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叙利亚男性为逃脱兵役而沦为难民，他们应受尊敬”

【编者按】2012-2014年，美国乔治城大学的国际移民研究所（ISIM, Georgetown Univ.）开展了一项为期三年的大型研究，旨在为广义范畴下的人道主义危机提供理论上的指导性原则和解决分歧的选择性实践。在“欧洲难民危机”愈演愈烈的当下，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该研究项目的主要参与者，聆听这些学者对于眼下局势的看法和建议。

叙利亚难民在匈牙利-塞尔维亚边境。

欧洲难民危机正在全球的共同关注中不断升级。欧盟28国首脑围绕这场危机的分裂与对立彻底暴露了欧洲一体化的缺陷：当德国、瑞典等国向叙利亚及其它国家的难民敞开大门，另一些国家则采取了强硬措施，比如匈牙利，正在与塞尔维亚接壤的南部边界加紧建造围墙，以求将难民阻挡于国土之外。

长期以来关注国际移民危机问题的美国乔治城大学苏珊·马丁（Susan Martin）教授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眼下这场由中东难民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确实相当严重。但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所谓的“欧洲难民危机”已成为全球的头条新闻和焦点议题，但欧洲并非这场危机的主要承受者，当然更非“受害者”。事实上，欧洲只是接受了难民中很少的一部分；相反，发展中国家受此影响最大，也对难民安置做出了迄今为止最为主要的贡献。

截至目前，仅叙利亚一国，已经向外涌出了四百万难民，还有八百万人在国境内过着流离失所、亟待营救的生活。那些逃出叙利亚的难民多半涌向了邻国，比如拥有四百万人口的黎巴嫩，现在已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人是叙利亚难民。那些原本并不富裕的国家——主要是约旦、伊拉克、土耳其和埃及——社会资源有限，现已无力再安置更多的难民。

而偏偏又在这个时候，一向旨在帮助和保护难民的国际组织也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就在9月初，世界粮食计划署宣布，他们不得不将对于约旦和黎巴嫩境内叙利亚难民的经济援助降低30%，这意味着那些难民每人每月只能领到14美元的粮食券。在这种雪上加霜的情况下，叙利亚难民不得不铤而走险，以各种方式前往更为富裕的西方国家。

而参与2012-2014“移民危机”研究项目的另一位学者艾比·泰勒（Abbie Taylor），也许对叙利亚难民问题更有发言权。泰勒曾于2007年、2010年两度前往叙利亚开展研究，也曾在约旦和黎巴嫩考察过当地叙利亚和伊拉克难民的生活状况。她亲眼目睹了叙利亚从一个美丽、安宁的国家，在短短数年间变成了战火纷飞的人间炼狱。

“要知道，今天的叙利亚，已经不是叙利亚人熟悉和热爱的那个祖国了。”艾比·泰勒对澎湃新闻记者说，“在叙利亚危机出现前，或者说是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世俗主义和极端主义从来就不是叙利亚社会的主要问题；相反，当时叙利亚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宽容、共处和宗教多元主义。”

叙利亚难民在匈牙利Roszke的一处临时安置点。

艾比·泰勒向澎湃新闻记者分析了叙利亚难民问题的复杂性。前往邻国与前往欧洲的叙利亚难民在阶级身份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能通过“蛇头”以“移民”身份前往欧洲和北美的叙利亚人大多原属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有着一定的经济和社会资本；而普通平民则一般只能流动至周边国家，其中最常见的选择是约旦和黎巴嫩。

至于那些依然留在叙利亚国内的难民，他们的生存状况也根据他们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一般来讲，生活在像大马士革等大城市的叙利亚人，目前的生活还相对“正常”；而住在偏僻地区的人们（比如阿勒颇、霍姆斯），就面临着严酷得多的生存环境。

泰勒特别指出，目前国际上有一种声音，说叙利亚难民中可能混进了ISIS成员；其言下之意是，西方国家向这批难民敞开大门，存在着严重的安全隐患。在泰勒看来，这是一种非常不道德、而且毫无根据的指控和偏见。“很多人认为，即使一个男人没有武器、从未打过仗，他依然会乐于投身暴力。于是叙利亚的成年男子，一直被该国的政府或反对派、抑或敌对国家的政府视为一种财富、抑或一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叙利亚男子也许比他们的妇女、儿童和老人更值得同情，因为他们永远无法被视为‘中性’的平民。即使离开了叙利亚，他们依然会被审问、被怀疑、被警惕。”

泰勒告诉记者，叙利亚的成年男子必须服两年兵役；而从2011年开始，那些已经服完兵役的男人被再度召回部队、并且必须服役到42岁。原先，叙利亚政府禁止没有服过两年兵役的男子出国，而从2012年3月起，该国禁止所有18-42岁的男子出国旅行，不管他有没有服过兵役。也就是说，对于叙利亚男人来说，他们留在国内只能面临两种选择：要不参军、向同胞开火；要不躲避兵役，而一旦被抓住就会面临监禁、折磨或死亡。

卡梅伦在黎叙边界的Bekaa Valley。

这两年，叙利亚国内的征兵已经发展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无论政府军还是反对军，都会挨家挨户地上门“抓壮丁”。许多男人正是出于逃脱兵役的目的，才举家踏上了逃难的艰苦征程。也正因如此，他们一旦逃出就不能回头，因为他们一旦回国，十有八九会因为“叛国罪”而被判处死刑。

“我认为，媒体和国际社会应该去了解，那么多叙利亚的男人和男孩背井离乡，是为了逃脱兵役。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潜在的暴徒，恰恰相反，他们正因为想要远离战争和暴力，才选择成为难民。我们应该尊重和欣赏他们，而不是带着偏见的眼镜去怀疑他们。”艾比·泰勒向澎湃新闻记者表示。

在苏珊·马丁教授看来，欧洲和美国应该接收更多的难民，也完全有实力给出更为慷慨的经济救援。她特别指出，美国政府虽然刚刚表示，计划在新财年（今年10月起）接纳至少一万名叙利亚难民，但该举措的力度实在小得可怜，完全不符合美国在历史上解决国际难民问题上的一贯作风：二战刚刚结束的那些年，美国尽管奉行严格的移民政策，但还是接纳了数以百万计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1979年，当东南亚国家纷纷将越南、柬埔寨、老挝的难民拒之门外，美国以每月接收14000名难民的速度稳定了当时的局势；即使在马里尔偷渡事件引发的12万5千名古巴难民面前，美国也没有关上大门。

“美国应该和今天的德国一样，以慷慨的人道主义行为为自己赢得声誉。”苏珊·马丁教授认为。

而艾比·泰勒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作为一个英国人，她对英国政府迄今为止对这场难民危机的反应感到“羞愧”。与德国等国相比，英国的叙利亚难民政策——目前只安置了216个叙利亚人，计划在未来五年接收两万名叙利亚难民——是不情愿的、冷漠的、而且几乎是无效的。目前的举措和英国的经济地位极不相称，更不用说英国在中东地区曾经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

总之，美国乔治城大学“移民危机”项目的专家认为，作为国际反ISIS联盟的领导者，以及入侵伊拉克的主导者，美国和英国应该在这场危机中承担更多的职责；他们应该接收比现在承诺的数量要多得多的叙利亚难民，并且应采取更多的行动稳定当地的政治局势。

而作为个体，西方的人民也应该行动起来。按照艾比·泰勒的意思，“我们不能忘了叙利亚人，我们应该为他们向我们的政府施压，让它同意接收更多的叙利亚难民，即使那只是暂时性的。而如果我们生活在已经慷慨接纳叙利亚难民的国家，那我们要尽力让难民感觉到‘宾至如归’——帮他们过语言关，和他们成为朋友，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和住所，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