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美国精英大学争夺经济学家大战

美国精英大学争夺经济学家大战

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三校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战争：争夺经济学家。

据《纽约时报》报道，过去几年里，斯坦福大学将一大批明星经济学家吸引到了加州帕洛阿尔托——并力保自己的经济学家不被哈佛和麻省理工挖走。

斯坦福大学经济系。

斯坦福正在努力将自己塑造成为美国头号大学，招募经济学家方面的成功就是这项行动的一部分。最新加盟斯坦福的教授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原先在哈佛的阿尔文·E·罗斯（Alvin E. Roth），然而最能体现潮流涌动的是那些顶尖青年经济学家的去向。自2000年以来的11位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40岁以下最佳经济学家”得主中，有四人现在斯坦福，比任何大学都多。

在经济学界，斯坦福经常被排在哈佛、麻省理工、普林斯顿和芝加哥大学后面。但这一点也许有变。过去四年里，斯坦福的资深教员增加了25%，有11名领受数百万美元累积薪俸的学者，要么是从其他学校的顶尖科系挖来的，要么拒绝这些科系的诱惑留了下来。

然而，相比这些大人物的招募，斯坦福的未来更多地要看它培养的博士，他们的学术成就能否得到广泛引用，影响重要的经济学讨论走向，或成为位高权重的政策制定者，不管是作为总统的顾问，还是央行的领导人。

斯坦福近年在招募上的成功同时也表明，经济学领域正在进行一场广泛的转型。新加盟的人才虽研究方向各有不同，但都能体现经济学潮流从理论建模向“实证微观经济学”的转变，后者是对真实世界的原理分析，时常要展开复杂的实验，或利用大量的数据。这样的工作需要许多研究助手，进行包括社会学、电脑科学等领域的跨学科研究，尖端电子计算技术的应用，是上一代人无法想象的。

《纽约时报》说，相对不那么清楚的是，明星经济学者在斯坦福大学扎堆，是否也能形成其他顶尖大学已具备的一脉相承的学派。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为代表的芝加哥经济学派，是新古典思想中的翘楚，他们强调市场的效率和政府干预的风险。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系一直秉承凯恩斯的传统，培养出多位身居高位的经济决策人士，在过去几年引领世界经济度过了重重风波。

但斯坦福大学并不强调什么“学派”，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B·道格拉斯·伯恩海姆（B. Douglas Bernheim）认为“这不是一个讲究学说的地方”。

（参考《纽约时报》中文网翻译。）

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出版，里面有很多令人着迷的八卦

又一部以赛亚·伯林的大部头书信集出版了，这是第四部。这些搜集工作都是由亨利·哈迪（Henry Hardy）完成的，“他可是突然把我的形象从一个几乎不写东西的人变成一个不太体面的多产作家啊”，伯林说。

哈迪和伯林相遇时是1972年，正是伯林声誉的巅峰期，但他被认为不太写东西，很多人甚至怀疑只有那么一点点作品的柏林，能否持续具有影响力。哈迪的发掘、编辑、研究则让改变了柏林的这一形象。

以赛亚·伯林（1909年－1997年）

思想史家伯林的学习方法有点怪异，跟现在学术规范下所谓研究大不相同。有那些18、19世纪的思想家相伴——像他最感兴趣的维科、赫尔德、赫尔岑，他就很易感，很能同之以情。但他不是细读文本、钻进档案型的学究。对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晚期的思想史，他当然也很了解，但就没那么有热情了，最多视之为“白银时代”，甚至可能就只是一个尾声。如他对一位通信人所说：“我感觉自己和19世纪的价值观牢牢绑在一起了。”

对19世纪如此忠诚，就会让他对20世纪晚期消化不良。这部书信集，起于伯林66岁，止于他88岁去世。人们从中可以读到，他把自己的精力日渐衰竭，跟对文化的客观诊断搅在一起，于是滑向了很不大度的文化悲观主义，令人深感悲哀：他说没人在做什么有价值的工作，“到处都是平庸”，思想的生命几近终结等等。甚至这种蔑视也扩展到更广阔的世界。

伯林的粉丝会对这最后一集信件兴趣盎然；同理，素来持批评者们也多了一份进一步指摘他的材料。通信集中可见他所有的平常话题——基本价值观的冲突无法解决，历史一元论理论的危险，他对关于俄罗斯的一切那么着迷，他和以色列的深深羁绊，以及对音乐的激情投入。除了能读到他给老朋友的温情有趣的信，也可以看到他对穿梭于传统精英社交圈间的热切愿望。

比方说，给查尔斯王子的信都简直了，就跟那些机密评估一样，说“高级朝臣”如何如何，值不值得被授予勋章。读到这些，以及其中流露出来的爆棚的圈内人自信，知识分子很可能希望自己生活在别的国家——伯林在信里随意臧否人物，判断比较这位科学家和那位历史学家的优劣，或这位画家相对那位音乐家的高下——当然大部分情况下，他的观点可能是，至多是，二手的或道听途说的。

但他的这么多信件，也起了不利于他自己的作用。在私人信件中，他反复夸大或误导事实，甚至是彻头彻尾的不实，而当其中一些观点被公开时，他又在一片混乱中，蠕动着否认。这本通信里包含很多这类例子。很长一段时间，他干脆谎报自己的过去，他战时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工作，因为担心英美一份对巴勒斯坦未来的联合声明会有损于犹太复国主义利益的未来，便想极力阻止。但到了1980年代一个执着的记者开始发掘关于此事的证据时，伯林坚持他的故事：“你对我的两面派的印象，我向你保证，是不真实的。”但实际上，伯林在离世前承认了他的作为。

更典型的是他怎么与乔姆斯基的冷战。1986年，乔姆斯基在《审查索引》（Index on Censorship）期刊发表文章，说大部分美国媒体热烈亲以色列的观点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新闻审查。伯林，这位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私下写信给相熟的期刊主编，马克·邦汉·卡特，表达抗议并要求把他的名字从该杂志的收件人列表中删除，还说了好些乔姆斯基的坏话。这封信被泄露了出来，让伯林不得不走上止损的道路，写信给乔姆斯基（他们此前一直交好）坚持说，泄漏的部分对伯林实际上所写的做了“极具误导性和敌对的叙述”。但那时乔姆斯基已经见到了伯林信的原件，他当然对这一“发表批评意见的阴招”严正对待。这两人从此友尽，再也没有过交流。

（宋奇光译）

美国是建立在种族奴役之上的吗？——美国宪法229周年之际的一场论辩

1787年9月17日，在美国费城制宪会议上，39名代表签署通过了美国宪法，这是世界上首部成文宪法，对日后许多国家成文宪法的制定提供了成功的典范。其后，围绕这部宪法，有几个争议问题一直未断，其中一个是：美国宪法是否承认奴隶制，并将其作为一种国家制度？

这个历史问题在美国国内种族主义形势严重的如今，也成了政治界的一个关注点。近日，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肖恩·威兰茨（Sean Wilentz）在《纽约时报》上发文称，宪法并未承认奴隶制，国人不必就此大做文章。又惹起许多讨论。

美国宪法。

威兰茨说，这也是1861年燃起的南北战争的一个核心问题。当时南方奴隶主认为宪法承认并支持奴隶制；北方林肯总统领导的共和党，以及包括民主党的史蒂芬·道格拉斯等其他主张废奴者，坚决予以否认。在林肯当选总统后，11个南方州脱离联邦，要保卫宪法赋予他们的“奴隶财产权。”

后来的战争平息这个问题。然而，美国是建立在种族奴役之上的神话仍然存在，威兰茨指出，特别是当中的左派学者和活动家，对美国的种族主义过往感到愤怒。讽刺的是，这个神话使得倡导社会正义者拒绝林肯和道格拉斯，而赞同主张南方反叛的政治家约翰·卡尔霍恩对宪法的看法。威兰茨哀叹，现在的神话恐将毒害目前的总统竞选活动。比如总统候选人之一伯尼·桑德斯就控诉说，美国“在很多方面诞生于——我很抱歉不得不这样说——种族主义的原则之上，这是事实。”

威兰茨认为，在1787年，奴隶制确实是一个强大的制度，当时大多数美国白人推测非洲人低人一等。同样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中支持奴隶制的代表竭力要将人作为财产的条款写入宪法。但是，制宪会议不仅刻意排除“奴隶”一词，也击碎了支持奴隶制者将奴隶制机构化的努力。詹姆斯·麦迪逊本人是一名奴隶主，但他并不支持这一作法，并指出，这“在宪法中承认将人作为财产的想法，是错误的。”

威兰茨文章得到了许多辛辣的讽刺，历史家劳伦斯·戈德斯通（Lawrence Goldstone）在《新共和》上回应说：“这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展示了一个悲摧的误读宪法起草辩论的工作”，认为该文件不包含“奴隶”，或任何方式的“奴役”等词，就是书面拒绝该制度。而实际上，在辩论中，代表们几乎都采用委婉的说法，如“这一独特物种的财产”，“这个不幸的阶层”或“其他人”，来作为对令人厌恶的“奴隶”一词的替代。最后通过的文件不过是这一惯用作法的延续而已。

虽则如此，无论这些词是否出现在宪法文本中，它们都主宰着它的精神。在南方，奴隶制有助于经济，在北方也是如此。因此，它深刻地改变四个月宪法的辩论，其中有明显的讨论，比如奴隶们如何计算奴隶分摊计入，和一些较为间接的讨论，比如多久普查人口，或如何选举产生总统等。戈德斯通证实，1787年9月17日签署宪法时，奴隶制确实成为一种国家制度。

要充分理解奴隶经济对制宪会议的影响，关键在于认识到奴隶制使美国分裂成了三个，而非两个独立的和相互冲突的社会经济制度。在下南方各州，主要是南卡罗来纳州，经济以大米种植园为主；而上南方各州种植烟草，它急切地想要摆脱过剩的生产力；同时，北方的经济主要是由金融，制造和运输。最终立法时，南方用一个声音说话。南北折磨人的争辩三天后，达成妥协，决定每名黑奴按五分之三个自由人计算。

于是，讽刺的是，曾坚持认为奴隶是财产的南方人不得不承认，对于分摊计算来说，他们是人。曾谴责奴役人类的北方人发现，自己在坚称奴隶是财产。戈德斯通就此总结说，也许正如威伦茨教授所说的，宪法并没有明确奴隶制是国家制度，但在一个个条款中，它试图继续与奴隶制维持在一起。

【本周小书】

The Country of First Boys: And Other Essays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亚马蒂亚·森近期出版了新的文化散文集，考察社会公正和福利，讲述那些被剥夺、被疏离的人，以及贫富悬殊、饥饿、文盲、全球化、媒体、自由的声音、不公正、不平等……

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

在这本书中，我们时代最激进的思想家之一朱迪斯·巴特勒基于她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理论，讨论了当今政治参与中的人民主权、抵抗运动以及其他“一致行动”（汉娜·阿伦特术语）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