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今日大学，找不出抗战时那么明亮、干净与自信的合影

1940年10月22日伦敦遭德军轰炸，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墙壁已倾颓，有人在书架前翻检自己喜爱的图书。

“连天烽火”与“遍地弦歌”，这本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景，而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二者竟巧妙地相互配合，交织成撼人心魄的乐章。我曾不止一次推荐加拿大学者曼古埃尔所撰《阅读史》中的一幅照片：1940年10月22日伦敦遭德军轰炸，很多房子倒塌了，这间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墙壁也已倾颓，地下满是砖石，竟然有人不顾敌机刚刚离去，又在书架前翻检自己喜爱的图书。我说：这固然是对抗厄运，坚信未来，但也不妨解读为：“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后来，我终于找到一幅可与之媲美的老照片，那是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闻一多、王力的合影——我故意略去拍照的具体时间及地点，以便将其作为抗战中意气风发的中国读书人的象征。在一次专题演讲中，我提及这幅照片：“联大有什么值得骄傲的？联大有精神：政治情怀、社会承担、学术抱负、远大志向。联大人贫困，可人不猥琐，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西南联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今天的中国大学，从校园建筑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飞奔，但再也找不出如此明亮、干净与自信的合影——那是一种由内而外、充溢于天地间的精神力量。

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神秘的力量。历朝历代，凡狼烟四起时，最容易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便是手无寸铁的师生及学校；只有当战乱平息，统治者才有心思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重建教育。借用建安八年（203）曹操所下《修学令》：“丧乱以来，十有五年，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其令郡国各修文学。县满五百户置校官，选其乡之俊造而教学之。庶几先王之道不废，而有以益于天下。”中国历史上几次影响重大的衣冠南渡，就其实际效果而言，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教育、文化及科技的转移，但从未有过在战争中为保存文化而有计划、成建制、大规模地撤退学校的壮举。抗战中中国大学之所以没被炸垮，还能弦歌不辍，乃中央政府、后方民众以及大学师生共同努力的结果。

如此扣人心弦的故事，古代中国未有，同时期欧美各国也谈不上——那是因为，美国远在天边，不太受战火影响；英国虽被轰炸，国土未被入侵；法国全境被占领，大学无处可迁；唯有前苏联，在卫国战争中同样存在大学内迁的现象。只是因各大学在外流徙时间不长（以莫斯科大学为例，1941年10月迁离危城，1943年春胜利回归），没能像西南联大等中国大学那样，不但未被战火摧毁，还在发展壮大的同时，催生出众多美好的“故事”与“传说”。

西南联大校门

谈及西南联大等内迁大学的贡献，容易说的，是有形的，如培养人才、推动科研以及投身战场；不太好说的，是无形的，那就是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如何凸显某种高贵的精神气质。具体说来，硝烟弥漫中，众多大学师生之弦歌不辍，这本身就是一种稳定人心的力量。抗战中，大批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而在中国大学日渐富有、也日渐世俗化的今日，谈论那些已经隐入历史深处的、“破破烂烂但却精神抖擞”的西南联大等，也算是“别有幽怀”。

我曾提及：“跟专业的教育史家不同，我的研究带有明显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而后才是史学价值的追求。不过，一旦进入具体课题的实际操作，我还是努力保持史家实事求是、多闻阙疑的风格。我说过，在中国，争辩教育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我已出版的几本小书，大体上都是实践这一诺言，即便不够专业，起码也是认真思考的产物。”因专业背景的关系，我谈晚清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国大学，最为拿手当行；其次便是对于当下中国教育改革大潮的评论——思考不见得周全，但洞见还是有的。至于中间这一大块，我之选择“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是希望兼及史学研究与现实关怀。

说起来，关于“战争中的大学”这个题目，我酝酿了好长时间，只是多为演说或短论，不太能端上台面，只好任其散落各处。

记得我最早谈论这个问题，是1997年1月为北京大学出版社重刊《中古文学史论》所撰跋语，其中提及：“南渡的感时伤世、魏晋的流风余韵，配上嵇阮的师心使气，很容易使得感慨遥深的学子们选择‘玄学与清谈’。四十年代之所以出现不少关于魏晋南北朝的优秀著述，当与此‘天时’‘地利’不无关联。”对于西南联大乃至所有内迁大学的教授及学生来说，“南渡”既是学术对象，也是文化氛围，更是精神传统——时至今日，我仍坚持这一发现。另外，谈内迁大学的教学及科研，既充分肯定其业绩，也不盲目拔高，理解各专业领域所受战争的影响不同，体贴学者们是如何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如此观察与评论，兼及政治史、学术史与教育史，使得我谈抗战中的中国大学，可与此前此后的大学史论述血脉相连。

三年后，我发表题为《过去的大学》的短文，谈西南联大极为严苛的图书借阅制度，以及教授会在动荡年代所发挥的作用。前者是为了渲染大学的艰难处境，后者则凸显联大如何“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但撰写此文的主要目的，是推介六卷本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而对我本人来说，从中得到的最大好处是，熟悉西南联大这些琐琐碎碎的档案资料，必要时可以手到擒来。

又过了两年，我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吴宏聪与西南联大的故事——吴宏聪先生的〈向母校告别〉及相关照片》，文章引述了我在中山大学读硕士期间的指导教授吴宏聪先生的来信及文章，讨论西南联大的学术品格。吴先生乃西南联大中文系助教，此前几年曾赠我精心保存的离开昆明前全系师生的合影，这回又专门撰文回忆那天拍照的情景，实在难得。此拍摄于1946年5月3日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全体师生合影”，以及吴先生所描述的拍照前后的故事，是我每回演讲中国大学内迁历史时都要演示的。

可我真正认真对待此话题，是从2007年开始。那一年，因参加宗璞先生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周年座谈会，我发表《小说家眼中的西南联大》，谈及借文学作品了解西南联大，最值得推荐的是鹿桥的长篇小说《未央歌》，汪曾祺的系列散文（如《泡茶馆》《跑警报》《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西南联大中文系》《翠湖心影》等），以及宗璞的《野葫芦引》。带有总论性质的，是以下这段话：“鹿桥的小说侧重‘青春想象’，汪曾祺的散文则更多‘文人情趣’，宗璞呢，我以为颇具‘史家意识’，其系列长篇立意高远，气魄宏大。”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那时仅出版了前两卷（《南渡记》，1988年；《东藏记》，2001年），我预言，倘若计划中的《西征记》《北归记》能顺利完成，并保持前两卷的水准，那么，宗璞作为小说家的地位将大为提升，其在文学史上的既定评价也势必改观。

约略与此同时，中山大学为中文系老系主任、西南联大校友吴宏聪先生做九十大寿，我提前撰写了长文《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请《21世纪经济报道》及时刊出，且送到了祝寿会场。此文主要谈论吴宏聪、王瑶、季镇淮是如何饱含深情地追忆他们各自的导师杨振声、朱自清、闻一多，并借此呈现他们对西南联大的想象的。

那年的12月15日，我在浙江人文大讲堂做题为《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大的意义》的专题演讲，现场效果很好，《钱江晚报》记者据录音整理，以《陈平原：寻找21世纪中国的“大学之道”》为题，初刊《钱江晚报》2007年12月18日第14、15版。虽然日后收入北大出版社2009年版《大学有精神》时，我改回了原来的题目，但我承认，“寻找21世纪中国的‘大学之道’”，确实是那次演讲“压在纸背的心情”。此报道摘录了我演讲的四个片段，分别是“留下了‘读书种子’”“联大人胜在‘心态’”“全力培养本科生”以及“今天我不想谈校长”，另外一半篇幅则留给了现场问答，因此显得很有现实针对性。

其实，那年4月，春暖花开时节，我还在云南大学做了题为《此情可待成追忆——关于大学生活的追怀与叙述》的专题演说，涉及西南联大处，我引证了冯友兰的自述、吴宓的日记、汪曾祺的散文、冯钟璞（宗璞）的小说，还有四位老学生的回忆录——杨振宁的《读书教学四十年》、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许渊冲的《追忆似水年华》以及何兆武的《上学记》等。只不过这篇初刊《学园》创刊号（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的演讲稿，着重点在如何追怀大学生活，兼及昆明的西南联大、香港的新亚书院以及英国的剑桥大学，现场效果虽不错，但体例驳杂，我不满意，故从未收入自家集子。

第二年深秋，参加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北京苦住庵记——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中译本出版座谈会，迫使我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那就是怎么看待抗战中沦陷区的政治及文化生态，以及如何谈论类似周作人这样的“落水文人”。在《燕山柳色太凄迷》一文结尾处，我谈及读《北京苦住庵记》的感想：“对于生活在太平岁月的读书人来说，面对乱世中的‘文人落水’，首先是哀矜勿喜，千万不要有道德优越感。其次，不管是讥讽/批判，还是理解/同情，谈论此类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及人物，分寸感很重要，即所谓‘过犹不及’是也。作为史家，必须坚守自家立场，既不高自标榜，也不随风摇荡，更不能一味追求文章之‘酣畅淋漓’。有时候，论者之所以小心翼翼、左顾右盼，文章之所以欲言又止、曲折回环，不是缺乏定见，而是希望尽可能地体贴对象。”如此有感而发，因为那段时间，我正关注“伪北京大学”“伪中央大学”，以及沦陷区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既坚守自家立场，又保持必要的张力，这种论述姿态，使得我在辨析教授们离开北平时的“毅然”与“茫然”，以及在民族大义与个人处境之间的痛苦挣扎，有较为真切的感受与体悟。

我之谈论抗战中的中国大学，至此方才正式上路。此前乃随意点染，算不上专业研究，故不收入本书；唯一的例外是《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因可见最初的研究思路及感怀，故特意保留。本书共四章，各文的大致思路如下：

第一章《此情可待成追忆——中国大学内迁的历史、传说与精神》（初刊《澳门理工学报》2015年2期）酝酿很早，定稿却在最后。讲述抗战中中国大学内迁这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事后回忆与学者发掘固然重要，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当事人当年的文字，看他们如何在惊魂未定之际回首往事，制造传说，总结经验，畅想未来——那既是文学，也是历史，更是精神。此文借1941年《教育杂志》的“抗战以来的高等教育专号”、《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一书以及《解放日报》所刊《抗战后专科以上学校集中区域》，勾勒各大学的迁移路线、地理分布以及办学特色。另外，选择二十篇或年轻学生或大学校长的文章，纵横交错，呈现战时中国大学的精神风貌。文章最后讨论如何跨越虚构与写实的鸿沟，让日渐遥远的“老大学的故事”重新焕发光彩。

第二章《永远的“笳吹弦诵”——关于西南联大的历史、追忆及阐释》（初刊台湾《政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11年12月）试图从教育史、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政治史等不同角度入手，重新发掘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传说与精神。于颠簸流离中弦歌不辍，此乃当年中国大学的共同生态；可后人谈论抗战中的学术文化建设，为何多以西南联大为例证？除了三校合一学术实力超强，更因牵涉“故事”的诞生与传播机制。而对于这所明星大学，近年学界及媒体多有高唱赞歌的，本文之强调“必胜信念、学术关怀以及师生情谊”，凸显“以本科教学为中心”、辨析“人和”的另一面，自信有不少精彩的发现。

与前两章之历经多次演讲的打磨不同，第三章《岂止诗句记飘蓬——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初刊《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6期）却是一气呵成。陈寅恪、吴宓、朱自清、潘光旦、浦薛凤、魏建功、浦江清、萧涤非等八位西南联大教授，抗战期间多有旧体诗创作，当初很少公开发表。他们的相互唱酬不只是因为共同的文学兴趣，感情交流与相互慰藉或是更重要的因素，注重的是友情、修养与趣味。八位教授学术背景各不相同，之所以都选择旧体诗，既确认其文化身份，让作者得以思接千古；又可以借助韵语，表达某些幽微的思绪以及不合时宜的感觉，指向的是个人修养、历史意识与文化情怀。这些“有情”且“鲜活”的史料，让我们得以了解他们在战火中的遭遇与思考、困惑与怨怼，以及压在著述背后的心情。

第四章《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体例上有点特别，如此“公私兼顾”，既谈我的导师，也谈导师的导师，希望在三代师生的视野交汇处，凸显一所大学所曾经拥有的英姿。如此设计，作为单篇文章没有问题，收入本书则略嫌松散。当初之所以抛开大路，另辟蹊径，选择“限制叙事”策略，最大的理由是，对于像我这样喜欢玩味细节的读者来说，这样写显得更亲近，更可信，也更有人情味。

为了凸显大思路，本书删繁就简，就选这四篇互相交叉、略有重叠、可以对照阅读的大文章。其工作目标是，借助档案、报道、日记、书信、散文、杂感、诗词、著作等不同史料的仔细辨析，跨越虚构与写实的鸿沟，让日渐遥远的“大学精神”重新焕发光彩，也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形象重新站立起来。

这既是世界教育史上一段异彩纷呈的华章，也是中华民族复兴路上一座昂然屹立的丰碑，讲述如此波澜壮阔的故事，确实需要兼及“历史、传说与精神”。本书的论述策略是：第一，注重历史资料的发掘，第二，着意生活细节的勾勒，第三，强调教育规律的总结，第四，凸显读书人的心境与情怀，第五，引入国际视野以及当下的问题意识。若真能做到这五点，这个本就很精彩的“大学故事”，是能讲好的。至于“绪言”的标题套用罗家伦《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从迁校到发展》（初刊1941年《教育杂志》，后收入《逝者如斯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只动一字，尽得风流，目的是向罗家伦等饱经忧患而奋斗不息的前辈们致意。

本书第一、二章是经历多次演讲、不断“演进”而成的，虽说汇集成书时做了认真剪裁，还是带有明显的说话口气。“演说腔”的残留，多少影响文章的学术深度。但我不后悔。因为，当初现场听众的热烈反应，已给了我很大鼓舞。某大学教授听完演讲，甚至建议我举办“巡回演出”——不是因为我的表演格外出色，而是故事本身很动人，值得年轻一辈认真倾听。

这就说到了图像资料。每回成功的演讲，精心准备的演示文稿（PPT）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秀”出不少珍贵的历史照片，给听众以意外惊喜，抵得上研究者的千言万语。本书之所以限制篇幅，一个重要因素是为了方便配图。不是所有的书籍都需要插图，但此书非“左图右史”不可。

仅以此小书，纪念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本文是《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陈平原著，三联书店2015年7月出版）绪言，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