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发现社会之旅（下）：合作社的竞争力，与庙会的转型

一、合作社竞争力来源初探：陕西蒲城四方苹果合作社的启发

2015年6月，我们赴陕西蒲城地区进行了为期8天的调研。此行调研重点原本是尧山神社，一个延续上千年的、跨乡镇的庙会组织。不过，了解到蒲城这边合作社的发展很不错，我们也顺便拜访了几家，四方苹果合作社是其中一家。访谈时间虽短，但与理事长的交谈，让我们对合作社竞争力的来源有了一些初步的思考。

蒲城县自然条件

蒲城县位于陕西省关中平原东北部，辖24个乡镇，373个行政村，总人口75万。蒲城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和关中渭河平原交接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海拔370～1200米，山、川、原、滩皆有。蒲城县气候属温带大陆性季风型，多年平均气温13.3℃，降水量524.1毫米，日照2277.5小时，无霜期218天。

蒲城果品产业发展概况

由于光照充足，四季分明，地肥层深，雨量适中，适合果树生长，蒲城历来被誉为“果乡”。蒲城目前拥有果林面积50万亩，其中苹果25万亩，酥梨17万亩，特色时令水果8万亩，年产果品5亿公斤，是陕西最大的果品生产基地，全国果品生产百强县之一。

随着果品业的发展，相关服务业、加工企业也得到蓬勃发展。蒲城县目前有县乡村三级果品公司购销服务接待站三百余个，纸箱厂50余家，年产纸箱千万套以上。全县有千吨以上设施先进的冷藏气调库36座，百吨以上的500余座，十吨以上的家庭小果库万余座。

四方苹果合作社概况

四方苹果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由18户农户发起，现已发展到1183户，覆盖4个乡镇18个行政村。总社办公地址设在蒲城县罕井镇中山村，以行政村为单位，四方形成了18个分社。经过几年的运营，四方合作社壮大了经济实力，现已拥有几百万资产，包括冷藏气调库以及300亩的有机苹果基地，在市场竞争中有了一定的实力。

现在四方合作社的苹果在市场上已供不应求。上海曾有好几家企业争着想代理他们的苹果。据理事长介绍，上海的客商来他们这儿考察，看到他们的生产基地管理规范，又有先进的冷库储藏设施，非常信任，当即要和他们签订销售合同。四方经过仔细考察甄别，最后只选择了一家，多年来一直保持稳定合作关系。这保证了四方合作社的苹果有相对稳定的销路，给社员吃了颗定心丸，从而能安心生产，并不断提高果园的管理水平，反过来又使得四方的果品的品质能得到有效保障，由此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当然，仅依靠与一家企业的合作，仍有较大的市场风险。四方已经注册了自己的苹果品牌“鼎四方”，并在上海开设了一家直销店，准备开拓直销市场，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

合作社竞争力来源初探：对生产管理和技术改进的重视

市场供不应求，多家客商争夺代理权，自有品牌，在一线城市开设直销店，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给我们一个印象：四方是一家有竞争力的合作社。那么，这种竞争力的来源是什么？在很多合作社尚且在市场中挣扎着求生存，一些地区果农的水果大面积烂在地头没有客商去收购的情形下，为何四方能不愁卖？追根溯源，我们逐渐发现，虽有很多因素共同作用，但其中对生产管理和技术改进的重视是最为关键和基础的。

四方合作社前身是四方果业协会。自2005年始，协会承接蒲城县农业科技入户工程，经过5年多的探索与实践，逐步在蒲城北部苹果产业主产区，大致相当于今天合作社覆盖的地域，推动建立了规范的常规苹果生产管理模式。更为重要的成果是，协会在18个行政村培养了一批农民技术员，而且都获得了中高级农艺师的证书，这些技术员后来成为合作社技术部的第一批骨干成员。2009年发起成立合作社的18位农户，也都拥有中高级农艺师职称。如合作社的理事长樊印平即是农技师出身，从技术上提升苹果品质，是他在管理合作社过程中一以贯之的理念。合作社的这一背景，使得它从成立伊始就奠定了重视生产管理和技术改进的传统。合作社的发展也从这一传统中受益良多。

首先，延续果业协会培养农民技术员的传统，合作社专门成立了技术部，现在已有90多名乡土技术员，分布在18个行政村，即18个分社。这些技术员均为合作社社员，大多经由合作社从社员中发现，然后提供各种学习机会，最后取得政府颁发的农艺师证书。这些乡土农艺师，在各自片区内每人负责10-15户农户的技术指导。

四方的生产管理流程大致如下：首先总社颁布生产管理规范，并印发生产指南，发送到18个分社长，分社长再下发给各位技术员，由技术员督促他所负责的农户执行合作社的生产管理规范，并提供技术支持。比较集中的技术指导在冬季进行，大约会持续十天到半月。采用的方式是在农户的果园进行现场示范，技术员选择两棵果树，手把手教农户如何管理，然后农户可照这种方式来管理其他果树。这些技术员在合作社的工作只是兼职，包括合作社的理事长、会计、出纳等职务都是兼职，因为他们各自都经营着自己的果园，日常性的工作若只占用一天半天，则完全是义务性质，只在冬季集中提供技术指导时，合作社会给技术员提供每天140元的补助。

之所以他们有这么大的动力，不计报酬地参与合作社的工作，我们分析，是因为合作社的利益确实与他们的个人利益紧密相连。理事长有30多亩果园，那天我们见到的技术员也有30来亩果园。据理事长测算，如果一个家庭有十亩果园，夫妻两人打理，一年可挣5-6万元，可以让农户生活相对安定。30亩果园就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家庭农场，如果市场销路不错，价格合理，那么安定之余还可以提高生活品质。所以理事长特别提到，他们要推动部分社员扩大规模，能达到10亩甚至30亩，这部分稳定的社员，对合作社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这又必须依靠合作社的经济实力、市场竞争力的增强方能实现。多年的经营，让合作社的骨干成员们充分意识到品质的重要，所以，他们有足够的动力参与并不断完善合作社的管理。

其次，这一传统，也使得合作社具有很强的学习能力。理事长提到，早期他们没有自己的品牌，直接开拓市场很艰难。那时他们选择了与一家企业合作，搞订单农业，生产有机苹果。那家企业有出口资质，把他们的苹果远销到澳大利亚。之前他们的生产采用常规模式，而有机苹果则另有一套严格的模式和管理模式。这对合作社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也有助于合作社提升其果品的品质。他们合作了三年，学会了这一整套有机苹果种植的技术和生产管理流程，然后决定自己干。

这种严格的标准化、精细化管理、扎实的技术服务，保证了四方出产的果品的优良品质，为其赢得了良好的市场口碑。四方在技术上的追求，仅举一例可略见一斑：为了实现苹果的安全种植，在四方合作社遍及四个乡镇的果园里，都安装了杀虫灯、诱虫棒和粘虫板。为了保证苹果的外观和含糖度，果园的地下铺满了反光膜，再通过疏叶、间伐、转果，让每一个苹果都能享受到全方位的“阳光浴” 。

在合作社的标准管理下，社员的苹果树的单株产量和果品质量都有大幅提升，而且连续几年，合作社都以优惠的价格收购社员的苹果，提高了社员的收入。

当然，这个过程绝非一帆风顺。其中的艰辛，理事长没有多谈，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足够写一本小说了”。后来在网上查阅四方的资料，我们才了解到更多信息。

据《农民日报》2013年11月5日的一篇《按标准种植的果子才值钱》的报道，“合作社成立之初，樊印平和社员里十几个拥有高、中级农艺师身份的社员鼓励大家将园子里的树砍去一半，这可让大家炸开了窝。已经养了七八年的树，说砍就砍，很多社员不理解。樊印平和其他农技员给大家解释了间伐的好处，一来更充分地利用阳光，提高单株产量和果子质量，二来土肥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三来便于开展机械化运作，降低人力成本，节约水电，实现生产的标准化。即使是这样，也很少有社员愿意砍掉多年栽培的果树。社员杨栓友家有五亩苹果园，一听老樊跟他讲间伐，就急得跳脚。头一年，参加间伐的社员大多减了产，杨栓友庆幸不已。第二年，进行了间伐的果园产量不仅恢复了，而且优果率大大增加，从原本的60%提高到了85%，一斤优果的价格比次果价格高出一块还多，一亩地就多赚好几千。杨栓友这才急急忙忙请来老樊：‘赶紧也帮我把树砍了……’

杨玉虎是合作社里负责苹果销售的经理。‘好品质才有好价格。’是挂在杨玉虎口头最多的一句话。他告诉记者，最初两年，并不是所有社员的苹果都能卖到好价钱——有一半的社员不能按照社里的要求，进行标准化种植。该疏叶的时候偷懒没有疏叶，该转果的时候不转果，套袋该套三层黄红黑袋，社员嫌麻烦只套一层，这些情况的出现，导致苹果的质量参差不齐。‘市场的眼睛是雪亮的。我们把苹果按档次包装、发货，什么质量卖什么价钱，一点都不糊弄，一亩地的收益能差两三千，一个销售季过去，社员们就都知道合作社发的生产指南有多值钱啦！’张玉虎告诉记者 。”

毋庸置疑，良好的市场策略是合作社能否良性发展的关键，而严格的生产管理与扎实的技术服务则是基础。根基不牢，再花哨的市场策略也无法带来真正长远的效益。此外，当地政府前期的支持和投入这里未能展开，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未能充分了解。但从理事长透露的一些信息以及在网上查到的资料，我们有一个初步判断，这对形成合作社的技术优势和优质资产有相当重要的作用。

由四方的经验，我们对一个合作社如何提升自身的竞争优势有了一点初浅了解。这其中有各方力量，包括政府、市场的综合影响，关键的是，所有这些力量作用的方向是促使合作社的能力——无论技术能力、市场能力还是组织能力都得到提升，村民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从农技师出身的理事长樊印平身上，我们能感到一种沉稳的自信，这种自信体现在他谈到合作社的种种状况时，有着一种罕见的平和与理性，而无任何骄躁之气。

二、传统庙会组织的现代转型探讨：陕西蒲城尧山庙会

中国民间庙宇众多，俗语有“村村皆有庙，无庙不成村”。一个村子往往不止一座庙，有的村多达几十座。每座庙宇供奉不同的神灵，在村民生活中担负不同功能，有管生孩子的，有管治病的，有管水的，有保地方平安的。围绕生产生活的现实功用性，是民间崇拜的本质特征。以这些大大小小的庙宇为中心，形成了中国乡村独具特色的庙会文化。形形色色的各类庙会组织，在乡村文化传承、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地方认同的建立、自然资源的管理与分配等多个方面曾发挥不可或缺的影响。

时至今日，随着国家权力深入基层以及现代性的冲击，庙会组织逐渐退出乡村的公共生活。今天大多数地区的庙会，集体活动和文化活动已大幅减少，而经济活动在增加，庙会变成了集市。但不可否认，庙会组织仍是乡村最有地域文化的自组织，具有相当的凝聚力与资源动员能力，而且庙会依然是单调贫乏的乡村生活中最为热闹的节日。

文化总在时代的变迁中不断演进和变化。作为传统乡村最有地域文化的组织——庙会组织，在乡村转型与发展的过程中，有着怎样的机会和可能性，完成自身转型，更好地适应新时代，并在乡村的公共事务中找到新的角色？外部组织和政府又能给予怎样的因势利导，使其在乡村发展中发挥积极健康的力量？

今年6月，我们赴陕西蒲城，考察了尧山圣母庙，走访了尧山神社的几位负责人，对尧山庙会现状进行了调研，希望对我们思考传统庙会组织的现代转型与多元共治带来某些启发。

历史沿革

尧山庙会是围绕尧山圣母崇拜而发展起来的跨乡镇的庙会活动。这一民间崇拜的历史可一直追溯到唐代。

尧山圣母庙位于蒲城县北约十五公里处。始建于唐咸通年间（860～874年），唐长庆二年（822年）由皇家敕封为灵应夫人，并大规模扩建。文革期间，庙宇遭受毁灭性摧残。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庙会活动的恢复，在各界力量的支持下，当地民众陆续重建了庙宇。由于尧山圣母庙会的传统祭祀和社火，丰富多彩且有浓郁的地方特色，现已被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此地属渭北旱塬区，水资源匮乏，地下水位过深，打井不易，每遇天旱，只有望天兴叹。因此，尧山圣母崇拜的主要功能便是祈雨赐水与道德教化，同时兼管妇女生育。传尧山求雨历来灵验，自唐宋以来，尧山碑刻多涉及到祈雨活动。尧山圣母的惩恶扬善故事更是深入民间，当地民众因此产生敬畏心理。

尧山神社：由尧山圣母崇拜而形成的自组织

自唐末至今（其中1949年至1990年中断）八百余年中，尧山圣母庙崇拜祭祀活动，由周边乡村组成十一个神社，轮流主持。形成了具有规模、组织完备、程序严谨的民间社会活动，其神社具有典型的民间自组织形态。

神社是传统民间社会中的信徒组织，接送神和举行社火活动时以社为单位举行。神社是跨村庄的组织，每个社所含村庄多少不等，多者三十几个村为一社。神社下级组织为头，头也有可能跨村设置，多个神社组成总社。

十一社分布以尧山为中心，总面积大约有100平方公里，其中分布着约120多个村庄。立于清初的（1652年）《顺治九年尧山庙碑》记录了明代与其前的尧山神社活动情况，其文内有“前后十一社，代司香火”一句，可知十一社具有管理祭祀的功能，且其历史至少有三百五十年以上。

十一社各设社长，十一名社长成为总社（大社）成员。诸社社长有传袭，有推举。通常只有德高望重、诚实正直、办事公正、不谋私利者当之。社长如果失去威望或有其它劣迹可以撤换，总社有时会介入，对于不称职的社长可警告、罚跪香甚至开除。各社之下分别有若干不等的头，，其负责人今称为小会长。目前总头数有约七十个。

总社设一名会长，一名副会长，会长和副会长一般通过选举在十一名分社长中产生。另设保管、出纳、会计各一名。尧山大庙设主持一名，负责看管庙宇香火，归总社领导。

总社会长以及十一社社长等，均为村中德高望重者，皆为兼职。每年正月十五和八月十五，总社举行两次例会，其主要工作是协调十一社接送圣母、制定仪程与监督执行。同时负责大庙维修与集资，总社对分社不做干预。事实上，总社只具有召集性质，大庙资产由十一社轮流掌管。诸社有独立经济权力，以筹备物资，组织社火，安排社戏，集资修庙。

神社之间每年交接时有一个公文，上图就是嘉庆年间的交接簿，其中内容涉及神像的保护、活动的安排等等。从明代末期到现代，每一年的公文都保存完好，堆积如山，文革时因被群众妥善保藏起来而幸免于难。这是非常重要的文献，其中涉及到十一社的权利，今天成为他们的法律依据，如果发生纠纷，可以查底账。这是我们传统社会的契约。

现实功能：水资源的管理与分配

尧山神社结构的形成与当地的生产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在当地有一条很小的河流，而此水系由灵应夫人掌管。每年主持祭祀的神社将负责一年内此地区的水资源分配，并担任祈雨仪式的总负责人。十一年轮一次，从未出现过问题。在每一次的过程中都会举行相对盛大的仪式。

定夺水量每年如何分配给十一个社使用，每年祭祀时由谁来主持仪式等一切事项，使尧山庙会不仅成为一个民间崇拜活动，还与经济保持密切关系，所以进行权力的合理分配以及组织内部形成严格的结构安排显得更为重要。

这十一个社的形成并不是十分稳定，虽现存十一个社，但历史上曾存在过十五六个之多。有的社由于与其他社在水资源分配问题上存在矛盾，即便是通过拜神仪式后，仍对此管理方式存在意见，最终便通过会议商讨对其予以开除。这样的村会，自行组织一个灵应夫人神庙，举办庙会，但始终不成规模，办不起来，人们也觉得不灵验，进而使得这些被开除的村庄会在水资源分配问题上处于劣势。所以，他们便会想尽一切办法重回总社，以承认错误或加入其他社，最终由十五六个成为现在的十一个社。

庙会的意义

通过对尧山庙会的考察，我们对传统庙会的意义有几点总结：

一、神社是民间自组织，管理有序、组织严谨、结构合理；

二、轮流做主方式是中国社会传统民间公正意识的表现

三、崇拜活动中搭建起一个平等参与的公共平台，不会因为某人家里很穷就不能参加，因此能将区域内的男女老少文人墨客贩夫走卒等所有人带入一个平等共利的活动中，实现精神上的认同。中国传统社会是差序格局，有着严格等级制度，直到今天，这种等级制度依然存在。在中国这个等级制度森严的体系中，平等是极度稀缺的。但是，庙会在组织一年一度的盛大祭祀活动中，无论在其精神涵义、文化涵义、娱乐涵义甚至经济管理功能之中，都创建了相对的平等，这是我们需要珍视的传统资源。

在所有乡村民间庙会当中都是如此，所有人在信仰和崇拜这个问题上，其权利是平等的。神不因你是财主或官员，就给予特殊照顾，这体现了个体的平等。十一个社轮流做主体现了社与社之间的平等，因为有的社大姓多，有钱人多，或出过达官显贵，做过丞相做过尚书，而有的村很穷。但轮流做主抹平了这种身份差别，谁也不比谁尊贵，实现了平等。由于这个庙会还负责十一个社村民在水的利用和分配上的公平，它保障了普通村民的权利，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尊严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

再有一个就是精神认同。十一个社共同崇拜尧山圣母就形成了对于地方文化、价值观等的认同，从而产生了地方凝聚力。

因此，尧山圣母这样一个十一社轮流做主的方式之所以从唐代到现在一直坚持，除了它对水资源的管理有着良好的作用，还在保障中国基层社会人的普遍的平等权利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虽然在庙会之外是不平等的，但在庙会之内是平等的。

四、所有庙会都具有丰富的艺术活动，有愉悦精神的强烈作用，有一定的道德规范作用，所有庙会都如此。中国的乡村文化中无不是以伦理教化为核心展开的，无论节日或私人活动，如红白喜事，我们所有的民间艺术都由伦理教化展开，民间戏曲等都是这些内容。这些内容在庙会中最为集中。

在没有超越人性的宗教信仰的前提下，这种作用是珍贵的。道德虽然不稳定，但在诸如此类的崇拜活动中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强化，就会在乡村基层秩序规范方面起到很好的作用。不过，它也带来许多副作用，即传统社会之中对人性的束缚以及对妇女的压迫，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今天，这方面的作用正慢慢削弱。现在它绝不可能继续压迫人们，因为此时的道德规范和伦理教化变成了私人问题，即个人私德。

五、乡村除了庙会，其他集体性活动几乎没有。中国大多数节日强调的都是家庭团聚。过去有宗族，在祠堂有宗族活动。当宗族组织没有或是涣散的时候，集体活动就只有庙会。因此，庙会的积极作用之一便是保留了村寨的集体活动。

六、庙会保留了当地的地方文化。通常庙会会首往往是当地最有文化的人。他对当地的传统、历史，甚至和生产生活相关的一些知识比别人可能更清楚一些，这样的人才能当庙会的会首。

庙会的作用和影响，在乡村地区直到今天都是巨大的。

尧山庙会的现状

尧山圣母庙在上世纪90年代虽然得以重建，庙会亦重新恢复，但由于乡村经济结构的转型，又受制于意识形态的限制，当下的尧山庙会，无论在形式上和功能上与传统的尧山庙会相比已有了许多新的变化。

1、庙会功能的萎缩

最直观的印象是尧山圣母庙周边环境的恶化。从蒲城到尧山这一路，灰尘漫天，沿山一带遍布大大小小的石渣厂和水泥厂，山体被挖得千疮百孔。直到尧山圣母庙所在区域才可见到一小片清翠的植被。据我们采访的几位头社负责人说，前些年石渣厂和水泥厂对山体破坏特别大，对尧山圣母庙所在区域也产生了威胁。由于尧山庙会已被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理当受到保护，因此文化局出面，和他们一同去尧柏水泥厂进行过交涉。交涉结果是，尧北水泥厂出了300万用于支持尧山圣母庙的重建，同时，文化局还给划定了采石区域。但村民认为用处不大，因为水泥厂上面有关系，县里管不了。至于周边被破坏的环境的恢复，则更没人理睬，村民也没有能力，只能听之任之。

传统上，出于崇拜和风水的缘故，庙宇周边的森林和植被往往会受到严格的保护，禁止随意砍伐和采挖，否则会受到神灵的惩罚。虽则带有神秘的色彩，但客观上起到了生态保护的作用，而且往往对当地的生产生活有着重要意义。尧山圣母庙所在的位置，由于山体走向与地势形态利于形成夏秋季降雨，而形成了一处天然泉眼，周围环绕着丰饶的柏树林。在几乎没有任何天然地表水源的尧山地区，这一泉眼成为当地人心目中的圣地。拨开崇拜这层神秘主义的色彩，可见其内核包含着对此地生态功能和意义的模糊认识。在生态脆弱地区，这种文化对于生态的适应机制是一种朴素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随着乡村经济结构转型，在资源丰富的地区，采石、挖矿成为获利甚丰的行业，然而一方面资源权属不清，本地居民的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一方面市场机制发育不充分，深受权力干扰，这使得资本更容易借助权力垄断资源并进行掠夺性开采，无需承受环境代价。兼之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仍未能建立，生态的持续恶化、环境冲突事件频发，已成为制约很多乡村地区发展的瓶颈。

由于官方意识形态对民间崇拜一直采取压制态度，斥之为封建迷信，因此传统上民间崇拜具有的一些保护本地生态的功能几乎荡然无存。尧山圣母庙及其周边一圈小环境还是借助文化遗产的名义才得以幸存。

这其实反应了尧山庙会功能的萎缩。与头社的社首及几位社员的交流，进一步印证了这种印象。如今尧山庙会仅仅是因为其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而得到政府的认可，传统意义的祈雨、水资源的管理和分配等功能已完全丧失。而且在交谈中他们还一再撇清与迷信的关系，认为现在庙会是民间文化娱乐组织，上了个台阶。但即便如此，党员、政府官员、村委仍然不被准许参与管理层。这种态度阻碍了人们对庙会的功能与意义的全面认识与理解。

2、庙会的道德规范作用逐渐下降

现在，庙会中集体性的活动基本以文化娱乐为主，带有崇拜性质的活动则完全退居到个人空间，村民仍会为生育或祈求平安等现实需求来庙里烧香磕头。庙会中民众普遍而自发的参与，仍与民间崇拜密不可分。

但随着集体性崇拜仪式消失，带来的一个后果则是民间崇拜所具有的道德规范作用逐渐下降，崇拜的物质性日益增强，与精神有关的内容则不断弱化。最近这些年，尧山庙会在两社交接过程中，矛盾日益突出，甚至发展到流血冲突的地步，正是这一发展趋势的体现。过去，在清明庙会期间有一个盛大的神社交接仪式，现在不得不改到八月十五。因为清明节人多，香火旺，晚交接一个小时，意味着可以多收取很多香火钱，无论收多少，只需交五万给总社，剩下都由各社自行支配。因此在交接过程中，两社之间为了交接时间经常发生冲突，很容易发展成大规模群体性械斗。最后十一个社长经过多方协调，将交接时间改为香客较少的八月十五才得以避免。

虽然传统庙会所倡导的伦理规范已不再适应当下的生活，但这可以通过异质文化的交流来促进其演变，这一功能的丧失则使得庙会的精神性内容彻底丧失，更趋于现实功利。

3.、轮流做主的民主管理机制受到挑战

从管理方面看，尧山神社管理人员仍以老人和男性为主，年轻人和女性较少。青年人只在社火活动中较积极，妇女的参与主要在崇拜活动中，如烧香磕头或在庙会中提供服务。但由于庙会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局自然成了尧山神社的主管单位，社长人选需要得到文化局的认可。曾经出现这样的情况：总社长对某一个社长有意见，认为他有问题不能再当社长，但文化局却认为他可以当，于是不得不让他继续当。最后这人不愿服从总社领导，拒绝向总社缴纳捐款，矛盾到现在依然没解决。

经济利益的刺激、权力的介入使得尧山神社传统的轮流做主的民主管理机制受到挑战。权力结构的平衡被打破，头社由于人口众多经济条件较好，权力越来越大，多年来，总社长人选都出自头社的同一个家族。而且财务的公开估计有所削弱，因为善款虽仍然遵循专款专用的原则，但各社每年能收多少结余多少善款，似乎已成为一个敏感的话题，大家不愿过多提及。

传统庙会组织现代转型的可能性

就尧山庙会的案例而言，尽管其功能在萎缩，自主管理机制也正经受多方面的挑战，但不可否认庙会仍对民众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庙会组织仍具有较强的资源动员和自主管理能力，只是在观念上和功能上，庙会组织尚未能有更积极主动的转型，从而更有效地适应和介入今天乡村的生产生活。这便造成庙会所具有的文化优势和组织优势未能得到有效的引导和发挥，而无法为乡村的健康转型贡献一份力量。

那么，传统庙会组织该如何转型？外部组织能够发挥怎样的引导作用？目前我们还找不到成功的案例，但尧山庙会的案例可以启发一些方向性的思考。能否在庙会活动、庙宇空间中增加精神性的内容，如乡土文化教育、民间审美教育、自然教育等？能否在庙会活动的共同参与中，促进村民形成与当下生活、与新时代相符合的道德伦理？能否在庙会组织的管理团队中，增加青年人和妇女的比例？能否鼓励和提升庙会组织利用庙会的盈余收入参与乡村的公益事业的能力？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存在的，只是需要有一个相对开放的空间，让外部组织与庙会组织之间有更多平等的对话和沟通，让异质多元的文化有更多交流和碰撞，在这样的过程中，很多可能性或许会自然生长出来，从而成为推动乡村健康转型的一股内生力量。

（作者均系芬芳文化书院研究员。本文首发于芬芳文化书院公众号，澎湃新闻市政厅获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