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常态｜那些年，世界老大与老二们不得不说的故事①

前言： 如何与守成大国相处

中国与美国肯定不是第一对现代意义上的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即使仅将目光局限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存在着英美、美苏、美日、美德这四对某种层面上的“霸主与挑战者”之关系。尽管单独看来其中每一对都与中美关系大相径庭，但是这些案例中却也蕴含着某些普遍的相通之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型大国关系中所谓的“新”，更多的是针对中国自身而言。在现实中，其实早已出现、甚至仍然存在多对“新时代”的大国关系，而在太平洋彼岸可能还有一整套关于如何处理它们的教科书。因此，要想处理好当前的中美关系的话，首先就应当认真地回顾距离我们最近的这一段历史，而如果能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育，那么想必不需要多大的智慧，也应能保证中美这对引人注目的“大国关系”保持起码的稳定。

更进一步地说，回顾自英国建立世界霸权体系以来的国际关系史，只实现过一次完整的霸权转移。虽然成功的样本数量极少，但是那些失败的案例仍然能够帮助我们从中获得一些历史性的规律。

单从现有的经验来看，霸权国家的“固有优势”相对于新兴国家的“后发优势”，似乎往往更为明显：新兴大国要想直接挑战霸权国家，其往往汲取和投入不成比例的“额外资源”来实现赶超，而事实上这种做法又常常会损害挑战者的长期发展、最终只能收获适得其反的苦果。

仅就某一对大国关系而言，挑战守成大国本身往往不会对挑战者带来任何收益，甚至会招致颠覆性的结局。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霸权的转移不仅“应当”是和平的，而且“必须”是和平的，因为只有跳出在这种对抗模式的新兴大国，才能避开这一崛起途中的最大“陷阱”。

在过往的历史中，美国之所以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权，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英国必须面对作为“第三方”的德国，这使得美国无需针对老霸主发起军备竞赛、组建同盟集团、进行经济对抗，就得以取得新的领导地位。

当前的美国远较彼时的英国拥有更为强大和全面的实力，而从战后的历史看来，“挑战者陷阱”也再一次地对苏联发挥了作用。

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和霸权国还将长期保持其地位，而且如果这一霸权的“保质期”能够超过昔日的英国，也丝毫不足为怪。因此，就中国的现实政策而言，研究“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也就近乎于讨论“应当如何与守成大国相处”，而非从相反处教导美国。

实际上，对于华盛顿而言，虽然旧日的经验未必适用于眼前，但是美国倒确实颇有些与老霸主和后来者相处的心得。正因如此，中国也更应当认真地考察二战后英美、美苏、美日、美德这四对大国关系，以期获得一些宝贵的启发与警示。

缔结“特殊关系”的努力：二战后的英美关系

如果把建立起横跨全球的联盟体系和确立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而非简单地将经济力量和军事能力的排名作为判断权力转移之标准的话， 那么，在二战刚刚结束时，美国的霸权还没有完全建立，而英国的权势也还未完全褪色。

早在二战后期，以丘吉尔为代表的英国领导人就开始考虑战后世界的国际格局，而其政策着力点就是影响美国的对苏态度和整体外交政策。在卸任后赴美国发表著名的“铁幕演说”时，丘吉尔正式提出了“英美特殊关系”的说法，而这也代表了此后英国与美国相处的基本方针，那就是在坚持英国大国地位的同时，通过影响美国的外交决策来在世界范围内塑造议程、以获得超出其自身实力的影响力。

1945到1950年间，是美英特殊关系缔结、美国霸权正式成形、英国原有的势力范围开始消解、同时确定冷战新秩序的重要时期，在这一过程中英国在塑造美国的对苏政策上发挥了“导师”般的重要作用。

其一方面在欧洲经济复兴和防务问题上将美国“锚定”在欧洲，另一方面则鼓励并支持美国的对苏采取强硬政策，例如在柏林危机中主动邀请美国在英国部署以B-29轰炸机为代表的战略核打击力量。当然，其中最具冲击力的事件就是英国突然将其在东地中海的军事和外交义务“转交”给了美国，使得后者必须承担起在希腊和土耳其与苏联进行竞争的主要负担、承担起对阿拉伯地区的保护义务以及处理棘手的巴勒斯坦问题。 在这一时期，英国往往是“快美国一步”，在后者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甚至“出乎意料”的情况下推动事态发展。

美英间的特殊关系随着英国参与朝鲜战争达到顶峰，但是随后则随着美国更多地将注意力转移到第三世界以及70年代的缓和政策而遭到了严重侵蚀，甚至可以说，只有在对抗苏联时，双方的特殊关系才可谓是名副其实。

在第三世界问题上，美国认为英国总是将殖民地利益凌驾于对抗苏联之上，例如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就起到了将埃及和阿拉伯世界推向苏联阵营的作用，因此必须明确地表示反对或者持保留意见；而英国则对美国将资源从西欧转移到第三世界深表不安，因此也并不支持越南战争之类这样的“边缘地区冒险”。此外，在美苏进行裁军谈判时，也常常将英国排除在外，并数度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可以说，从1956年至1990年间的历史表明，英国利用“特殊关系”在苏联以外的事务上发挥影响力时往往并不成功，为此希斯政府一度在70年代将英美关系降格为“自然关系”。

在苏联解体后，虽然失去了共同威胁并且双方在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京都议定书》等问题上存在较大的分歧，但是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却因为“制度化”、“习惯化”的国防与情报合作而得到维持，并在冷战后的多次“人道主义干预”或者“反恐战争”中得到增强。

另一方面，不少学者还认为，其实早在美国内战后，英美之间就已经开始构建安全上的信任与合作，进入了“康德式互动”阶段， 而这正是英美关系始终能保持高位稳定的根本原因。与他国相较，英国在贸易、人权等问题上往往处于与美国大体相同甚至更加“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位置上，双方的分歧往往是出现在外交领域、尤其是英国的帝国遗产以及美对英的忽视上。

总而观之，从失败的一面来看，战后的英国没能通过“特殊关系”的概念为其成功争取到国际政治中的一块“自留地”，而美国在很多情况下也不会因为英国而改变整体原则；从成功的一面来看，美英关系又可谓是有史以来最稳固的“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间关系，其在霸权转移之后仍然能维持相当高层次的盟友关系。

究其原因，主要是英国从最初就一直保持着“战略克制”的态势，在实力下降后又往往能放低身段、首先做出让步，并且经常性地给予美国最急需的军事和安全支持。可以说，虽然在英国国内存在着对“特殊关系”的异议， 但是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这样一种稳定关系还将长期存续下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