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围棋界元老：日本棋手来华，穿解放鞋，看毛主席语录

华以刚，现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继陈祖德、王汝南之后，曾任中国棋院第三任院长，是中国围棋界的元老之一。采访当天，华以刚正在上海出差，刚刚结束近两个小时的中韩围棋赛事直播，年逾六十的他显得有些疲惫。谈到自己学棋的经历以及中日围棋交流的往事，华老说，中日之间虽然风波不断，但是两国围棋界一向关系融洽。六十年代开始，不断来华的日本围棋访问团，对中国围棋发展颇具意义，而今，中国围棋复兴，但也不忘“反哺”日本围棋。独孤求败，可不是中国围棋所要追求的。

采访中，华老向记者道出了几十年来中日围棋交流背后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

1960年代中国国家队不敌日本业余棋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对日政策方面提出，要把日本军国主义与广大日本人民区分开来，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中日围棋交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中国方面站在台前的推动者是陈毅副总理，日本方面则是日本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他是友好人士。中日两国需要搞交流，陈毅秉承着周总理的意思促成了这个交流。”

1959年，松村谦三来华访问，与时任外交部长的陈毅谈及围棋，表示日本棋界元老濑越宪作先生愿意为围棋的普及和发展，埋骨中国。陈毅是个围棋迷，听到这番话颇为感动。于是，中日围棋交流赛即于次年拉开序幕。

1960年6月，首次中日友谊赛在北京、上海、杭州三地举行，来访的日本代表团阵容强大，团长是濑越宪作名誉九段，团员包括当时日本棋界的两位“超级棋士”桥本宇太郎九段和坂田荣男九段，以及两位中坚高手濑川良雄七段和铃木五良六段，中国方面出战的主力则是以南刘（刘棣怀）北过（过惕生）为首的老一辈棋手，所有比赛以中国棋手受先的棋份进行。尽管如此，中国还是惨败。

“中国围棋从晚清就落后日本，民国时期跌入谷底。到新中国初期，中日围棋水平差距非常大，日本普通九段选手让中国最好的棋手两个子，最后中国方面还是胜少负多。这种状态维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围棋受到冲击。围棋国家队也被解散了，围棋发展的进程又一次被推迟。”

从1960年日本围棋访问团首次到访中国，到1966年“文革”爆发，中日之间进行了五场交流。其中，1962年中国围棋代表团首次访问日本，陈祖德即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在这次比赛中取得四胜三负（包括两局受二子胜）的成绩，胜率过半，引人瞩目。1966年日本围棋代表团访华，此后，中日围棋交流赛一度中断。

1960年代，除了首次访华的日本围棋代表团外，日本队出场阵容都不能代表棋界最高水平。“他们派出的‘非顶尖’棋手，甚至是业余棋手就已经可以压制中国国家队棋手。”

“文革”期间日本棋手下棋也看毛主席语录

“文革”期间，围棋受到冲击，国家队也宣告解散。

“1968年中共中央下达的‘五一二’命令是针对贺龙（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说国家体委‘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这是‘四人帮’炮制出来的言论。此后，体委即由军管会管理。”

军管会接管了体育事业，但是他们却不懂体育。“当时他们上台作报告，说实在不理解体育项目是怎么设置的。说到铁饼，他们说，扔那个大铁疙瘩干什么？！说到跳水，他们说，这也算是个项目么，从船台上往下跳，玩玩就好了嘛！再说到围棋，这就是封建地主，烤着火，赏着雪景，下着臭棋，不就是下围棋嘛？！听说了周总理支持围棋，他们就更要解散围棋队。后来，庄则栋上台，也是秉承了‘四人帮’，主要是江青的旨意，也不搞围棋——虽然他个人很喜欢围棋。”

“文革”期间，围棋国家队解散。各地的棋院也遭受冲击，华以刚在上海的围棋老师林勉也从上海棋院下放进了钟表厂做工人。华以刚则先是被分到“五七干校”，后来又被分到工厂劳动，这期间，他一直相信围棋是有未来的，所以并未放弃，自己还找了位退休老人，跟着人家学习了日语。

“我是1965年从上海棋社去了国家队，按理说，国家队解散了，就应该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那么，我应该回到上海。我也不是干部，怎么就进了‘五七干校’呢？当时军管会管理国家体委，其主管属黄永胜一系。黄永胜与张春桥过不去，而张春桥掌管着上海，所以他发话，黄永胜的人未经我同意，一律不得进上海。于是，我竟成了‘黄永胜的人’，也进不了上海，没地方分配。这才进了‘五七干校’，后来又去了工厂。”

“文革”后期重新恢复围棋是在1973年，当时体委对围棋进行了集训。后来又找地方、找资金，最终在1992年建成了中国棋院。中国围棋也慢慢恢复、发展起来。“其实，1973年体委恢复围棋运动，当年坂田荣男访问团即到访中国，中日围棋就进行了交流比赛。我1965年进国家队，1974年首次访日比赛——如果不是‘文革’，这个时间会提得更早一点。”

作为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华以刚还回忆起“文革”前后，中日围棋交流中特别有趣的细节。

“1965年，我进入国家队，日本访问团过来交流，我也有出场，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日本棋手。我是跟他们的业余棋手下棋，原本按我们的水平肯定是比不过，但是对方不知为何斗志不足，下了93手就认输了。

“1966年，‘文革’开始，中国已经是风雨飘摇。当年日本人还是来到了中国，来访的棋手中还有木谷实门下三杰。那一年特别有意思的是，日本棋手不穿皮鞋，跟我们一样，买了解放鞋，还买了日语版的《毛主席语录》。‘文化大革命’期间，《毛主席语录》就是指导一切的思想，我们跟日本棋手下棋，下着下着就要翻翻语录，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下棋。日本棋手看到了，也想知道你在看什么，于是他也翻。反正，当时中国人也下不过他们，比赛中他们倒也有时间翻书。这是那个特殊的年代里特别有趣的一幕，也是我亲身经历过的。”

中日围棋擂台赛是怎样促成的？

谈及“文革”之后中国围棋的发展，以及中日两国的围棋交流，中日围棋擂台赛绝对是不可绕过的话题。

“至于1980年代开始的中日围棋擂台赛，这是日本人想出来的。具体地说，这也不是日本棋院想出来的，而是日本棋院下属的杂志《围棋周报》，为了促进销售（想出来的一个赛事）。这个赛事最大的看点是擂台制，赢了的人守擂，输了的人就下去。不过，因为日语中没有‘擂台赛’这样的表达，所以在日本叫‘日中超级围棋’。

“要不要参加这个比赛，当初我们也犹豫过，毕竟双方实力有差距。体委领导层认为，这是一个练兵的机会，为什么不练呢？虽然说，擂台赛输了就下去，感觉很丢面子，但是我们的水平本来就下不过日本，没有什么‘面子’可言，结果无非就是输嘛！日本方面当时开出的条件很不错，赢了有奖金，输了也有出场费。于是，我们就接受了这个比赛。”

中日围棋擂台赛发起人之一的郝克强，也是促成这一赛事的中方推动者之一。每每谈及中日围棋擂台赛总会出现他的名字。

“郝克强，原是《新体育》杂志社的总编，他酷爱围棋。也许你会问，他既不是围棋协会的人，也不是国家体育总局的人，怎么就走上台前，成了这个赛事的主要推动者？这是因为他与某中央高层领导是连襟兄弟，因为这层关系，体委的领导见到他也忌惮三分。当时《新体育》杂志社下面有个刊物叫《围棋天地》，1984年开始创办，1985年正式发行，这也是郝克强极力推动中日围棋擂台赛的一个原因。这件事大家都知道，只是没什么人说出来。擂台赛之前，《围棋天地》对赛事结果进行了预测，当时中国老百姓都认为，中国肯定输。就是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聂卫平最终赢得擂台赛，这就成了一个奇迹。”

1985年中日围棋擂台赛后，聂卫平一战成名，并在中国刮起一阵“围棋热”。围棋、女排、文学，成为1980年代大学校园最风行的三件事。擂台赛后，华以刚曾与聂卫平一同前往北京大学作报告，当时的场景，华以刚至今印象深刻。

“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闭幕式在北京饭店举行，时任北京市副市长、陈毅的长子陈昊苏，时任国家体委主任李梦华都在场，我就坐在他们旁边。当时，陈昊苏跟李主任说，围棋队获得胜利他表示祝贺，另外，请李主任尽快安排围棋队到北京大学作报告。

“擂台赛结束当天是1985年11月20日，22日，李主任即安排我与聂卫平一起到北大作报告。聂卫平跟学生们讲比赛过程，我作为国家队教练，从旁观者角度跟大家讲讲这场比赛。当时我没有任何职务，只是队里的教练。我们作报告的多功能教室，最多容纳小三百人，当天到场的学生特别多，教室完全坐不下，有学生就爬到窗口去。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

“这场报告的主持是陈昊苏，他的开场白只短短两三句话就结束了。等聂卫平一开口讲话，全场掌声雷动，学生们是伸出双手，手臂伸直，举过头顶在鼓掌。这个场面我印象深刻，这也是多年以后，我很少再见到的场面。”

这场比赛之后，围棋成了国民运动，突然形成一股“围棋热”，受此影响的一批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日后都成了围棋运动的支持者。“那一批大学生，现在都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们都是围棋的支持者，这个恩惠已经回馈给中国围棋了。这是聂卫平为中国围棋所做的切实的贡献，也是基本的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