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常态｜中企在美办厂阵痛：有的美国员工上一天班就走了

【编者按】

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开始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中美经贸关系向来被喻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中美两国的经济关系也正在发生深刻转变。

“2015年，中国企业在美国创造了8万多个就业岗位；5年前，这一数字仅仅是不到1.5万；15年前，这个数字几乎为零。”

这一数据来自今年5月公布的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情况分析报告。近年来，中国企业赴美直接投资增长迅猛。2000-2014年，中国企业赴美建立机构或实现并购投资额达到460亿美元，其中大多数是在最近5年完成的。截至2014年底，中国企业在美设立派出机构共有1583个，遍布全美各地。

中企为何纷纷走向美国？这给当地带来怎样的变化？其中，中企又面临着怎样的困扰？今年7月，澎湃新闻记者前往被美国媒体评为最贫穷的十个州之一的南卡罗来纳州访问了3家在美国办厂的中国企业，试图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

7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日暖风和。当地华人说，南卡州气候宜人——没有美国北部的极寒，也没有西海岸的终年阳光，这里四季分明、温和湿润，就像中国江南。不过，这个美国“江南”却是美国十大最贫困州之一。

在南卡州商务厅副厅长詹妮弗•诺埃尔（Jennifer Noel）办公室的纪念品展示柜里，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看到一只中国熊猫玩偶。“中国企业的投资数量增长速度很快，展示柜里，来自中国的礼物将会越来越多。”她告诉澎湃新闻记者。

中国企业选择来到这里扎根办厂——在兰开斯特县（Lancaster），纺纱机昼夜不息地轰隆作响，这是中国纺织企业科尔在美国建立的第一个制造工厂；在切斯特县（Chester），竖起了方圆30英里的最高楼，这是SUN FIBER LLC（浙江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在建的厂房；在奥康尼县（Oconee），有一条以中国大连远东集团董事长齐树民的名字命名的道路：Jeff Chee Way。

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大多借助收购的形式，但这些中国企业在采取另外一种形式——在美国当地开设工厂。这些工厂从美国的土地上拔地而起，印有“中国制造”的产品将会由美国人生产。这些来到美国的中国企业，或出于成本考虑、或出于企业扩张，他们带着些许茫然和希望，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从选址、建厂到工厂运作，他们遭遇了初来美国水土不服的阵痛和成长的烦恼。复杂的美国投资政策让他们眼花缭乱，语言不通让他们在没有翻译陪同时手足无措，中美文化的差异又让他们啼笑皆非。 

为什么要跑到美国去办厂，主要是成本原因

中国企业为什么决定走向美国？

“我们不是仅仅为了要‘走出去’而‘走出去’。”SUN FIBER LLC首席执行官孙亚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主要还是出于企业成本的考虑。我们有许多美国客户，我们希望到出口市场投资，离美国客户更近些。”

面对人力成本上升、劳动力减少以及产能过剩局面，依靠廉价大规模生产的部分制造业正从曾经的低成本国家转移至美国，贸易逆差格局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美国生产成本正变得更具竞争力。

2014年，波士顿咨询集团分析称：在过去10年中，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了187%，而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则增加了27％。此外，中国的电力成本上涨66％，增长率是美国的两倍，而美国页岩气的大规模开发稳住了美国的电力成本。过去10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0%，导致中国商品在海外的售价提高，相反，美国商品在中国变得更加便宜。

这一系列成本的上升减少了中国的竞争优势。2004年，中国的制造成本比美国少14％，现在这种优势已缩小到5％。波士顿咨询公司预测，如此趋势继续，到2018年，美国的制造成本将会低于中国。

“2009年以后，中国国内棉纺行业产能过剩，国内外的棉花原料价格差异增大，国内的人力成本、财务成本也在不断上升，所以才决定‘走出去’。”科尔集团董事长朱善庆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和中国国内比，美国棉花原料质量好，价格优势也比较明显，1吨棉花能便宜约3000元；也有物流成本优势，美国运输货物到中国的价格，约是中国货物运到美国的三分之一。”

“选择来美国，一是冲着美国法制体系比较完善，挺讲规矩；能源、电力等资源也比较丰富，电价约比国内便宜二分之一；唯独人力成本高，大约是国内的3-5倍，但总体来说还是利大于弊。”他说。

美国“贫困区”的人问：中国有没有电视

在美国，发达与贫困，繁荣与萧条，很难被“看”出来。除了具有代表性的大城市外，无论走到美国的哪一处，完善的配套公共设施和高速路网都遍及各个角落，几乎别无二致。

据2014年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位于美国东南部的南卡罗来纳州GDP总值共计1903亿美元。在全美50个州中位列第27，而公开数据显示其2012年的人均收入更是列各州倒数第二，却肉眼鲜见想象中的“贫困”。

或许只能从一些极为有限的细致末节中感受到“贫困”。

一位在当地工作的中国人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在南卡，一些工人一旦拿不到上周周薪，第二周就没有余钱给汽车加油了；一些当地人的受教育程度比较低，他们没见过什么世面，有时甚至会问‘中国有没有电视’之类的问题，这些可能就是‘贫困印象’。

时任南卡州政府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林新伟（John Ling）对澎湃新闻记者说，美国的贫困，光凭看是看不出来的，得用数据说话。各州各县郡的GDP、失业率和受教育程度高低等等才是衡量贫困萧条区域（Depressed Area）的重要指标。1999年，林新伟将海尔带到南卡州，海尔在此投资了4000余万美元，这一案例被视为中国走出去的“范本”。如今，他受聘美国佐治亚州政府，担任中国首席投资代表，希望在一个更大的平台上协助更多的中国企业成功投资美国。

这些指标与各县郡的招商优惠政策息息相关。林新伟说，每个县郡都会根据各项指标进行评级，从某种程度上说，县郡发展等级低，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可能就会越多越丰厚。

即使是在同一县郡内，以邮编为单位的不同区块也会被划分成不同发展等级的区域，县郡政府也会给一些发展等级低的区域提供更优惠的政策。

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大连远东成功并购美国格林菲尔德工业公司（Greenfiled），2014年，公司决定在原址建设新的办公楼、厂房并投资一批新的生产设备，总投资额约1000万美元，该项目预计将为当地新增就业38人，该投资获得了联邦政府、南卡州政府、奥康尼 县政府的多项优惠政策和奖励，并同时获得了当地银行的优惠利率贷款，其原因之一就是厂区所在区域属于“萧条”区域，政府希望用各种优惠政策吸引投资、提高该区域的就业水平。尽管从外观上看，澎湃新闻记者根本看不出这里和其他区域有什么区别。 

大连远东副总裁孙丽雪告诉记者，这样的优惠政策也让她感到意外。

对于这些发展等级低的萧条县郡，引进一些大项目让他们欢腾雀跃。

根据南卡税务局数据，2013年计划引进科尔时，地处棉花产区的兰开斯特是南卡州的一级发展等级县。100多年来，兰开斯特县一直是纺织行业的领头羊。但在2007年，当地纺织工厂被迫关闭，根据联邦储备系统的数据，1995年至2007年，兰开斯特郡减少了1万多个工作机会。

对时任县郡招商局主任基斯• 托纳（Keith Tunnel）说，2013年把科尔集团带到兰开斯特的那一年，是他个人事业的最高峰，带给他无与伦比的成就感和骄傲。

托纳告诉记者，科尔集团的项目是兰开斯特县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单一工业投资——2.18亿美元，这是兰开斯特唯一的一个中国项目，能为当地创造600多个纺织相关工作岗位。科尔带来了世界一流的纺纱线设备，即使是在当地从事过纺织行业的员工，也得从头学习如何操作这些新设备。

“科尔来到兰开斯特，这可是我事业上的光彩一笔！”托纳说。

为了迎接科尔，南卡州经济发展协调理事会批准了财税优惠政策以及400万美元的赠款，以资助该项目的基础设施建设，科尔厂房附近的一条道路将会被拓宽。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也有了改观。2015年，兰开斯特已从发展等级最低的一级县郡上升为二级。

只有“想法”没有“项目”的中国企业

有时候，优惠政策太多、选择太多，会变成甜蜜的烦恼。

孙亚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2012年8月公司前往美国考察选址，到2014年3月厂房正式完成交割，再到改建厂房准备试运营，她都是亲历亲为。

她对处理这些事务的总体印象是：两个国家很不同。如果按在中国的惯性思维来做事情一些在中国做起来毫不费力的事情，到了美国就会变得很复杂。

“中美的差异太大了！很多细节都不同，每走一步，我都得停下来好好想一想，理解一下，然后再做决定。”孙亚感叹道。

SUN FIBER的母公司浙江慈溪市江南化纤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再生涤纶短纤维生产的中小民营企业，拥有11万吨产能，是国内同行业中的佼佼者，其产品的65%-70%出口至美国，是该领域内对美出口数量最大的中国企业。2013年，江南化纤在切斯特县购买了一块总占地56英亩，面积为480000平方英尺的旧厂房，随即开启工厂改建和扩建工作。

“比如选址，我们原本打算绿地投资（完全在空地上新建厂房的投资方式被称为绿地投资），看了十多块地，后来发现绿地投资成本更高，于是我们又决定购买旧厂房改建，又看了十多个地方，最后综合考虑物流、地价等各个因素，选在了里奇堡。”孙亚说。

“举个例子，在中国，电价、水价标准都差不多，而且没有商量和选择的余地，在美国选址时，光是考虑用电成本就很费劲，首先美国有许多私营供电商，不同地方的供电商不一样，而且每一家的标准都不同，选择余地很大，作为用电大户，我们在选址时就必须将这一块因素考虑得更仔细周全。如果别人来问我电价的成本，我能回答的是我公司的价格没有参考价值——因为每个地方都不一样，即便是同一个地方同一家供电商，不同用电量的价格也不一样。”

“关于人事雇佣方面，考虑到不同县郡以及同一县郡对不同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不一样，需要考虑的雇佣方式也不一样，不同企业之间也没有太多的参考价值。用工成本也是个性化的，我们得自己为员工选定保险并选择相关的条款，这保险种类多每种保险还可以有很多的条款选择，又看花了眼。”

“还有度量衡换算，我们的设备大多从中国进口，厂房又是同设备结合度很高的专用定制厂房，原来都是公制，在美国施工又全部换算成英制，我们都堆了一屋子的换算图纸……得到的信息太多。”孙亚说，“在美国，绝对不能以在中国投资办厂的惯性思维来考虑美国的事情。”

选择太多，一些中国企业看晕了，干脆就把“烂摊子”交给咨询公司来处理。一些咨询公司也是叫苦不迭，被当成了“保姆”。

戴维洛普国际咨询公司（Development Adivisors）是一家负责选址、奖励政策分析和政府关系咨询的公司，总裁帕特洛克•奇默（Patric S. Zimmer）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他接触了许多中企老板，发现一个通病：大多数来找他们做咨询的中企老板，带来的是“想法”（Idea），但是没有具体的“项目”（Project）。

“比如，一个中国老板会这样问我们：我想开一家制鞋厂，我该怎么办？我们很无奈，毕竟我们是负责帮助企业做具体问题咨询的，而不是像保姆管家一般方方面面全部兼顾，手把手替老板规划‘如何来美国投资？’，好歹公司也得提供一个大致的规划，我们才能着手。”他说，“和日本、德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来美国投资属于‘初级阶段’，他们一般都没什么经验，有许多问题也在情理之中。”

有当地人上一天班就离职，只为获救济资格

科尔的厂房内，空气中有一丝丝棉絮漂浮，机器轰鸣声震天，全然听不清楚旁人的对话。澎湃新闻记者看到一些正在工作的员工，有些眼神躲闪、有些精神涣散，还有两个在清理棉絮的黑人员工，竟然随意用脚踢地上的棉絮。

科尔集团董事长朱善庆告诉澎湃新闻记者，从去年11月工厂试运营开始，在职工人共计150人，其间也走了150个人。有些是主动离职，有些因消极怠工而被辞退，一年之内，科尔在美国前前后后换了4任人力资源主管。他自己万万没想到，科尔会遭遇人事困扰。

“员工流动率太高了。”朱善庆说，“从应聘、面试、入职，招聘一个新员工的花费约150美元，毒品检测、信用调查、岗前培训……结果上了一天班，就走了。”

他说，一般工作3天离职的比例最高。

即使科尔开出了高于当地每小时8-9美元的平均水平工资，每小时约10美元，总是有一些员工忍受不了纺纱厂内的工作环境而辞职。另一方面，美国当地福利政策规定，只要工作1天，离职后就能申请失业救济，许多人也是冲着救济金而来。

“一些员工的纪律意识也不高，有些消极怠工，有些随意性太强，不守规矩，说请假就请假，怎么讲都没用，拿他们没办法。”设备工程师倪钢告诉记者。

将科尔招商进入兰开斯特的托纳有些苦恼，他认为这是科尔不主动融入美国的体现：“科尔员工的流失率奇高，科尔的每一任人力主管都和我说过，他们提出这样那样的招工要求——不要胖的，不要黑人，这怎么能行？这在美国是犯法的啊！”

“我给科尔提建议，说你们这样不行。我对科尔说你们需要招一个能力强的人力主管，但科尔似乎并不在意。”托纳越说越忧虑，透出隐隐不安，“我现在倒有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来到美国，既然选择来美国投资，就得入乡随俗，遵守美国法律，不是吗？”

对于托纳言辞犀利的批评，科尔也有苦衷——“我们也不能说不要胖子、不要懒惰的，但是有些工作强度大的岗位，确实不适合一些人。”朱善庆说。

“美国人普遍没有中国人勤劳，和白人相比，工厂里勤奋的黑人比例确实偏少，”倪钢说，“不管胖瘦肤色，其实我们就喜欢肯干活的、勤劳的员工。”

朱……朱……在哪？

几乎每一家中国企业都难以避免语言障碍，习惯不同和文化差异也常常会带来彼此的不解，甚至是不快。

在一个没有翻译的周末，澎湃新闻记者在科尔厂房看到了这样一幕：一位中国工程师问一位美国工人：“朱……朱……在哪？”美国工人怔怔地望着中国工程师：“Rockie？you mean Rockie？”中国工程师焦急地回应说，“那，谢……谢……在哪？”美国工人怎么也答不出，对话就此结束。

中国工程师倪钢告诉记者，因为一些从国内派到美国的员工不会说英语，所以大家在美国的社交圈也限于中国同事，平日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往来于工厂和宿舍，周末偶尔会在翻译的陪同下一起外出郊游。

玛莎拉•奥尔蒂斯（Mashayra Ortiz）是科尔的一位老员工，她告诉记者，曾有一位中国管理人员不小心拉扯了员工的衣服，员工觉得受辱，决意辞职。实际上这只是一场误解，那位管理人员比较性急，他没有什么恶意。

一位科尔的纺纱车间员工要求更换口罩，中国员工嘀咕说：“怎么又要换口罩，一天之内就要换好几个口罩”——据了解，在一般情况下，一位中国纺纱工一个月才用掉10多个口罩。

格林菲尔德公司总裁泰·泰勒（Ty Taylor）告诉记者，2009年大连远东集团并购整合期间，大连远东集团董事长齐树民曾要求在一个周末，也就是2天之内完成机器设备的搬迁和位置重组，他们觉得在美国，达到这样的高效率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江南化纤为了避免文化差异带来的摩擦，还特意要求咨询公司起草一本近40页的员工手册，明细法律体系框架下所需要注意的准则——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问，皆一一罗列。

要慢慢来，不要慢下来

“走出去”的成长阵痛不可避免。中国员工和企业主们告诉记者最多的一句话是——慢慢来，会好的。

“一步一个脚印”，“摸着石头过河”，中国人更为偏好“循序渐进”。

美国人托纳则有不同的想法——“中国人喜欢‘走一步看一步’，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做一件事情之前就得周密、仔细地计划好。”托纳说。

最后，托纳还是选择理解中国人的“慢慢来”，他觉得科尔很了不起，“作为在美国直接投资设厂的第一家中国纺织企业，科尔绝对称得上是‘吃螃蟹的中企’，有些问题也很正常，需要时间去磨合融入。”他补充说，“可以‘慢慢来’，但千万不要‘停下来’。”

朱善庆并没有停下来。科尔在磨合中美两套管理班子的过程中前进，增加邀请美国主管吃中餐的频率。新的土地已经平整好，科尔二期将于今年10月中旬破土动工，不过他还是隐隐担心后续的管理问题。至于更远处的一片还未开垦的树林，朱善庆笑说：“这些就交给下一代吧。”

大连远东的新办公楼和厂房业已竣工，公司在9月18日举行了项目落成的庆祝仪式。公司的美国管理人员也逐渐认可了齐树民的中国做法——两天之内搬完设备并非不可能，集中力量办一件事，效率会更高。大连远东也为奥康尼县郡的学校和社区提供实习和培训机会，齐树民想要做些什么以回馈社会。

孙亚还在筹划她的二期工程，江南化纤已经为一期工程投入约3000万美金。她也不忘继续推她的“中美融合”工作。孙亚自感她的“中美融合”进度已至80%，但她也感到这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作，而且越到后面越难。记者也确实从她的“中美融合”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惊喜”。

SUN FIBER的行政副总裁董克理（Christopher Winters）一边带澎湃新闻记者参观厂房，一边说起他们公司的特殊福利——公司规定除美国法定假期之外，还多了一天“春节假”。

“我们在春节吃中餐，大家会包饺子吃，美国国庆，大家会集体烧烤、吃汉堡，老板也没什么架子，会和我们一起做饭，帮忙端美食上桌。”

临走前，澎湃新闻记者向董克理提出在工厂入口照相的请求，他欣然同意。不过，他犹豫了一下，摘下了自己的深绿色安全帽，“我知道在中国传统里，‘戴绿帽子’很不好吧……我还是摘下‘绿帽子’拍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