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然：赤脚年代的读书往事

几个月前，一位三十多年没见面、记忆中从没有说过话的女同学将我拉进初中班级的微信群里，另一位同学出示一张泛黄的照片，说是我们当年的毕业照，希望我辨认出一些同学。而我却一头雾水，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经多人指证，说其中一个男生是我，并且结论完全相同；我只好同意说，那就是，那就是。然而在内心里，我却实在想不起来，曾照过这样一张照片。

多么遥远的岁月呀。

去年暑假，我回安仁小住。临回上海前，带儿子到我初中的母校游览。曾经那么熟悉的校园，早已找不到当年的一点影子。记忆中教学楼所在的位置，虽然仍矮矮地立着一幢楼房，却已成为学生宿舍，飘着花花绿绿的衣裤。更奇怪的是，居然有三层而不是两层。经向人打听，始知确实是当年的教学楼，只不过在十几年前加盖了一层。外人已无法入内，令人徒生“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感慨。

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变得苍茫幻漫。然而在我脑海，有一幅图景却依然鲜活。闭上眼睛，我仍能准确地感知这周遭三十多年前的那个世界。那些山，那些草木，那些农田，那些水塘沟圳；还有当年行走过的田埂、林中小路，以及上学途中见到的各种人、事、风景。当然，更忘不了的是多少次上学路上的那些欢乐、迷惘和忧伤。

1977年，我走进了城关中学

1977年秋，我已经在安平公社石基头小学的初中部开学几天了，家父从县城捎信回来，让我转学到县城去读书。转学证打的是给一中。到达的当晚，他带我去一中找教导处皮主任，可是出差了。找不到接头的人，父亲打算让我回去。在教育界服务已多年的堂兄浩然建议，既然来了，何不去城关中学一试？他去找了在城关中学工作的陈振明老师，经她联系，校方同意我转来就读。于是我就成了城关中学的学生。

城关中学位于张家山（“家”方音读作“古”），行政上属城关公社，当时完全是城郊。我从父亲工作的建筑公司出发，经过副食品公司、老红军大院，或经过车站前面的田埂，走到纵贯县城的主干道上；再往北走，左边经过运输公司、公安局，右边走过县中队、教育局，南北向的通道就到此为止。眼前横着一条东西向大垅，对面山上座落着银行，右前方是孤零零的林业局。从教育局右侧下到垅里，沿着田埂，逶逶迤迤地走到张家山。沿着一条长长的小路，越过不太明显的山脊，眼前出现两排砖房，这就是城关中学了。两层楼的一栋，是教学楼。教室之间隔着一些单身宿舍。前面一排平房，则是食堂，以及几户带家属的老师住房。

当时的校园完全没有形状。没有围墙，也没有任何地界标志物。左边不远是高耸的枫树林，中间有些较大的空隙。有一次我们还在树林间开过全校大会。右边几十米开外有一口很大的水塘，差不多可以叫水库。在水塘和教学楼之间，有一小块泥地，这就是操场。我们就在这里上体育课。操场后面，有一大片当时感觉一望无际的旱土。每天夕阳西下，水塘对面的农机局在暮霭中露出剪影。夏秋时节，经常有同学在水塘里嬉水。偶尔县中队的士兵也会到塘边的泥地上来练习投手榴弹。

我入校时全校五个班。初二有四班、五班，初一为六、七、八班。我开始在八班，后来重编，被分到六班。在八班时班主任是全洪发老师；到六班后，班主任先是王瑞和老师，后来直到毕业，为段邦华老师。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文革”虽然在一年前已结束，但社会各方面的变革还在酝酿。我们入校时，社会上对于读书还不很重视（正因为如此，我才能轻而易举地从乡下转学到城关）；入校不久，高考恢复了。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影响所及，不仅是改变教育体系本身的评断标准，还整个转换了全社会各方面的价值取向。它意味着社会流动不再靠权力、凭关系，而必须拼真才实学。全社会对于科学、对于知识以及知识分子的尊重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正是在这样一个洪流中，整个社会生机盎然。年轻人一个个野心勃勃，振兴中华的口号高唱入云。

受到这一大环境的牵引，全县的教育资源不能不进行重新配置。原先每个大队办初中、每个公社办高中的格局难以为继，取而代之的是在全县办六个重点中学。城关中学被改为五中。我们全年级重新分班，显然是顺应这一新环境的举措。

“三八线”割不断的同窗情

我常想，在1949年以后的几代人中，我和同龄人可以说属于最幸运的一代。小时候虽然吃过一点苦，但跟前面的人比起来，这点苦实在不算什么。自从发蒙，读书就没有被人为中断。小学玩了五年半；进到初中，开始抓教育质量。可以说玩也玩了，书也读了。而跟后面的人比起来，我们中学毕业前，教育体制还没有僵化，初中、高中各念两年。虽说考大学有点难，但在题海中少浪费两年生命，总归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

刚从乡下转到城关时，对教学质量我并没有太多异样的感受。小学那几年，我一直懵懵懂懂的。到了县城后，相比于学习，更让我耳目一新的是生活环境。县城生活较之乡下各方面都有明显不同，就连方言都有不少差异。我在学习方面主是听从父亲的安排。他是一个会计，教我对时间作各种规划，然后每天按计划实施。我个人要花心思的倒是如何适应县城的生活。

那时乡下男女同学之间有界限，但还没到很严的程度。到了城关，才发现男女同学之间壁垒森严，完全不可以有任何往来。男生称女生“斋婆”，女生则还以“斋公”。平常不得讲话，否则群笑之曰“骚公”。偶尔偷看一眼也不行。“扯斜眼”同样是挨众人笑骂的有力证据。因为这一点，初中那两年，我不记得跟女同学有没有说过话——不敢说绝对没有，至少敢保证跟绝大部分女同学没有说过话。排座位时老师有意识地将男女同学插花排列，尽量让男女生共享课桌，桌面上必得划一条三八线。因不小心越过三八线而导致的战事几乎每天都会发生。

教室里的那些故事，现在我能清晰回忆的已经不多了。仍有深刻印象的是在上下学途中。从建筑公司上学，单程差不多半小时。走到运输公司以北，基本上就是城乡接合部。那时运输公司有很多板车，拉车的骡子威风凛凛，我在乡下从没有见过。它们性情温驯，时而健步拉车，时而在路边休憩。马路上到处可以见到它们的排泄物。

特别有意思的是午后，无论上学还是回家，时间都相对从容。我记得上学时经常会偏离上述路线，弯到城关医院张清平（后改名尚立，北京交通大学已故教授）家，向他借小说边走边看。放学后则经常跟着同学们到处乱跑。或者打泥巴仗，或者到东洲、打靶场一带闲逛。有时就在银行对面的茶山里玩，用根小管子吸茶花里面的蜜汁。

几年后，在大学里学会一首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中间第二段唱着：“我们曾终日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我们也曾历尽苦辛，四处奔波流浪。”每每唱到此处，我就回想起当年在五中和小伙伴们一起度过的岁月。

如父如兄的老师们

母校之所以称为母校，是因为母校有很多如父如母的老师。我很固执地认为，老师和学生之间就得像中国古来的传统那样，老师待学生如子如弟，学生事老师如父如兄。这样的传统现在还有多少遗存，不好说；但我在五中那段时间，享受到的确实是如子如弟的待遇。

刚入校时，我记得好象是樊镇龙先生当校长。他瘦高个，为人和霭，给我们教过政治课。课堂上很生动。有一次上课他要我们分析两段课文的逻辑关系，到现在我仍然记得很清楚。一年后，换成张乐贤先生当校长。张校长很有教育家风度，平常不多言语，举止也庄重大方，可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望着他正大光明的脸庞，就让人凭添无限信心。由于跟他同族，我没有像别人那样称他校长，总是亲切地称呼伯伯，而他对此也乐于接受。在内心里我一直感觉，他确实是将我们这些学生视同子侄的（我一位同窗后来成了他的女婿）。

张校长夫人陈振明先生是语文老师，她教我们历史，极大地激发了我对这门课的兴趣。有一次上课她刚开了个头，说今天准备讲什么，正好我之前看过相关的课外读物，知道一点皮毛，立马就憋不住跟同桌说了起来。陈老师随机应变，当即停下话头，让我大声把知道的说完，然后加以鼓励、分析。那堂课让我受益终生。后来我由一个理科生转而成为历史学教授，不能说与陈老师那堂课有直接关系，但只要一提到历史课，一提到教学艺术，我就会想起陈老师，就会回想起那堂课上的美好。

陈老师气质高雅，特别是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每当我们调皮，她对付我们不需要呵责，只需静静地瞪我们一眼。但凡对上她的目光，不管多调皮的小孩，都会乖乖地安静下来。我到现在仍记得她的各种眼神。包括她开心时笑起来的眯眯眼。

与陈老师一样有着犀利眼神的是段邦华老师。他教语文，也教过体育。他是安平芳岭人。芳岭与旱半以“学打”（练武）出名。段老师身形干练，是否身怀绝技不好说，但他教我们体育时教了一套拳，我到现在还能记得个大概。他为人厚重，不怒而威，上课说普通话，课堂效果极好。我还能准确回忆他在课堂上的许多情景，但更让我感动于中的是多次跟他在上学路上同行。他家住建筑公司隔壁，我经常有机会在路上跟他单独谈话。印象很深的是曾向他汇报过我的语文学习情况，谈过怎么投稿，谈过文理分科，谈过是否提前参加高考。这些琐事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每次想起都历历如昨。就连他当时的音色特质在我脑海都栩栩如生。

相对而言，教我们数学的王瑞和老师嘴巴不太利索。他说话有点结巴，就住在教室后面。有次在课堂上他说，小时候他本来不结巴的，就是因为反复用土话念“一个白胡子老倌”那段著名的顺口溜，把自己给弄结巴了。好在他教数学，这一点并没有给他造成负面影响，反而让他的课更有特点。六年后我在一中任教，有一次跟几个同事说起王先生是我老师，一中刘冠群校长很公允地说：“王老师的课有个最大的特点，没有一个字的废话！”对于追求课堂质量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的评价。

上述几位都是长辈，年纪大我们不多、让我们感觉如同兄长的也有两位。

一位是全洪发老师，教化学，也教过地理。他家住下街，那时好象刚参加工作不久，骑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天晴时只见他风驰电掣，刹那间绝尘而去；下雨就只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高一脚低一脚在田埂上艰难地跋涉。那一带的泥巴很黏，下雨天不要说骑车，推都推不动。到了学校宿舍，又得打水将自行车心疼地擦拭干净。他说话很幽默，无论上课还是平常说话都深受同学们喜欢。我至今仍记得，一路上每每有人笑他扛车，他就自嘲地说：“天晴我骑它，下雨它骑我！”

另一位是张家贵老师，教外语。他弟弟家富（现为北大城环学院教授）就在四班，印象中家贵老师就是一个标准的大哥。他教了我们两年，从ABC教起。开始时我有点畏难，半个学期后，对这门课发生了兴趣。那时全县好象只有一中、五中能在初中开设外语课。为了照顾乡下的同学，到了高中后，我的外语又不能不从ABC学起，令人大倒胃口。更要命的是，到了大学里，我又被迫重学ABC，简直被弄得趣味全无。就个人感受而言，后来我遇到的这些老师，都不及家贵老师让人喜欢、佩服。这里面可能有些感情因素，但最根本的无疑还是家贵老师上课能让学生受益。

除了这两位，还有一位年龄也是大哥，却让我们感觉比较敬畏的，是杨文生老师。外地人，大才子，教我们初一的语文。他能说一口漂亮的普通话，写得一手漂亮的板书。他在课堂上深情地朗读当时流行的那段名言“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至今让我神往。记忆中他经常独自往来于学校和城区之间。我曾多次悄悄地跟在他身后，行走在张家山那缓缓的坡道上。看着他那略微褪色的布面鞋，和一脚一脚特别舒展的优雅步态，心里满满的是对知识、对才华的向往。

回忆总是忧伤的。很多人回首往事，总希望能回到小时候，觉得那时候无忧无虑。而我，却从来没有过类似的感受。

当年在五中念书，记忆中衣服总是打着补丁。一到夏天就打双赤脚。后来在大学里，流行一首台湾校园民谣《赤脚走在田埂上》，很多人喜欢唱，而我却不喜欢。因为在高中毕业前，我一直过着赤脚走在田埂上的日子。那是我不想要的生活。

我想要出去。小时候在山上放牛，四周是一圈闭合的青山，紧紧地遮住望眼。我想到青山外面去。到了县城，视野开阔了，但极目望去四周仍是山。我想到山的更外面去。

幸运的是，我赶上了一个可以自己决定命运的时代，上了一个好学校，遇到了一群好老师。

一席话，一盏灯

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回了一趟安仁，出乎意料地见到了窦炳荣老师。记忆中窦老师并没有给我们上过课，但他儿子红丁在我们班，他和师母对我一直非常关心。事先我没想到他和师母还如此康强健旺，获悉他们的近况，心里有一点小激动。那天师母先出来，远远见到，就亲切地连声喊：“俫即！”（儿子）——听到这久违的声音，我竟忍不住热泪盈眶。

我对窦老师说，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我们初一时，他教四班，有一次讲语法，我站在窗外偷听。他用了一个很浅显的比喻来说明谓语和状语之间的关系，从此我理解了句子成份。另一件事就重要得多了。高考结束后，我去五中玩；因为考分不很理想，他略带遗憾地对我说，以我的情况，不应该学理科，应该学文科、考复旦新闻系。那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可能。以我当时的境况，当然无法改弦更张，但后来我选择朝文科发展，并且以复旦为目标，确实与窦老师当时的教导有直接关系。

老师的一席话，就是学生心中的一盏灯。高明的老师对于学生的影响就是这样，能持续一生。

作为在乡村长大的人，我相信一句古话：仁者寿。在此祈愿我所有的老师福寿绵长！祝母校越来越兴旺，为一代代像我当年一样的学子，点亮他们未来的希望。

（作者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原文题作《青山外 水塘边——赤脚年代的回忆》，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