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美国梦之后，是德国梦？

美国梦之后，是德国梦？

近日，法国《回声报》刊登了文章《默克尔和她的德国梦》，作者为巴黎政治学院教授、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创始人多米尼克·莫伊西。他的《情感地缘政治学:恐惧、羞辱与希望的文化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曾是第一本剖析全球化给世界不同地区在情感方面带来深远影响的书，认为9·11事件之后的世界已经不再是只被国家和文明之间的文化差别这条界限所分割。

在这篇文章中，莫伊西称赞了新的德国梦。

2015年，越来越多来自中东和非洲的难民涌向了欧洲的大门口，如今德国成了他们梦想的安全之地，他们心目中的安全之地不再是英国，也不是整个欧盟。

莫伊西问，“德国梦”是如何取代了“美国梦”，抑或是“欧洲梦”的？在叙利亚三岁小男孩遇难的照片震撼了良知的时候，德国为什么会成了“欧洲的荣耀”？

他对比了两张照片：一张照片拍摄于70多年前，照片上是华沙犹太人区的一个少年，举着双手，眼里满是恐惧；另一张照片是这个星期在慕尼黑拍摄的，一个头上戴了一顶德国警察帽子的小难民，表情轻松地与一位德国警察交谈。在第一个少年眼里，德国代表着死亡；而在第二个男孩眼里，德国是美好生活的希望。

究其原因，莫伊西认为德国的人口在减少，其繁荣、蓬勃发展的经济需要大量的年轻人。德国的情况与其他欧洲国家都不同：欧洲其他国家要么生育率大体上保持正常，要么是经济发展不怎么理想。但更重要的是，使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显得不同的真正原因是它的政治领导意识，默克尔领导下的德国不仅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而且承担着成为欧洲道德标杆的重任。

莫伊西在《情感地缘政治学》中是这样剖析的：美国和欧洲已被恐惧的情感所主导，他们害怕其他力量，也害怕失去自己的国家身份和目标，这就是“恐惧文化”；对穆斯林和阿拉伯人而言，历史上遭受的冤屈、在全球化的经济繁荣中被排除在外、国内和世界各地的宗教冲突，这三者的结合造就了“羞辱文化”，它随后又迅速发展为“仇恨文化”；同时，亚洲已经能够集中精力建设更美好的未来，以及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世界中抓住经济主动权，从而创造了一种“希望文化”。

当前的“德国梦”显然让莫伊西看到新的欧洲的“希望文化”，“如果没有移民的到来，美国永远不可能在两个世纪里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我们需要那些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到我们身边的人，就像他们需要我们才能继续生存下去那样。”

意识形态不过是地理的囚徒

资深国际政治专家和撰稿人蒂姆•马歇尔(Tim Marshall)近期出版的《地理的囚徒》（Prisoners of Geography）也是一本引人深思的地缘政治学著作，近日《金融时报》也发表了此书的书评。马歇尔认为所有政治人物的选择都被山峰、河流、海洋和钢筋混凝土限制着。要理解这些人，理解意识形态和运动，就必须懂得地理。

比如说，要想看地理和意识形态如何碰撞，只要看一看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的不祥平原。一边是一个北约国家，而另一边是ISIS圣战分子盘踞的大片土地。这里并没有突显出土耳其和伊拉克之间分界线的高山，悄悄穿越这里的边境再方便不过，对于土耳其政府和对ISIS感到惊恐的西方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

马歇尔的书提醒人们，地理在国际事务中占突出地位。在当今“捕食者”无人机和网络攻击的时代，像上面所说的开阔的平原依然构成威胁。他主张，一国的地理特征依然决定了其与邻国的关系。因此，俄罗斯依然念念不忘波兰300英里宽的平原，这是军队向东和向西推进的关键战场。

马歇尔对地缘政治的一些脉络有精辟叙述：伊朗多山的地形对一体化经济造成的障碍，以及河流在分割欧洲大陆、形成多个民族国家中起到的作用。

统领全书的是哈尔福德•麦金德爵士(Sir Halford Mackinder)的影子，1904年他在皇家地理学会发表了一篇演讲，开辟了地缘政治学这门学科。麦金德对于世界的思想——尤其是平原的战略重要性——渗透了全书。但马歇尔并非只是更新了麦金德的思想。其著作的核心是一个既令人沮丧又十分极端的命题：当今世界的这种乱局是我们无论怎么做都摆脱不了的宿命。

简言之，这将是一直以来最有决定论色彩的书。按照此书的逻辑，普京治下的俄罗斯的蓄意侵略不可能是莫斯科或者西方犯下错误的结果。

但书评作者丹尼尔•董贝并不认同地缘政治能解释一切。他认为西方吸引力的变化也很重要：普京、土耳其总统以及匈牙利总理近年在国内压制、在国际上反西方的行为，不仅仅是他们统治的土地的地理特性，还包含一组其他因素，其中主要是西方的吸引力减弱了。10年前，美国和欧盟的吸引力很强，足以诱使这些威权意识的领导人更为紧密地合作。伊拉克战争、金融危机期间的“大衰退”，以及欧盟危机终结了这种局面。另外任何有关ISIS的严肃讨论，都得针对圣战分子的扭曲思想在中东乃至西方的吸引力。

好还是坏？亚洲人在美国形象和地位的变迁

《亚裔美国人的故事》李漪莲

据媒体报道，近3.9万中国公民因违反美国移民法而等待被驱逐出境，使得在美华人问题又进入公众的视野。9月刚刚出版的《亚裔美国人的故事》(The Making of Asian America: A History)则是一本深入翔实的追溯亚裔美国人经历的著作。

作者李漪莲(Erika Lee)是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她运用了二手材料与原始材料去收集各种故事，从19世纪50年代加利福尼亚的中国劳工，到20世纪80年代明尼苏达州的苗族难民。

全书开头，她认为亚裔美国人不断在被标注为 “好亚洲人”和“坏亚洲人”之间循环。这取决于移民与定居背后，不断变化而且通常是自相矛盾的政治。

当19世纪到20世纪初，亚洲移民威胁到白人劳工时，我们是“被人看不起的少数族裔”。然而到了冷战期间，我们又被描述为“模范少数族裔”，以便稳定美国学术界精英的信心。这种标签变换的随意性，显示出我们不可靠的社会地位是怎样取决于我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功能：廉价劳工、反共斗士、乃至令所有其他肤色的社区都相形见绌的超级优秀学生。李漪莲认为，亚裔美国人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不仅重新定义了移民政治与种族类别，也重新定义了“身为美国人的真正本质”。

《纽约时报》的书评认为，“穿越边界与边界执法”是全书最精彩的篇章之一。这一章里，她深入研究了数万中国人与日本人如何千方百计，以违法的方式移民美国，这些故事鲜为人知，但却极为重要。在李漪莲看来，《1882年排华法案》标志着“排外主义时代”的开始，而勇敢的移民会藏在火车车厢里，从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入美国；或是躲在船里，从古巴和牙买加进入美国。运送亚洲人进入美国成了涉及不同种族，利润丰厚的买卖，不少希腊人、意大利人都参与进来、还有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和墨西哥蛇头。有些人甚至把自己的客户伪装成其他种族，骗过边界岗哨。

李漪莲指出，“第一代移民在美国遭到排斥的同时，亚洲人成了第一批无正式文件的移民”；当时美国国内有许多恐慌，首当其冲的就是所谓的非法移民，于是亚洲人也就成了众矢之的。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政府官员们把驱逐非法移民出境的特工称为“中国捕手”。20年代的立法者们则哀叹，就算在墨西哥边境树立一道“中国墙”，也不能“带来永久的解决方案”。书评认为，这和不久前反对亚洲移民的歇斯底里，以及当前拉丁美洲移民面对的环境显然非常相似，颇为发人深省。

亚裔美国人的历史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引起巨大伤害的移民法，标志着国内对亚裔美国人的感情降低到最低点，主要是因为本土主义者和白人劳工阶层的煽动。 20世纪不断增长的国际压力才扭转了这股趋势。先是“二战”期间，需要让中国在战争中对抗日本（与此同时，国内的日裔美国人则被送入拘留营）。其后，“冷战”以及朝鲜和东南亚之间的“热战”造成了各种全新的亚洲盟友与敌人，再加上民权运动的影响，转折点最终随《1965年移民与国籍法》的通过而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