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前院长宋相现：在海牙12年生活“孤单而悲惨”

宋相现从西服内兜里掏出名片递过来，上面印了两个身份，左边是首尔国立大学荣退法学教授，右边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韩国委员会主席。

在北京的两天时间里，几乎所有人都叫他“Judge Song”（宋法官）。尽管他表示并不在意别人叫他宋法官、宋院长，还是宋教授、宋先生，但在面向学生的两场讲座上，这位国际刑事法院前院长像是回到了久违的大学讲台——讲话抑扬顿挫，肢体语言丰富，强调的时候，他会握紧拳头捶桌子或用手掌劈桌子，发出“哐哐哐”的声音。

国际刑事法院？是的。就是那个对苏丹现任总统签发了通缉令的机构。国际刑事法院独立于联合国，主要任务是追究、惩治2002年7月以后，备受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犯罪——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的个人。

2009年3月和2010年7月，国际刑事法院先后以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灭绝种族罪的罪名，两次对苏丹现任总统巴希尔发出通缉令。

感觉像回到家里一样

宋相现额前和鬓角头发灰白，嘶哑的声音里透着苍老，他已经73岁了，但依然身板挺拔、步履稳健。当被问及从国际刑事法院院长任上退休后，是否还在为推广这个组织而努力时，宋相现略微停顿了一下说，“我的答案是No。几个月前我已经从海牙卸任了。”

1941年底，宋相现出生于首尔，先后在首尔国立大学、剑桥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学习法学，并从1972年起在首尔国立大学法学院任教30多年。他曾担任过韩国军事审判员、韩国最高法院和司法部咨询委员会成员。

2002年国际刑事法院依据当年7月1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成立，翌年2月宋相现被选为该法院首批法官，3月正式就职于上诉分庭，任期3年。2006年，宋相现获得连任，任期9年，并于2009年3月当选国际刑事法院院长，直至2015年3月任期届满。

今年9月经荷兰驻华大使馆和国际法促进中心组织，宋相现到访中国北京和上海，并面向学生举行了多场讲座。宋相现对我说，这是他退休以来首次到国外访问交流。

“过去几个月对我来说弥足珍贵，这期间我与家人享受了难得的悠闲时光，在海牙任职12年来从未这么放松过。另外我有点健康问题，也需要时间康复。”据《金融时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贝尔在其文章中透露，宋相现（去年）圣诞节前“曾生过一场大病”。

宋相现表示，来中国之前，他仅在国内进行过几次学术讲座。讲座内容不光是国际刑事法院，也涵盖人权、法治、国际刑事公正与可持续和平、可持续发展等话题。“这次回到韩国，我就要去最高法院发表一个演讲。更多的邀请来自海外，我已经接受了来自澳大利亚和不少西欧国家的邀请。”

“我总是很乐意跟你们年轻人在一起，因为我搞过30多年的学术，任何时候在类似场合，我都很舒服地感觉像回到了家里一样，好像我又变回了法学教授。”北京第二场讲座开场时，宋相现表达了这种感受。

在北京的首场讲座上，当坐在听众席上的时候，宋相现多数时间都放松地仰面半卧在靠椅里。讲座结束的当晚，我跟他探讨了这个话题。

当大学教授和当国际刑事法院院长有什么不同？宋相现说他更享受教学和学术工作，“我很享受给年轻一代上课的时光，我也很高兴看到他们在智识和专业等各方面的成长。”

“作为教授，你只是一个单个的知识分子，一个专业人士……”

“享有更多的自由。”我插话说。“必须的。”宋相现言辞间透着笑意，“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创造。”

聊过这个话题，宋相现显得很高兴，“看见了吗？又多了一个提问。”在我回身的时候，宋相现主动与和他并排坐在一起的其他两位嘉宾开起了玩笑。

我得注意自己的言行

“他已经不是院长了，有自己的言论自由了。”对于宋相现的放松状态，一直与他有合作的国际法促进中心执行主任刘毅强告诉我。

“宋相现据说绝顶聪明，但为人平淡乏味，有时甚至有种无力感。”《金融时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贝尔在海牙塔42层的顶楼餐厅跟宋相现吃了顿烟熏三文鱼土豆沙拉加酥炸大虾的午餐后，在这家报纸的特色栏目“与FT共进午餐”中如此写道。

“平淡乏味”——在去听宋相现的讲座前，我一直琢磨，一个人该有多无趣才“不幸”跟这四个字划上等号。

我没有直接向他抛出这样一个颇令人尴尬的话题，但通过他跟我描述的供职海牙的日子，我间接地得到了答案。

“当我入选国际刑事法院后，我成了一名法官。这样一个身份，首先你必须得注意自己的言行，坚守法律和司法的职业准则。举个例子，我不跟人搅和在一起，我不搞什么人际关系网。比如，当我有时间打高尔夫球时，我从来不跟其他任何人一起打，我就一个人打，除非我妻子过来陪我。”

我问他你不得不这样吗？他回答说“这是职业准则，为了维护司法的廉洁、正直、独立，我不得不注意自己的言行。”“上至院长，下至普通法官，都得注意自己的言行。”

宋相现告诉我说，对于国际刑事法院这样一个司法机构，他作为院长的职责之一就是维护机构的独立，使其免受政治力量的影响。

“海牙这个小城，人口不到50万，人们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也是个人物，很多人都认得我。”宋相现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不经常坐汽车，就是步行来去。人们在电视上见过我，所以他们认识我。所以，我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于是，我完全不搞社交。我没有朋友。甚至同住一栋公寓楼的人，我也不跟他们打交道。”

“无论是商人，律师，还是官员，我都不跟他们搅和在一起。我不会跟壳牌石油公司的总裁或者荷兰外交部长打高尔夫球。如果我给外界观察者制造了错误的印象——瞧，国际刑事法院的院长跟那谁谁谁打高尔夫呢，那不是壳牌的总裁么，那不是荷兰外交部长么，他肯定偏袒于荷兰的国家利益——如果这样的谣言传出去，那么我们的司法就没办法再继续执行了。”

“这是一种非常艰苦的生活，非常悲惨，非常孤单。这样的生活在海牙持续了12年。”宋相现眉头微挑了一下，“这或许就是我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国际刑事法院，他说任何话都可能被人误解或者曲解。”“上午他在庭上说了什么，下午评论就全出来了。”刘毅强表示能理解宋相现为何如此严苛地自律。

“比如有人想请他谈下作为国际刑事法院院长，如何看日本的慰安妇问题。不能说。说了日本肯定不高兴，国际刑事法院20%的预算来自日本。那不得了。”刘毅强说。

抓巴希尔不得的尴尬

但宋相现对这项工作是有激情的，刘毅强认为。

“当选了院长，我不光是一个法官，我还成了一名外交官……”宋相现说，“我得接待源源不断的访客，他们通常是国家元首，总统、国王或者首相，还有司法部长、外交部长，大使，还有国际组织的负责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在国际刑事法院检察长办公室担任过3个月法律顾问的刘仁文2012年一次去海牙开会，尽管没有预约，仍得到了宋相现的接待。

刘仁文在事后刊发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已经认识多年。这次重逢，彼此间似乎有说不完的话，一顿午餐整整吃了三个小时！”

那顿午餐上，宋相现告诉刘仁文，身为院长，不仅得在世界上“作很多的旅游”，即使在海牙，也有不少各国使领馆和国际组织邀请参加的外事活动，他们见面的当晚就有澳大利亚大使馆邀请参加的一场音乐会。

“并不是每次活动都得非参加不可，但他为了加强国际刑事法院与各会员国以及国际社会的联系，总是尽可能地参加。”刘仁文写道。

“宋相现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宣传国际刑事法院，他访问了60多个国家。现在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增加到了123个。”《金融时报》总编辑莱昂内尔·巴贝尔在他的文章中写道。

刘毅强告诉我说，宋相现亲自数过，在他任职国际刑事法院期间，成员增加了89个。

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之初，首批法官们前途未卜的情形，如今似乎成了笑谈，“如果国际刑事法院解散了，你回家有什么工作可干？你想干啥？”宋相现走到台下一位听众面前，手指对方，模仿当时法官间的日常对话，引得台下一边笑声。

1998年罗马外交大会对《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进行表决，包括美国、中国在内等7个国家投了反对票。至今，美国、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等70个国家仍未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在宋相现看来，成员国的配合与非成员国、尤其是大国的加入与支持，是当下国际刑事法院面临的首要挑战。

今年6月非盟峰会在南非召开，国际刑事法院要求东道国逮捕到会的苏丹总统巴希尔，引发南非不满，表示要考虑退出《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根据上述规约，缔约国有法律义务逮捕并移交受通缉的个人。但国际刑事法院迄今调查的20起案件全部与非洲有关，被批为“选择性正义”。

尽管逮捕巴希尔的努力仍面临尴尬处境，但宋相现认为，因为担心遭到逮捕，巴希尔近年的出行已经受到制约。

“我们并不着急，国际刑事法院发出的通缉令，是无期限的，在你后半辈子的时间里，它会一直悬在你头上”，宋相现半蹲下来，用手比划出头悬利剑的样子。

“我们可以耐心地等，无论是10年，20年，还是30年。我们是常设法院，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