于中国代表团左侧的是由英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弗雷泽上将率领的英国代表团，其后依次为普尔卡耶夫中将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布莱梅上将率领的澳大利亚代表团、科斯格来夫上校率领的加拿大代表团、列克雷克上将率领的法国代表团、赫尔弗里奇上将率领的荷兰代表团，以及伊西德少将率领的新西兰代表团。

关于整个受降过程，已有不少相关报道或著作予以介绍，本文仅对涉及中国代表团的一些细节进行交代。

当盟军代表麦克阿瑟签字时，位列中国代表团第三站位的朱世明因被第二站位、身高达一米八九的杨宣诚阻挡视线而斜身于外，试图看清外国友人的签字过程，这使朱氏成为下面这张照片中比较引人注意的一位。

在美国代表尼米兹前往签字台签名时，第四站位的王之离开中国代表团队列，站到了美国代表团的位置。此时他已经做好了随同徐永昌前往签字台的准备，这使王氏成为下面这张照片中站位比较奇特的一位。

尼米兹代表美国签完字后，徐永昌离开队列前往签字台，王之紧随其后。徐永昌随后坐在签字台前，王之侍立一旁，他在快速阅览受降书末尾的内容后，伸出右手在受降书上指出了需要徐永昌签字的位置，徐氏随即在此位置上用水笔写下了“徐永昌”的姓名。事毕，徐永昌起身离座并返回队列。

王之跟随返回后，并没有急着回到自己的站位，而是依旧停留在美国代表团的位置透过高大的杨宣诚右侧继续观摩受降签字的后续过程。至于原本站位有些突兀的朱世明，此时已经返回原位，透过英国代表团站位松散的间隙继续观摩。

继英国代表签完名字之后，其余各国代表按照顺序逐一签字。但在轮到加拿大代表科斯格来夫上校签字时，不知什么原因而签错一行，这导致后续签字的法国代表、荷兰代表和新西兰代表不得不顺位后签，使得受降书上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遗憾。

六位代表团成员的归宿

受降仪式结束后，徐永昌率领大部分成员启程回国报到，仅王之继续留在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部服务。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后，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的徐永昌历任陆军大学校长、国防部部长，于1952年10月22日退役。1959年7月12日在台北因病去世。

杨宣诚回国后出任北平市政府秘书长，于1946年7月31日以海军中将的官位退役，1962年3月23日在台北病逝。

朱世明于1946年3月作为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前往东京。1948年1月一度奉调美国担任驻美联络技术代表团团长，一年后回任驻日代表团团长。1950年5月，蒋介石调朱世明回台北担任“国防部”常务次长，朱氏对此予以拒绝，继续留居日本，直至1965年10月26日在东京病逝。

王之随同麦克阿瑟进驻东京后，担任盟军驻日本总司令部的首席联络官。1946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2厅第2司（国外情报司）司长、国防部部长办公室副主任、国防部新制军官学校教育长、青岛警备副司令等职。1950年起，王之一度响应参加蔡文治组织的“第三势力”。1954年前往台湾任参军处中将参军，直至1965年退役。此后王之移居美国撰写回忆录，于1993年正式出版，成为中国代表团六人中唯一一位写下回忆录的成员。

李树正从1946年起历任国防部第3厅（作战计划厅）第3处副处长、第2处处长、东北行辕第3处处长、徐州“剿总”参谋长、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于1991年在台北病逝。

王丕承随朱世明前往日本，担任驻日代表团军事组组长，负责指挥中国派驻日本四国地区的宪兵。1949年奉命前往台湾，曾任“国防部”物资司中将司长。1963年退役后移居美国，于2003年2月27日在洛杉机病逝，是中国代表团中最后去世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