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之争可以稍息了：道不同也可相为谋

中西医之争由来已久，也不见得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解决。回顾遭遇西医百余年来的步步进逼，甚至几多濒临“生死存亡”的过程中，中医不仅没有被抹杀、被废弃，还在21世纪科学、文明的今天，广泛传播到了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医学的终极目标是治病救人、维护健康，如果不是人类还面临着很多影响生命与健康的“哥德巴赫猜想”，那么，即便是纠缠了百余年的传统与现代冲突的中西医学，也可能“相为谋”，殊途同归。

一说“上火”，但凡是有些生活阅历的国人，似乎都知道喝点绿豆汤、菊花茶能“清热败火”；突发昏厥，掐一下位于鼻唇沟的“人中穴”，恰如中世纪的欧罗巴人嗅一下“阿摩尼亚”，有时还真是个紧要的促醒法宝；至于“冬吃萝卜夏吃姜，不找医生开处方”、“大怒伤肝”等广泛流传的谚语，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遍布的小贴士。 

然而，一旦将这些日用而不知的“常识”同中医挂上钩，就不是所有人都认可或乐于接受的了。近些年来，对中医“科学性”的质疑未尝停歇，不仅仅成为医界、学界的热门话题，有时候连整个社会都会参与大讨论——全体民众迅速而又自觉地分成“中医粉”和“西医粉”，不管是从理论还是疗效切入，大有人人都是专家的架势，口水仗一场接一场，谁也不服谁。   

之所以没有同数学、物理、化学一样，医学还能分出“中”和“西”，还能产生如此大的分歧，是因为人类至今无法用一套医学体系、理论穷尽所有的探索。事实上，现在一般不称西医，而称现代医学或生物医学；所谓中西医之比较，实际上是用中医来比较16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之间的西医主流概念。中西医之争由来已久，也不见得会在短时间内得到彻底解决，但医学里的“中”和“西”，并非如“是”与“非”、“科学”与“非科学”那般完全对立。回顾遭遇西医百余年来的步步进逼，甚至几多濒临“生死存亡”的过程中，中医不仅没有被抹杀、被废弃，还在21世纪科学、文明的今天，广泛传播到了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医学的终极目标是治病救人、维护健康，如果不是人类还面临着很多影响生命与健康的“哥德巴赫猜想”，那么，即便是纠缠了百余年的传统与现代冲突的中西医学，也可能“相为谋”，殊途同归。

[中西医相遇、碰撞和抗争] 

在任何社会，一种医疗方法体系的强弱不仅是系于它本身的客观疗效；同样重要的，是社会政治群体的理念，是否容纳这种医疗方法体系背后的世界观。——Paul. Unschuld: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of Ideas

国人对西医没有明显偏好，视病而择

明朝16世纪末，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华，他将西方宗教带入中国的同时，西方医学也跟着被介绍进来。利玛窦撰写的《西国记法》中，载有解剖学和生物医学知识，尤其是描述了人体大脑的位置和记忆功能。    

西医知识传入始于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之后，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瑞士传教士邓玉函（Jean Terrenz）。1619年邓玉函抵达澳门，他曾在当地做过尸体解剖，“迨将胸部剖视，则肺干如海绵，其上蓝点甚多”，此为西方医生在华施行剖验尸体的最早记录（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卷7）。1622年—1623年，邓玉函在杭州口译《人身说》一书。1634年山东进士毕拱辰从汤若望手中获得《人身说》遗稿，易名《泰西人身说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介绍，若按现代系统解剖学原则作分类分析，《泰西人身说概》涉及了运动、神经、循环和感觉系统。     

邓玉函参与翻译的另一部解剖学著作是《人身图说》，含21幅配有文字说明的人体解剖图。《泰西人身说概》《人身图说》两书都介绍了当时西方的疾病知识，比如脑溢血、胃下垂、梅毒等。

这些医学知识最初只影响了小部分人，未受到广泛关注，更不要说动摇有着几千年历史积淀的中医的统治地位。西医真正引起人们兴趣的，还要从“金鸡纳（cinchona）”说起。

1693年，康熙患上疟疾，御医开的中药都不见疗效。当时法国传教士洪若翰（P. Joames Fontaney）等献上“灵药”，康熙服用两天就痊愈了。于是，这个被奉为“西洋圣药”的金鸡纳霜，一度被标榜成西医战胜中医的标志性药物。事实上，它用产自秘鲁热带雨林中的金鸡纳树皮制成，是当地人用来治病的一种土著药物。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得了疟疾被治愈，金鸡纳也就成了他们随身携带之物。直到1820年，法国化学家佩尔蒂埃（Pelletier）与卡文图（Caventou）从金鸡纳树皮中提炼出“奎宁”，才发展成为抗疟的特效药。可见，当年治好康熙疟疾的金鸡纳霜，只是与中草药无异的土著本草而已（区结成《当中医遇上西医——历史与省思》），并不能算是西药，更不能代表西医。

早期中西医的接触比较有限。民间对西医或存疑虑、猜忌，但并不视其为侵略或威胁，甚至有人用中医理论来解释西方医学技术和方法，以提高民众的接受度。广东南海人邱熺对牛痘接种术在华推广的贡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明朝起，中国就发明了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发展到清朝，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但仍然存在不小的风险。180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将西方牛痘术引入中国，他还培训了几个中国人，教他们种痘。邱熺就是其中一个，他亲身接种后成功出痘，为家人和朋友接种也非常顺利。随后，邱熺开始钻研中国传统医学，并于1817年出版《引痘略》，尝试用中医理论来解释牛痘术。

邱熺在《引痘略》中写道：“正痘有发热即现点者，最险之症，肾经之毒也。由肾而肝，而心，而肺，而脾，传经既多，其症亦递减，故痘之发毒，肾最重，脾最轻。”他认为天花病毒在脾脏中毒性最小，牛与人的脾脏同属土，所以用牛痘最容易将脾脏中的毒“引”出来（董少新《论邱熺与牛痘在华之传播》）。在接种方法上，传统的人痘术是让健康人穿上患者衣服，或者在鼻孔中塞入痘疮浆液；牛痘术则在手臂接种，充分结合了中医的经络穴位理论。“今种痘法，择于两臂中消烁、清冷渊二穴，上下交连之处种之。似于塞鼻法有异，殊不知人身两臂，乃手少阳三焦经也。三焦者，人身最关要之府，如天地之三元，总领五脏六腑、营卫经络，通内外、左右、上下之气。”（邱熺《引痘略》）此外，邱熺还开出很多药方，应对种痘后出现的不良反应。他在《引痘略》中虽然附会了不少中国传统观念，使人相信种牛痘的理论起源于中国，但客观上为牛痘在华传播扫清了理论和心理障碍。以至于皮尔逊写的小册子《新订种痘奇法详悉》传到牛痘发明者英国医生琴纳手中时，琴纳大为惊讶：“中国人似乎比我家乡的英国人更信赖种痘。”（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

鸦片战争以前，中西医整体上并没有什么对立或对抗。虽然中国人的身体被西方的玲珑小刀打开，切割中国人身体的还不是正儿八经的“医生”，而是以行医为名的“传教士”（杨念群《再造病人》），但国人对西医并没有明显偏好，只是视病而择，尤其是遇到眼科疾病时。1835年，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在广州建立博济眼科医局，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不小的知名度。

中国医家秉持“以中化西”进行汇通

1840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是西方医学在中国扎根的关键。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洋务派们看到了西方科学技术的优越。因妻子患病被传教士治好，洋务派领袖人物李鸿章大力倡导西医，还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官办西医学院——北洋医学堂，服务于当时的北洋舰队。尽管西医在军队里优势凸显，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自强”思想的影响下，李鸿章只是希望借助西医弥补中医的不足。1890年他为《万国药方》作序时，提出“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与医学岂曰小补”，可视为“中西医汇通”思想的源头。   

随后，中国医家也开始尝试集两者所长，沟通中西医学。

第一个提出“中西汇通”的是晚清进士唐宗海，他本身是名中医大家，后又研究西医，于1892年写成著名的《中西汇通医经精义》。唐宗海认为“中西医原理一致”，希望“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去彼之短，用彼之长，以我之长，益彼之短”。那究竟何为“我长”，何为“彼短”？他有句被反复引用了100多年的名言——中医长于气化，西医长于解剖。

另一位代表人物就是朱沛文，自幼随父学医，广读当时翻译的西医书籍，还到西医院观察尸体解剖。他指出“中华儒者，精于穷理而拙于格物；西洋智士，长于格物而短于穷理”，因此中西医应“通其可通，而并存其异”。经过多年临床验证，朱沛文于1892年撰《华洋脏象约纂》，发现了不少古人在论述脏腑上的疏漏，并逐一指正。

虽然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余新忠看来，这批医家基本秉持“以中化西”态度进行汇通，但中医主动寻求变化的努力还是很明显的。高晞称其为中医的“自改革”：“从学术角度来看，‘中西汇通’是跟传统中医发展一脉相承的。中医从来不是保守、停滞不前的，相反它非常开放，不断接受新事物，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同时，从医家角度来说，但凡追求真理、对生命感兴趣的，都不会无视西医所拥有的好方法和技术，这是医者的本能。”高晞还举例说，清末天津的一些中医，就很乐意用西医的包扎术和止血、消毒方法，改进外科技术。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郑洪设想，假如“中西汇通”医家能平静地将学术比较进行下去，可能会有更多收获。然而，局面在甲午战争前后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甲午一败，举国震惊，清政府和维新派人士不得不重新审视日本。他们看到，日本的崛起得益于明治维新的成功，而明治维新各种措施中就包括“废除汉医”一项。

知识分子最先提出“医学救国论”。梁启超痛陈“强国必先强种，强种必先强身，强身必先强医”之理，认为“保种之道有二，一曰学以保其心灵，二曰医以保其躯壳”，希望采用西医强健国人体魄以达到保种保国的目的。他还在《时务报》上撰文，宣扬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医学改革：“凡世界文明之极轨，惟有医学，无有它学……医者，纯乎民事也，故言保民，必自医学始。英人之初变政也，首讲求摄生之道、治病之法……学堂通课，皆兼卫生，举国妇人，悉行体操；故其民也，筋干强健，志气犹烈，赴国事若私难，蹈锋镝若甘饵，国之勃然，盖有由也。” 

梁启超向来否定中医阴阳五行理论，斥之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他积极推崇西医，即便后来被协和医院错割了肾，也要为西医作辩护：“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无关》）

《灵素商兑》拉开中西医学术交锋   

晚清以降，废除中医言论时有出现。在“愚昧落后”、“旧医旧药”、“不科学”的批评和指摘中，中医一次次面临生存挑战，奋起进行反“废中医”的抗争。

最先提出“废除中医”的是清末著名国学大师俞樾，他治经之余涉足中医药，也能处方治病。大约从1860年开始，妻儿相继病逝，俞樾遂有切肤之痛。1879年，他开始撰写《俞楼杂纂》，其中专列《废医论》，分“本义”、“原医”、“医巫”、“脉虚”、“药虚”、“证古”、“去疾”七篇共7000多字，详细论述废除中医的理由。俞樾从古籍考据出发，认为《黄帝内经》并不是医学著作，而是与“容成阴道、风后孤虚、长柳占梦之方、随曲射匿之法同类”的占卜星象之书。他还从“古之医巫一也，今之医巫亦一也，吾未见医之胜于巫也”，得出“巫可废而医亦可废”的结论。在俞樾看来，患病皆因邪念，所以治疗疾病的唯一途径就是“长其善心，消其恶心”。后人批判《废医论》时，多指其“仅仅从考据角度，从古书到古书，由文献到文献，对古今医药的实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盛蓝《俞樾与医药》）。

晚年的俞樾体弱多病，“不能坚持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其短文《医药说》一改《废医论》中“药虚”的观点，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成为近代“废除中医”、“废医存药”之思想滥觞。

章太炎是俞樾的得意门生，但并不主张“废除中医”，只是承认中医有缺陷，认为中西医应摒弃成见，取长补短。而章的学生余云岫，则是一个中国近代中医史上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同汪大燮、汪精卫、汪企张、褚民谊等都是留日学生。这些深受明治维新“废除汉医”影响的海归们，在北洋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皆为政府高官或西医界头面人物，成为民国时期“废除中医”的重要推手（郝先中《日本废除汉医与中国近代医学》）。

1916年，余云岫从大阪府立大阪医科大学预科学成回国，次年出版《灵素商兑》一书，将中医经典《黄帝内经》批得“体无完肤”：“医锢于歧黄，凿空逃虚，不征事实，其中毒久矣。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并称其为“数千年内杀人的秘本和利器”。当然，余云岫也深知操作层面上“废除中医”并不容易，牵涉到中医的饭碗问题，他后来提出“废医存药”，基本延续俞樾的观点。

一部《灵素商兑》撼动了整个中医界，中西医学术交锋由此拉开。1920年，余云岫发表《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用“谎话”、“不合事实”、“没有凭据”来抨击阴阳五行和经脉说。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杜亚泉当即发表文章《中国医学的研究方法》，予以回应。

与此同时，《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扛起了批驳《灵素商兑》的大旗。他于1922年写成《群经见智录》，提出“四时五脏六气”观点，从方法论的角度阐示中医理论，捍卫了其学术完整性。恽铁樵承认中医有不好的地方，但坚持“西方医学不是学术唯一之途径，东方医学自有立脚点”。

一场扩散到学界外的中医生存保卫战

不管是“余杜之争”还是“余恽之争”，都仅限于学理层面，围绕中医基本理论展开，没有扩散到学界之外。但到了1925年，情况变得复杂起来。当年，由于西医界的坚决抵制，教育部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教育体系的要求，中医界多年努力化为泡影，双方关系迅速恶化。

1913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公布大学课程分文、理、法、商、工、农、医7类，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将中医置于医类之外，是为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时任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他明确表示：“余决议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随后，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代表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向政府请愿。尽管当局表示废除中医中药政策不会实施，但仍然拒绝将中医纳入医学教育体系，理由是中医“非最新学说”、“非具完全科学知识”。中医界的第一次抗争以失败告终，开始了将中医纳入医学体系的不懈努力。

高晞认为一旦由国家出面，就变成了釜底抽薪，“这是要把中医封杀掉”。她指出，此时，中医上街游行请愿跟学理之争没什么关系了，已经演变成一场中医的生存保卫战；另外，“西医还给中医下定义、戴帽子，将其等同于迷信、巫术、不科学，将中西医之争看成是新旧之争、先进和落后之争。中医难以忍受这样的指责，于是双方都无法冷静、理性、合理地对话了”。

1928年，中医陆渊雷在《医界春秋》上发表《西医界之奴隶派》，辛辣地抨击西医：“现在有少数的西医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好像要把中医一口气吞得的样子。他们的学说是从日本来的，日本的学说又是从西洋学来的。论起辈分来，西洋好比是祖父，日本好比是父亲，这些少数的西医不过孙子罢了。”他还用“奴隶派的西医”来讥讽余云岫等人。

西医也不甘示弱，立即“回骂”过去。汪企张发表《想和旧医赌一赌》一文：“请旧医界将这温热温毒放在我们身上，煽动肝风，叫他内外交攻起来，发出头痛、项痛、拘挛、神昏等各种症状，证明本症（流行性疼症）是温热温毒病原。一面由我们新医界将我们培养的流行性脑脊膜炎菌用法叫他侵入你们的体内，看他是不是发出同样的症状，这才叫真凭实据。”

就在双方打笔仗的同时，“废除中医”在西医界的推动下已经开始付诸实践。

1929年2月23日—26日，南京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西医出身的卫生部次长刘瑞恒主持会议，出席的14人均为西医界代表，且多数支持废除中医，中医无一人参加。

会议通过了4项提案，包括《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统一医士登录办法》《制定中医登记年限》《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案》。其中，余云岫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被公认为“废除中医”的纲领性文字（左玉河《学理讨论，还是生存抗争》），他提出4条理由废除中医，并称“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废除中医案”的提出直接引发了反废除中医运动的出现。1929年3月17日，由上海中医界发起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在上海总商会大礼堂举行，全国各省市中医界代表和上海同仁共千余人参加。据当时的《申报》记载，各药店门上皆贴有“拥护中医药，就是保持我国的国粹”、“取缔中医药，就是致病民的死命”、“反对卫生部取缔中医的决议案”等标语；会场内悬挂巨联一副，“提倡中医以防文化侵略”、“提倡中药以防经济侵略”；代表们高呼“提倡中国医药，就是保全中国文化经济”、“打倒余汪提案，就是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大会持续3天，其间，杭州中医协会提议，“我中医药界受人摧残，至于如此，实堪痛心。应以今日为纪念日，亦即‘三一七’为我们今后永久之纪念日。”根据大会决议，成立“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并推举谢利恒、蒋文芳、陈存仁、隋翰英、张梅庵组成赴南京请愿团，张赞臣、岑志良为随行秘书。

中医界进行的声势浩大之抗争，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迫于舆论压力和维持社会安定之考虑，国民政府最终表示“废除中医案”暂不执行。

然而，国民政府歧视中医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中医界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1929年12月，中医界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临时代表大会，组织请愿团，反对教育部强令中医学校改为传习所、卫生部不允许中医医疗机构称“医院”等；1930年—1931年，通过各种渠道，促使政府成立中央国医馆，并争取行政管理权；1932年—1936年，争取《国医条例》（后改称《中医条例》）立法，并争取行政院公布条例；1938年—1939年，促使教育部通过《中医专科学校暂行科目表》；1947年，中医团体奔赴南京绝食请愿，争取中西医平等待遇……郑洪总结说：“不断抗争几乎成为这段时间中医的特有形象。”

当然，中医并不只是靠抗争来获得支持，在西医发展极不充分的情况下，尤其是抗日战争西药来源断绝时期，中医药发挥了积极作用。

余新忠认为，晚清以来中医一直与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胶着在一起，“废除与反废除的中西医之争，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之争，而是文化之争，观念之争，政治权力之争”。他指出，批判和废除中医成为民国时期众多知识精英的普遍诉求，这里面有中医自身的问题，但很大程度上是与当时之人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态度分不开的。“回头来看，那些主张肯定有不够理性以及代中国传统文化受过的成分。”

胡适曾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而“非科学”正是中医备受歧视、屡遭打击的根本。这一点，深陷囹圄的中医界自身也非常清楚。科学不要中医，但中医不能不要科学。所以，1930年代“中医科学化”运动兴起，基本方针就是“以我国固有之医药学说，择其确有精义者，用科学方式解释之”。

解放后，发展中医有了宪法的保障

1950年中央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当时，因为听说余云岫准备将1929年《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作修改后提上来，中医界人士表示不满要退出会议（李经纬《毛泽东为中医题词的诞生》）。毛泽东在跟军地卫生干部谈话后，为大会作了“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工作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的题词，为中西医问题定调。会议确定了我国卫生工作的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然而，卫生系统一些领导并没有能够真正重视中医，中央介入调查后，毛泽东批评了卫生部“歧视中医错误”，重新确立了发展中医药的政策。

随后，中医开始设立科研机构，中医从业人员加入人大、政协，开办中医高等教育，推动中西医的结合……根据毛主席指示，全国各地还开展“西学中”运动，让一部分西医学习中医，发掘研究中医中药。第一届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结业时，毛泽东在总结报告第一页作批示，其中就包括“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该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一句。

毛泽东向来重视中医。“不重视也不行。当时国家一穷二白，卫生资源极其有限，还要保障人民健康，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亟待建立一个初级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朱邦贤介绍，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的健康指标属于世界上最低水平的国家之一。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人均期望寿命从旧中国的不到40岁提高至67岁，婴儿死亡率从195‰降到41‰。“国家建立的合作医疗制度和大力推广‘一根针、一把草’的赤脚医生运动，使得历来缺医少药的农村和农民群众获得了初级卫生保障。世界卫生组织（WHO）曾对新中国的这一做法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将之视作‘适合于第三世界’医疗卫生改革的成功经验而加以推广。”

在郑洪看来，虽然中西医结合不能代替中医的发展，但确对中医的发展有不小影响。中西医结合架起一个沟通的桥梁，在很多疾病的治疗上取得了成绩。事实上，中国医学界已经呈现出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三者并存的独特景象。

1982年新修订的宪法规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标志着中医地位有了国家根本大法的保障。而本世纪初以来，中医依然遭受了一些学界和民间人士的强烈批判。2006年，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发表了一篇《告别中医中药》的文章，并“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后被国家卫生部公开批评，称“这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2007年方舟子《批评中医》一书出版，对中医理论、疗效等一一进行批判。尽管这些都没有在整体上形成很大的声势，但“反对中医”的声音始终不散，“中医危机”也从来没有真正退出过人们的视线。

余新忠表示：“在现有体制下，中医有政策和市场的保证，地位相对稳定，至少比较近的一时段内如此，说不上有什么特别危机。”但他认为从内在角度来看，中医确实存在危机——相对于现代医学的快速发展，中医可以发挥自己优势的空间正在日渐萎缩，中医的核心理论和技术的进展也好像乏善可陈。“更重要的是，中医自身的定位和特色，让其在保持特色还是全面融入现代科学之间畏首畏尾、左右支绌，难以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现代中医的成立在于折衷和调和，在于主打‘传统’与‘文化’牌，其内在的危机似乎也正源于此。”

而在郑洪看来，当中医对理论和疗效的解说不能为社会读懂、为科学认可时，借助于传统与文化来赢得民众和政府的支持未尝不是一条道路。“中医首先需要有社会上的发展空间，才能有技术上的发展空间。而技术上的空间，一定是与西医相调适而变化的。旧有的一些空间失去了，新的空间不断在创造，并非中医药独立存在能与西医抗衡才算发展。”

[人生的“病”和生病的“人”]

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的护照，但或迟或早，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

没有谁乐于生病，但也没有谁能拒绝生病。生命本来的姿态就是不回避“疾病”和“死亡”，“生老病死”构成了生命的完满。当然，在追求生命质量的过程中，人们总是不自觉地倾心于在高精尖武装下的现代西方医学，指望它快速、有效地将“疾病”剥离，最好是永远不要再来。相对而言，中医就成为“传统”的代名词，成了似乎不那么快速或有效的代表。

西方医学逐渐摒弃哲学思辨

现代西方医学并非凭空产生，是在以古希腊医学为主干的西方传统医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医学史的角度来看，中西医道虽然各有本源，但并不完全相悖。

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被尊为“西方医学之父”，他在长期探究人的机体特征和疾病成因过程中，提出了体液（humour）学说，即人体内有血液、黏液、黄胆汁、黑胆汁；四种体液比例不同，构成不同的气质类型：多血质、黏液质、胆汁质和抑郁质；人之所以会生病，是由于四种体液的不平衡造成的。他又把四种体液与“水、火、空气、土”四种元素相结合，讲究身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关系，注重空气、阳光等“自然疗法”。这些说法与中医阴阳失调、整体观、同自然相适应等理论有相似性。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梁永宣还特别提到：“有学者整理解读希氏文集时指出，希波克拉底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恢复、提高病人抵抗疾病的能力，医生并不直接对抗疾病，这也和中医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作为继希波克拉底之后的医界权威，古罗马医生盖伦首创了解剖学。而1543年安德烈·维萨里《人体结构》一书的出版，则进一步拉近了西方医学同科学之间的距离。自此，西方医学开始摒弃古典的哲学思辨，由传统的体液学的整体观转向关注局部的人体器官和疾病位置的研究，这样无疑要依赖实验中的肉眼观察，发展到后来，就必须充分利用科学技术。文艺复兴以后，自然科学中的重大发现、发明，很多都应用到了医学上。相反，中医学依然秉持的是从东汉以来由张仲景奠定的“辨证论治”——临床观察、司外揣内地分析病人状况的逻辑推理和哲学思辨。

朱邦贤曾用一句话道出中西医学间的差别——西医是看人生的“病”，中医是看生病的“人”。他将此解释为：西医既然是看人生的病，就要知道生的是什么病，病原体是细菌还是病毒感染，并由此决定用抗生素还是抗病毒药物治疗；如果病人生的是同一种病，其治疗原则和方法基本一致。中医看到的是生病的人，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即使得的同一种疾病，也未必可以采用相同或类似的治疗方法。主要根据患者的个体状态及其反应，譬如患者的形神特征与禀赋体质，结合其在何种环境或情况下生的病，以及现在有着怎样的反应、处于病的什么阶段等等，然后再考虑该怎么处理。中医把这种方式称之为“三因制宜”（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即根据疾病与气候、地理、病人三者间的关系，制定相适宜的治疗方法。

西医学是在生物医学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中医学是以中华传统文化“天—地—人”三才思想为根基构建而成的整体医学模式。“医学模式的不同，决定了这两种医学在对待人体、生命、健康、疾病、诊断、治疗和预防等方面的医学认知与医学行为上所存在着的显著差异。”朱邦贤说。

“中医治本，西医治标”等论断，大抵就是对中医“辨证论治”，西医“辨病论治”的另一种解读。只不过这在医学界人士看来，并不完全正确。余新忠强调，要注意“标”、“本”在不同语境和坐标中的不同理解。郑洪则认为，如果“本”指疾病的根本原因，而“标”指表面现象的话，没有哪种医学会不致力于解决根本原因：“不过在总体上，中医始终认为人为本，疾为标，西医有时执着于病的概念，认为病原体是本，疾病是标。”

朱邦贤强调，中医视人为“本”，所谓治“本”，就是要紧扣阴阳失调、邪正相争这两对发病的基本矛盾——阴阳失调同生命质量、生命活力有关；邪正相争讲的是人与自然界适应与否的关系。为了“辨病”，西方医学借助于显微镜、电脑、核磁共振，可以从细胞到分子，一直到基因，不断地进行解构，在人体细胞进而基因等层次上认识的日益精准，却又使其对人体内在的有机联系及系统整体上的生命机制有所忽视。

然而，人体是一个与自然、社会环境紧密关联的生命活体，在实验条件下观察到的细胞、分子、基因片段，某种程度上讲可以说是已经脱离了生命母体的“物质”，这种科学的观察结果，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认识上的局限乃至偏差。以现代人“闻瘤色变”的疾病问题而言，现代医学主要的医疗方法还是以“杀灭”或诱使癌细胞“凋亡”为目的。而现代中医在某些肿瘤治疗领域倡导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带瘤生存”——学会与其和平相处，要以柔克刚，通过以“扶助正气”为主的方法，调整其免疫保护机制“强大”到足以抑制肿瘤扩散，促使癌细胞能进入到“静止”或“休眠”状态。“肿瘤和正常组织细胞本是同根生，只不过它就像一个学坏了的孩子，一个小霸天，把本该自行凋亡的细胞无限地增殖了下去，把人体供给的养分给半路拦截，为其所用。”朱邦贤举例说：“有位肺癌术后女性患者，3年后再次复发，本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来看中医。我当时就跟她说，服用的中药，主要是扶助正气、调理形神，而不是所谓的‘抗癌疗法’。如果在2个月内能解决咯血问题，三四个月内咳痰等症状消失，你要坚信自己一定能战胜癌魔。当然，如果去拍个CT，肯定还能看到肿瘤阴影。结果，这个患者带瘤生存了15年。”

虽然余新忠表示，现代医学对治疗的具体化和细致化，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医学混沌论的反拨，是医学进步的体现。但他也承认，在现代科学体系和医疗机制中，存在着将病人客体化、身体物化和诊疗割裂整体等问题。“这应该是现代西方医学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弊端，早已引起西方学界的批判、省思和弥补，但至今也没找到很好的解决之道。”他提出，如果中医仅仅满足于传统整体观的话，对其发展没有实质意义；相反，中医若能很好地克服西医面临的那些问题，不失为一种十分重要的创造性转化。

留给中医处理的多是疑难杂症

人们通常认为中医擅长于慢性病的调理，时有“急病遇到慢郎中”之说。朱邦贤有感于此，试问古往今来的中国人，患了急性病就束手无策，唯有死路一条了么？更不要说历史上的名医大家，很多都是以“一帖药”而擅名，治的也都是急性疫病。

在急病问题上，中医确实有着丰富的成功经验。中世纪以来的西方诸国，闻流感而色变，中国人则幸赖伤寒、温病诸般理法方药，谈笑间“灰飞烟灭”。中医在病毒感染性疾病的治疗上，尤其是对2003年肆虐的SARS屡建奇功，并受到了WHO的肯定和赞扬。2004年9月，朱邦贤应邀前往德国预防医学研究所做“中医学与预防医学”的报告，介绍中医应对传染性温疫病及SARS的策略与方法。在西方同行眼里，中医药防治急性疫病的方法和经验也是值得称道的。

尽管如此，郑洪则坦承，中医治急病非常依赖于医生的水平高低：“相反，西医随着技术进步，对急,症救治更为规范和稳定，现代处于主导地位。不过很多被西医判死刑而中医成功救治的案例，无疑表明结合中西的长处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此外，“中医外科不好”似乎也成了一个公认的事实。朱邦贤感叹：“中医非不能也，只是现代医学的快速进步大大压缩了它曾经的舞台。”毕竟，没有麻醉、输液、消毒技术的支持，外科手术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转而发展从内治外之道，避免手术风险，的确解决了不少问题，当然也失去了积累更多外科经验的机会，变得不重视解剖。所以，中医外科的脏器急诊手术已经极度萎缩，现在主要在皮肤感染、外科感染及急腹症等的保守治疗方面还能独擅胜场。

“事实上，相对于西医，说中医不擅长外科，这样的认识和评价并不是中国人发明的，更不是中医自己，最早是由传教士造成的。”高晞从中西交流史的角度进一步揭示成因：“传教士来华后需要向自己国家和传教团证明，为什么要用医学传教的方式才能打开中国的大门。他们的解释是：当时中国的老百姓，这些黑暗世界中的异教徒，享受不到现代医学的好处。在传教士眼里，‘中医体系中没有解剖学和生理学、卫生学和公共卫生，没有外科技术，没有科学的疾病知识，妇产科是野蛮的接生术、婴儿死亡高、草药丰富却没有药物学管理标准，缺乏慈善精神等诸如此类的现代医学科学的基本内容’。”据高晞介绍，传教士以此论调在国内的传教团中宣传，希望得到教会和教民的资助，呼吁派医生来中国推进“医学传教”，建教会医院。“他们将此类言论制成小册子，广泛散发、造成影响。所谓中医在这9个方面或缺，不能与现代医学科学相提并论的观点，根深蒂固，影响了很多人。”

余新忠更是提醒了我们一个普遍现象，那就是现在遗留给中医处理的空间，主要是西医无从措手或难以获得肯定疗效的疑难杂症，因此“中医疗效的不确定也就变得十分自然了”。他坦言，中医应发掘自身可能的优势，在一些疾病的治疗上取得超越西医的确定而且可以理论化的疗效，赢得社会信任。郑洪则认为，中医在很多疾病上一直有超越西医的确定而且可以理论化的疗效，“但只能是中医角度的理论化。而现代社会已日益远离传统思维，不理解中医思想，所要求的是‘科学’眼光里的‘确定’和‘理论化’。”

纯粹的中医或只存在于理想和江湖中

早在西方现代医学出现之前，世界上几大文明都有自己的传统医学，比如古希腊医学、古罗马医学、古印度医学、波斯医学等等。在中国境内，还有蒙医、藏医、朝鲜医、壮医等民族医学。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各种传统医学的一些治疗方法依然有所存在，但在现代医学的主宰下，其传统医学并不能构成一种与现代医学并行的独立医学。在众多的传统医学中，中医无论是在对疾病及其分类体系的认识上，还是在其医学理论和防病治病技术方法上的系统性、完整性、延续性、科学价值等方面，显然都是无与伦比和独具特色的。近年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也承认中医是“独立的完整医学系统”，并纳入到“补充和替代医疗”的范畴。

中医的命运，自从与近现代医学发生碰撞以来，就逐渐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尴尬处境：不对话，中医日渐面临被“边缘化”的窘境；一对话，中医同样面临着“失语”的命运（邓文初《失语的中医》）。多年以来，当代中医为了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大多站立在对方的“科学范式”上举证，实际上正在被现代医学所同化或融合，成了赋予了现代意义的传统医学。高晞和余新忠都表示，所谓“纯正”的中医已经不存在了。“今日所谓中国传统医学，乃是近代以来在西方医学冲击下逐步建构起来的现代中医，作为生存于现代学术和教育体制下的中医，其特点不仅在于对中国传统医学的继承，更在于其利用医学并非仅仅是一门科学以及身体的极大复杂性等特点，通过游走于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科学之间建构起来的。”余新忠直言，纯粹的中医大概只存在于理想或江湖中了。

曾有老中医哀叹，如今的中医医院，不使用现代的医学检测手段，不出示实验室检测报告，病人或医生就觉得没有“真凭实据”（费振钟《读通中医》）。“纯粹”意义上的中医生存环境也已经完全改观或没有了。除了病人的诉求，包括当代的医疗法规、社会认知等等在内，都要求中医必须掌握一定的现代医学知识，中医教育也不可能舍弃学习西医的知识和技能。朱邦贤发现：“原来中医高等教育有中西医教学‘六四开’或‘七三开’的比例规定，目前随着完全学分制的推广和新增通识教育一块内容，中医教学内容的占比多有缩小或被挤占。”

通过缓慢的自我更新而更趋完善

9月份开学后，高晞迎来新一届研究生，其中有个巴西男孩，一心要来中国学中医，还被父亲断了经济资助。高晞在很多场合讲到这个男孩，“他学中医的初衷，非常触动我。在给我的邮件中他写到：‘我要告诉我们国家的人，这个世界上，对于疾病不只有一种观点，还有其他的观点和方法。我想介绍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一直改变的世界，人类看法是丰富多彩的，没有一个说是最正确的，这应该在西方是很难理解的，因为我们从古代就认为，自己的想法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西医也总是说其他医疗方式是错的。’”高晞笑着说，男孩最早联系她的时候，中文比较差，现在已经非常好了：“不停地跟我说来不及看书，《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什么的，心急得很。我就跟他讲要慢慢来，一本一本啃。”

现代医学发展到今天已经产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出现的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已为全球医学界共识，现在又加入了生态的概念。世界医学的目的也已经从疾病医学转变为健康医学。中西医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融合，但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因此而化解，中医依然遭受着“不科学”的责难。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张大庆指出，如果追问一下医学是什么，或许能更好地理解“中医”及其面临的问题。他在《首先应该弄清楚医学定义》一文中，引用了美国著名医学教科书《西氏内科学》中对医学的定义——医学是一门需要博学的人道职业，并指出，医学是一门科学，又不仅仅是一门科学，同时还是一门技艺；医生既需要具备以生物医学为核心的自然科学知识，还要具备社会人文学科方面的知识。

生命体是一个复杂系统，有很多逻辑关系，但并不是线性的，也无法机械地进行排列组合；那些非逻辑部分，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如果医学都有非科学的东西在里面，那就更不能将西医等同于“科学”，中医划归于“不科学”。中医独特的理论和诊疗技术方法，都是从长期以来对人类生命活动过程的考察和感悟中发现，从千百年来坚持不懈的临床实践中总结出来并代代传承下来的。西医在中国的卫生事业发挥主导作用不过近数十年的事情，在此之前的数千年，中医一直承担着维系国人健康和防治疾病的职责，只是后来在“西学东渐”的年代中渐渐迷失了自我，失去了自信。

中医有没有问题？没有人会否认，中医同其他任何一门学问、任何一个学科相同，自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朱邦贤认为，中医传承了很多传统的东西，但对所谓传统也要作具体的分析：“传统而不成体系者，属于‘经验’的范畴；传统而自成体系的，那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验。对于医学而言，一个自成体系的传统医学，一定是因为对人类健康和疾病现象有了规律性的认识，并能随着实践的深化，上升到理论层面，形成统一的疾病分类体系；由是，其理论创新和临床诊疗技术进步的成果，也能充分体现在其疾病分类体系的不断完善和规范过程中。”

中医就是这样一个既传统而又能通过尽管是缓慢的自我更新而更趋完善的医学体系。朱邦贤强调，这个医学体系的生命力，在于能不能事实上有助于解决人类的健康和疾病问题，还要看人们愿不愿意接受它的理念，尤其是发生疾病与健康问题时，人们愿不愿意去寻求它的帮助。梁永宣也直言，符合人体应用、人们喜欢，就是一种存在，就是符合现代需求的东西，“没有办法也没有必要一定用现代科学去评判它”。

西方世界早在20多年前就开始反思。“对他们来说，不是因为有中医，才去反思西医，而是对疾病治疗不下去了，需要换一个角度去思考人为什么会生病、病是怎么来的。”高晞介绍，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医学院都开设了中医相关课程，介绍“另外一种”医学知识、医疗方式。“只要对治病有益，就应该运用多重思维和方式。没有人说中医一定对，西医一定对，或者说有一个绝对唯一、正确的手段。”

[拿什么来拯救和发展中医]

Primum non nocere, deinde curare.（首要之务是不可伤害，然后才是治疗。）——希波克拉底

要谈中医，中国才是老大

越是传统的，越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中医不仅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及文明发挥过巨大作用，而且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不小贡献。

1980年，WHO经聘请专家作初步研究后，正式向全球推荐43种适用于针灸治疗的适应症，包括急性鼻炎、支气管哮喘、白内障、急慢性胃炎、三叉神经痛、美尼尔氏综合症等。目前全世界约有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使用针灸，虽然后来也出现韩国针灸、日本针灸、泰国针灸等，但基本上明确针灸是中国的，或者源于中国。

西方国家将不管是中医的针灸还是印度、阿拉伯等医学手段，都纳入替代医疗的范畴，针灸在很多国家和地区被列入医疗保险支付。日本依据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的古方，开发出210种“汉方”中成药，并允许其中的148种进入医保体系。除此之外，中药或中成药因很难通过西方国家的药检部门审查，在很多国家以食品形式存在，不能宣传其功效。余新忠认为，西方流行的中医治疗，基本都是非常实用性的技艺，“能切西方人所用或所好”。

现在世界各国执行的是WHO“疾病和有关健康问题的国际统计分类（ICD）”第10次修订版的标准（ICD-10）。从2007年开始，WHO考虑将传统医学纳入ICD家族。2009年WHO执委会第214次会议上形成并提交第六十二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的WHO62.13号决议中，敦促各会员国制定国家政策、法规和标准，以促进传统医学的适当、安全和有效使用，并酌情考虑将传统医学纳入国家卫生系统。

在此背景下，2009年3月，朱邦贤和湖北中医学院两位专家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了WHO关于传统医学纳入ICD-11版的专家磋商工作会议。“西医在找不到病原体或者发病原因不明确时，往往冠之‘XX综合征’，列入‘非特异/非特指’类疾病。随着病因的明确，这类病名就从‘非特异/非特指’中除名，这正是医学的进步和发展。”朱邦贤表示，传统医学加入ICD家族，恰恰说明现代医学在对健康与疾病的认识还不够全面，而中医学对健康与疾病的认知可以起到补充作用。

这次WHO ICD TM（Traditional Medicine）专家磋商工作会议邀请了中日韩及瑞典、德国等国专家，由WHO传统医学协调处、专用名词术语分类处官员支持。“此前，WHO西太区办事处也搞了一个所谓‘东亚传统医学国际疾病分类’（EATM）的草案，韩国可能觉得直接拿过来用就好了，所以没来参会。”朱邦贤透露，当时我国派3位专家去参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打破日韩两国把持传统医学国际疾病分类标准的话语权、主导权的局面。“会上，日方代表先介绍西太区的标准草案，说是中日韩三家为主做的。我们承认这项工作的意义，但严正声明，西太区搞的草案只能是一个参考文本，既没有正式实施，更没有经过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践和监测，不可能直接纳入WHO ICD家族。日方代表当时正在用PPT介绍西太区的标准草案，停留在‘霍乱’术语界面，我随机指出其中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错误。他把霍乱的下级病名列入了‘干霍乱’，落掉了‘湿霍乱’，而‘湿霍乱’上吐下泻等症状正是该病的典型临床表现。而且在中医药临床术语的国家标准里，对这个烈性传染病专门设有‘时疫霍乱’病名，以便与类似夏秋季食物中毒、急性胃肠炎等的‘类霍乱’病名加以区分，这些都是必须有临床证据支持和明确交代的，不可混为一谈。”

具备什么样资质的传统医学才能首先纳入ICD家族呢？中国专家提出的准入条件是：任何一种传统医学纳入国际标准，首先必须以有国家标准的实施为前提，而且该传统医学必须具备跨两大洲及其以上国家和地区的广泛应用为基础。日本没有制定和颁布其传统医学的国家标准，韩国当时刚刚颁布一个韩医的国家标准，还没有实施和监管的经验；而中国分别在1995年和1997年颁布了2个国家标准，设有全国中医医院医疗质量检测中心等专门机构采样监测，连续监测了10多年，积累了200多万例中西医双重诊断的病历首页记录，可藉以提供中西医疾病名诊断及其相关性的数据，等等。

“如果连这点数据都拿不出来，拿一个所谓的‘东亚传统医学国际标准’文本来把持WHO传统医学国际标准制定的话语权、主导权，岂非咄咄怪事？”朱邦贤笑着说，“要建立传统医学的国际标准，把中医的发源地和中国撇在一边，做出来的东西能像样么？”

几年前，“韩医申遗”狠狠挑了国人的神经。首先需要纠正的是，并非“韩医申遗”，而是《东医宝鉴》申请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本被韩国人奉为“韩医学圣典”的著作，是1596年由时任朝鲜李王朝太医许浚历经14年编辑完成的一本医书，全部用汉字写成。该书纂辑了来自中国《素问》《灵枢》《伤寒论》《万病回春》《医学纲目》等80余种中医典籍，是中医古文献的“纂辑本”，并非韩医学的“祖庭”。而且，在1986年之前，韩国（或朝鲜）从未有过“韩医”的称谓，一直沿用的是“汉医”、“中医”；他们拿得出手的传统医学文献，也几乎都是用汉字撰写而成，甚至于医馆的幌子也是用中文书写的。

朱邦贤认为，即便韩医申遗，恰恰证明韩医处于失保护的濒危状态，“而中医在中国，不仅有国家大法——宪法的支撑，有专门的政府职能部门管理，还有遍布全国的中医医疗、教学和科研机构，更有数以万计的历代中医药文献的典藏和传承，他们比得了吗？韩国人打时间差，只不过是熟悉国际组织规则而已”。梁永宣则指出，我们也必须看到韩国申请后对经典古籍的重视和保护，韩国政府甚至支持专门设立了“《东医宝鉴》村”。

中医发展是所有中国人的事情

从1998年开始，朱邦贤连续担任了三届上海市政协委员、政协常委，多次提案为中医药立法呼吁，尤其是中药立法。他认为，中医的立法，是对一个有效传承数千年的医学体系管理制度的完善和维系，是对其在国家医药卫生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政府职能与管理、服务体系构建与管理、医师执业资质与管理、教学与科学研究管理，以及相关保障措施与法律责任等的法制性规定；中药立法则涉及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等方方面面的规定。“这些下位法的制定与实施，涉及国家和地方医药卫生资源的配置，涉及全体国民的福祉，而不仅仅是对中医医生和患者权益的保护，同时还涉及国家物权及经济利益相关方的法律责任。”朱邦贤大声疾呼，中医的发展和保护，不仅是中医界或整个中国医学界的大事，也是全体中国公民利益攸关的大事情。

去年7月24日，国务院法制办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标志着经历30多年曲折和坎坷的中医药立法工作进入一个实质性阶段。

尽管有国家政策和法律的支持保障，但业内人士似乎普遍对中医及其前景缺乏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自信，对现代中医人才的培养方式、中医核心理论的发展、中医如何应对科学化的吁求等议题，往往都心存焦虑。

余新忠指出很多问题不仅由来已久，而且一直也难以给出真正有说服力的解说。他认为中医要想有进展空间，关键看能否发展独特的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理论和技术。“如果不能，虽然不至于消亡，但地位肯定越来越边缘，最终或许只能作为一种替代医学而存在。”余新忠还特别强调，中医固守传统是死路，但也有必要更加珍视传统，“不仅要重新研读经典，也应该去梳理和重新认识传统中医现代化的过程，即梳理中医在近代发展和知识建构过程中的成败得失，打破当代业已固定化的中医知识体系对今人认知的钳制”。梁永宣也坦言，目前的管理制度、科研评价体系等，都不能更积极鼓励人们去钻研古代医学经典，造成对中医基础理论和概念的研究越来越弱。“发展中医必须回到原典研究，同时再结合现代西方医学的特点，将两者优势充分发挥出来。”

放宽历史和现实视野，现代西方医学未必见得是医学唯一正确形式和进展方向。但是，不管哪种医学体系，都不可能涵盖并解释整个世界，中医、西医都有其存在的必要。社会成熟的标志是人们对各种事物的认知和宽容程度的深化，把健康托付给哪个医学体系的选择多了，碰撞在所难免。中西医学不应互相排斥、水火不容，毕竟放弃哪一个，都是放弃一种对生命与健康的探索途径，放弃一种治病救人的可能。

（特别感谢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院教授张大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朱建平两位老师对本文采写的支持和帮助）

（本文原载于《文汇学人》2015年9月11日刊，原题《中西医，道不同也可相为谋 》。文汇学人微信公号：wenhui_h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