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松人物笔记：关子尹老师

翰贻走后，关先生整个生命一下子崩塌，用他自己的话，是“心毁不用”，数年间没写过任何哲学文章，反而用了极大精力去翻译德国浪漫诗人吕克特的《亡儿悼歌》及其他有关诗作。最最触动我的，是那首《当此良夜》：“我昨夜惊醒，那心坎中的悸动；当此良夜，是挥不去的伤痛，摧毁我心肝。我昨夜战斗，那人世间的苦难；当此良夜，鼓一己之余勇，终无以抵挡。”

1997年，劳思光先生七十大寿，在台北阳明山开祝寿会议。劳先生是关先生的授业恩师，理应前往，但关先生伤痛未愈，托我代读一篇半完成的文章《说悲剧情怀：情感的先验性与哲学的悲剧性》。在文章中，关先生谈及哲学最主要的功能，是善用理性去解人生之惑。而人作为一“与共存在”的存有，在茫茫人海中最为在乎的，是一己至亲。当至亲遭逢大难，就算自己如何看通看透，亦难以缓和亲人的身心痛苦半分。“在这一如噩梦般的历程中，我们往往发觉一切哲学理性都不奏效，而这就是哲学在生活里最感到无力的时刻！”我仍然记得，当年在会议中念到此处时，劳先生眼里的痛惜。

2012年8月，我写了一封电邮给关先生，邀请他和梁文道为博群大讲堂做一场有关“死亡的意义”的对谈，地点在新亚书院圆形广场，时间是11月30日。关先生一口答应，并说：“这是我面对这挑战的时候了。”关先生知我。这确是学生的愿望。没有料到的是，劳思光先生10月21日在台北辞世。我和关先生联同哲学系其他师友数十人，同赴台北向劳先生道别。其间，我问关先生，讲座之约还继续吗？关先生说，继续。

11月的香港，按常理，该是秋高气爽。但很奇怪，讲座那天从早上开始即阴晴不定，细雨时断时续。到下午两点，雨竟停了。我松了口气，决定如期举行。到四点，天色却突然逆转，以至大雨滂沱。关先生打电话来，问是否有应变计划。那刻我正在车上，不知现场如何，遂只好说，我们先到新亚再看吧。待到新亚，我一下子呆了，整个广场早已坐满好几百人，人人持着伞，在雨中，安静等待，等待一场关于死亡的哲学对话。

讲座开始前，我们请音乐系同学唱了一段勃拉姆斯的《摇篮曲》，象征生命的开始。没料到关先生开场时，语带哽咽地告诉我们，这正是当年他每晚用德文为翰贻唱的催眠曲。关先生又说，这是他数十年教书生涯中，第一次这样公开讨论死亡，希望能超越一己伤痛，从哲学的观点探讨死亡的意义。

现在回想，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雨在下，关先生站在广场中间，拿着湿透的讲稿，以平稳的语调，一页一页讨论生死；我和文道站在先生身后，全程轮流为他持伞；而在先生周围，不同颜色的雨伞，一层一层向外扩散；有人在做笔记，有人在沉思，有人听到感触处眼中带哀伤；待到天色渐暗，远山隐去，水塔灯亮，思想在雨中跳动，点点滴滴洒落人心。

关先生当天旁征博引，介绍了不少哲学家的死亡观，包括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和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等，甚至从甲骨文和金文中去考究“死”字的最初意义。但究其根本，我认为有三点特别重要。第一，他借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指出人是“朝向死亡的存在”，死亡必然到来却又无法确定何时到来，是生命中恒存的“可能性”，因此如何在有限人生中活得完整和活得有意义，遂成个体无法规避的重要问题。就此而言，死既非生的反面，亦非生的终结，而是构成生本身不可或缺的要素。

第二，死亡不仅是自然和人文现象，更是社群现象，因为人并非孤零零活在人世，而总是与他者共存。因此，如何面对他人之死，尤其是至亲的离去，遂是我们一生必须经受和学习之事。这种“学习”，不是外在的知性探索，而是事关我们最深的情感和最大的伤痛。如何走出死亡幽谷，是生命的学问，既要以理统情，亦要以情款情。

第三，即使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的形躯已逝，却不表示从此天人永隔，因为通过生者对死者的记忆和怀念，存殁两方可以共享一个意义的世界，实现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跨越死亡的沟通”，达到更为纯粹、更加刻骨铭心的境界。就此而言，死者活在生者的念挂当中。生者不必刻意忘却，也不必过度伤悲，因为只要情在思念在，对方便在。

讲座结束后，关先生在脸书上说：“死亡问题是一永恒的奥秘，没有人能三言两语道尽其中真谛，相比之下，昨夜大家为这问题追索求解的精神，比任何‘答案’都要珍贵。我最感荣幸的，是这种精神将成为这一代许多中大人的共同记忆。”确是如此。一个人何时死怎样死，是命限，无法掌控；但人该如何面对死，却考验我们的智慧，值得我们努力探索。就此而言，未知死，焉知生。

许多年过去，我相信，我仍然会记得，那一夜，我们在风雨中直面生死；那一夜，我曾为先生持伞；那一夜，我见到先生历尽苦涩的一缕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