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最早的“张派”作家，走了

8月7日晚突接李君维先生女儿电话，惊悉他已于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三岁。这位最早的“张派”作家隐入了历史。

李君维1946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与张爱玲好友炎樱同学，后来写过颇有史料价值的《且说炎樱》。如果张爱玲1942年秋入学圣约翰后不辍学，他与张爱玲本可以成为同学。目前所知他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署名东方蝃蝀的散文《穿衣论》，刊于苏青主编的《天地》（1945年6月第二十一期），起点颇高。在这篇处女作中，他就提到了张爱玲的《炎樱衣谱》。

东方蝃蝀从此成了李君维的主要笔名，为什么起这么一个怪僻的笔名？他晚年有所解释：“无非是想引人注意而已”，“蝃蝀二字出于《诗经》卷三：‘蝃蝀在东，莫之敢指’，朱熹的注解：‘蝃蝀，虹也’。”

1946年4月，上海《小说》创刊号发表东方蝃蝀的短篇《河传》，这是目前所知他的第一篇小说。小说写混血姑娘邬明蟾在“战事”结束后的爱情悲剧，开头写道：“邬明蟾存在这世界上是多余的，因为她本身就是多余的。”结尾又写道：“一个女子是处处可钟情的。处处有一段河，离隔了她与男人的距离，她总藏了些秘密的情愫，茫然于她的归宿。”都颇有几分张爱玲风。而《河传》和在同年8月《小说》第二号发表的《春愁》的插图，也均出自东方蝃蝀本人之手，这也与张爱玲为自己小说插图相似。

此后，东方蝃蝀一发而不可收，短篇《惜余春赋》《绅士淑女》《牡丹花与蒲公英》《花卉仕女图》、中篇《玉如意》等陆续出现在上海《幸福》《宇宙》《生活》《少女》等刊物上。他果然引起了文坛的关注，有论者认为，张爱玲小说“后起而模仿者日众，觉得最象是东方蝃蝀，简直象张爱玲的门生一样，张派文章里的小动作全给模仿象了”（兰儿：《自从有了张爱玲》）。

1948年8月，由圣约翰同学、后来在香港文坛大名鼎鼎的马博良推荐，上海正风文化出版社出版东方蝃蝀的小说集《绅士淑女图》，奠定了他最早的“张派”小说家的文学史地位。当然，东方蝃蝀并非一味模仿张爱玲，他有自己的追求和特色，他与张爱玲异曲同工。

尽管东方蝃蝀视写作是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但“1949年后，我所写的小说从内部到文字已不适应时代的号角了，只好收摊”。不过，1950年代初他还用笔名唐优在上海《亦报》连载了中篇《双城故事》，其时张爱玲刚在《亦报》连载完《小艾》不久。后来，他又用笔名枚屋在《新民晚报·夜光杯》发表了短篇《当年情》，“那是百花齐放当口放出去的”。这两篇都放得好，尤其是后一篇，延续了他一贯的风格，在当时的内地文坛上或可称为独树一帜。

直到内地改革开放，李君维才重操旧业。他1983年写了长篇《名门闺秀》，东方蝃蝀这个消失了二十多年的怪僻笔名终于重现文坛。1996年2月至3月在《新民晚报·夜光杯》连载的中篇《伤心碧》则成了他小说创作的收官之作，其时张爱玲已谢世半年。

1995年，张爱玲在洛杉矶悄然谢世后，翻译家董乐山写过一篇有趣的《张爱玲说“I'm Not A Sing Song Girl！”》。1940 年代的青年董乐山在上海以撰写剧评著称，评论过张爱玲的话剧《倾城之恋》。但此文主要回忆与“一个老同学”“由张爱玲的好友炎樱陪同前去见张爱玲的事”。董乐山的回忆真切有趣：

那次去见张爱玲完全是我的那位同学的主意，他是个张爱玲的崇拜者，后来曾经模仿张爱玲的风格写过一些短篇小说，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他就央炎樱介绍他去见一见他的偶像。大概是由于年轻胆怯吧，或者是由于我当时也在张爱玲小说的同一杂志上写文章，他就拉了我去作陪，为他壮胆。张爱玲当时与她的姑姑住在上海静安寺附近赫德路上一幢高层西式公寓里。她把我们请进去后，炎樱已经在屋里了，正在有说有笑地同她在说着话，我由于是作陪客去的，一点也没有准备去问些什么，或者说些什么，而我那位同学在他崇拜的偶像之前也临时怯场，说不出话来。……我已经记不起当时还说了一些什么话了，只记得张爱玲看着我们两个大孩子的既感到好玩，又感到好奇的神色。这次“访问”就以失败告终。

董乐山说的“老同学”不是别人，正是最早的“张派”作家李君维。他对这次拜访也留下了文字回忆，《在女作家客厅里》是这样写的：

我有幸与张的女友炎樱大学同学；一时心血来潮，就请炎樱作介前往访张。某日我与现在的翻译家董乐山一起如约登上这座公寓六楼，在她家的小客厅作客。这也是一间雅致脱俗的小客厅。张爱玲设茶招待，亏得炎樱出口风趣，冲淡了初次见面的陌生、窘迫感。

李君维只比张爱玲小两岁，董乐山则小四岁，他俩与张爱玲其实是同代人，但对张爱玲的文学成就是钦佩的，尤其是李君维。不过，李、董两人此次访张的具体日期已不可考，从李君维文中所说他当时“正入魔似地读着张爱玲发表着的一篇篇小说”推测，应是1944年的某个时间吧？

此后，李君维为筹办新文学刊物，又再次与张爱玲见面。仍由炎樱安排，而李君维晚年在《且说炎樱》中的回忆也更为具体：

那时我想办一刊物，拟请张爱玲写稿。我托炎樱转达，炎樱约张爱玲与我在她家面谈，可能是出于她家地处市中心，交通较为方便。因此我造访了莫希甸家。……我与张爱玲坐在桌前，相对而谈。她听了我的来意后，只是说忙于写《多少恨》，是否应允写稿，未置可否。数日后，她请炎樱转交我一便条，婉言相拒了。其时国币贬值、物价上涨，为了保值，我父亲囤积一批白报纸。我凭借一批报纸、一时热衷，就想办个刊物，显然是少不更事、孟浪从事。不过以怪僻出名的张爱玲竟以婉转的方式对待，以免伤了对方的面子。

张爱玲未答允为李君维写稿，李君维的刊物也未办成。但他回忆此次见面正值张爱玲“忙于写《多少恨》”之时，倒为确定见面的大致时间提供了佐证。《多少恨》连载于1947年5月、6月的上海《大家》第二、三期，因此他们第二次见面的时间约在1947年4-5月间。

这两次见面，无论研究张爱玲还是研究李君维，都不应该忽略不提。

2005年3月，李君维以本名在长沙岳麓书社出版了他生前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散文集《人书俱老》。书中共收四十三篇散文，只有《穿衣论》《张爱玲的风气》《〈太太万岁〉的太太》三篇发表于1949年以前，其余四十篇均于改革开放以后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海《新民晚报》等刊。

李君维的散文创作当然远不止此数。据我所知，早在1946年主编上海《世界晨报》副刊期间，他就以枚屋的笔名发表了一组幽默风趣的“听镜录”杂感；1949年初他以东方蝃蝀笔名在友人麦黛玲（朱曾汶）主编的《水银灯》上发表了一组文笔优美的影评《剔银灯》 ；1950年代初移居北京后，他又以唐优笔名在上海《亦报》副刊连载描写北京风土人情和解放初北京日常生活的随笔，这些均有待搜集整理。此外，他还有作品散见于海上报刊，《林风眠的画》即为其中之一。

1947年12月，上海举行林风眠近作展览，12月6日《申报》有专门报道：林风眠“此次出其近年杰作百余幅，由七日起在南昌路法国公学展览一星期”，同时还刊出《林风眠绘画思想 蕴藏着文艺复兴》的专门评述。李君维参观了展览，写下了这篇《林风眠的画》 ：

林风眠的画是现代的。现在没有雅致，要有，就是繁缛的匠气。太工整的宫苑宋画，只有被千百年时潮冲积之后，才成了雅致。林风眠有二张立轴的花卉，就是没有经过时间冲积的宫画，是装饰品。现代的东西失落了雅致繁缛，不过，紧凑的结构是存在的。

我喜欢那张《黑衣女》，那个穿黑的女子睁了大大的，明亮的眼珠，挺起了她青春的眉毛，悄悄地坐着，虽然她背后是个孔雀蓝的秋天，可是她的心情是安谧的，愉爽的。她身上那件黑色的衣裳，黑已经不是死的颜色了，闪耀着缎绢的光彩。据懂画的朋友告诉我，那张《蓝衣女》是杰作。那是一个穿湛蓝的女子，一样睁了光亮的，新生的眼珠，一样安稳地斜签坐着，她或许在凝思着什么，她心境却是豁朗的。淡墨的窗帘是衬素，帘外微微透进了一点残阳，若隐若现，闪耀着象河上的漪涟。我们差一点分不出，她与衬素之间的距离了，她已溶入在窗帘阳光之中，混成一片。画者好像没有用什么色彩，却那样丰富。

林风眠喜欢用紫色，紫是秋天的颜色，不过在他画笔之下的秋，已脱尽了金风玉露的肃杀，却洒下了清明，愉爽。那副紫藤的花卉，十足表现了他的秋紫。满幅是热热闹闹的紫藤，噼里啪啦开了下来，开得太热闹了，充满了喜欢。在林先生家里也看见过这张一幅紫藤，不过那一幅比较朦胧，象刚洒过了毛毛雨。

……

李君维是懂画的，开篇就指出“林风眠的画是现代的”，虽然他的“懂画的朋友”（疑为林风眠学生赵无极，赵曾为李的《绅士淑女图》画过封面画）也告诉他如何赏画。他喜欢林风眠，尤其喜欢林风眠的仕女图，对《黑衣女》和《蓝衣女》的描述颇为细腻，他用作家的生动笔触写下了自己的观画感受，颇为难得。

这篇用东方蝃蝀笔名发表的《林风眠的画》刊于1947年12月13日上海《新民晚报·夜花园》。可惜发现得太晚了，李君维已不及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