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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太平洋世纪”的管理必须是中美合作

【美】史蒂文·胡克 约翰·斯帕尼尔
2015-09-29 15:3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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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9月22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访美,《人民日报》撰文称:中美关系历史进程中新的一幕徐徐拉开。“过去500年,世界格局总是受大西洋洋流的牵动。21世纪,太平洋的风向正在成为一种决定性力量。”

了解中美关系,自然要熟悉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肯特州立大学政治系教授史蒂文·胡克和最早从事美国战后外交政策研究的权威专家约翰·斯帕尼尔合著的《二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是研究美国外交政策的经典著作,最近推出了新译本。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中一章,原题为:中国在太平洋的挑战。

二战后,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主要关注从北非跨越中东而延伸到南亚的“动荡弧”地区。中东的大量油田使该地区对所有工业化国家都至关重要。1948年以色列建国,对美国而言,对其进行保护是美国在该地区的第二大利益。只有冷战的重心欧洲才在美国重点地区清单上占有更高的位置。

然而,2011年奥巴马总结道,全球均势的改变要求美国有新的地缘政治关切。11月17日,在澳大利亚议会演讲的中他声明了这一新动向:“在我们打了两场在生命和财富上都牺牲巨大的10年战争后,美国将转向具有巨大潜力的亚太地区。”

这一地缘政治的转变得到了奥巴马对外政策顾问的大力支持。鉴于美国与东亚关系的历史,这种转变需要小心处理。美国与其欧洲盟国以各种各样的多边条约和联盟关系而联合起来。相比之下,日本、韩国等东亚盟国则与美国分别形成了双边关系。美国以这种“没有框架的轴辐”模式(rimless hub-and-spokes model)将彼此提防的东亚国家联合成一个集团。因此美国的挑战是在东亚建立一个安全共同体,以克服这些内部的紧张关系而且使成员方免于外部威胁。对国务卿克林顿来说,“在该地区,我们是唯一拥有稳固联盟网络的国家,我们没有领土野心,长期以来致力于提供共同利益。”

尽管美国在大多数公开声明并未说明,但在东亚美国盟国的主要挑战来自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腾飞、军事发展使中国转变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在此期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保持10%的增长,但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代价的。1980年,美国对华保持着很小的贸易顺差。然而,到2010年顺差变成了2730亿美元的逆差,几乎占美国贸易总逆差的一半。加之美国的脆弱性,中国政府购买了美国大量国库券,以补贴美国猛增的国债。2010年这些债券的价值已接近1万亿美元。中国领导人只要兑现其中一小部分,即使不使美国破产,也可以使其瘫痪。

在此期间,中国将中央计划的强有力的措施与积极参与全球出口市场相结合。尽管中国剥离了共产党的经济职能,但中国仍是共产党国家。毛泽东的继任者邓小平支持私营企业、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开启了中国的转型。江泽民遵循着相同的经济改革模式。如同冷战期间一样,20世纪90年代中俄两国领导人进行了很多国事访问,催生了许多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长篇大论。

这些局势使美国预测“中美冲突即将到来”。由此观之,当中国经济、军事越来越强大,而且中国领导人希望以民族主义取代共产主义时,他们将会主张中国成为亚洲的主导国。在克林顿任期内,他持有更为乐观的看法,后来奥巴马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看法,即与遏制相比,接触更会增加中国国内自由,并使其更愿意与美国合作。2000年克林顿说服国会使中美贸易关系正常化,那些寻求进入中国巨大国内市场的美国公司广泛支持这一行动。虽然中美双边贸易关系有所突破,直接使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但尽管如此,中国仍反对单极均势体系中的美国霸权。中国领导人也限制美国对华的出口量,使美国商业和政治领导人感到非常失望。

2001年1月,当小布什入主白宫时,他对中国采取了强硬的立场,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不是伙伴。小布什抱怨不断扩大的贸易失衡,公开谴责中国领导人实施的计划生育措施。他也控诉中国领导人向伊朗等动荡的政府出口尖端武器。然而,“9·11”恐怖袭击事件促使美国和中国在反恐战争方面达成了共识。小布什指望江泽民及其继任者胡锦涛提供帮助,抓捕恐怖分子和阻止其赞助国获得弹道导弹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对中国帮助的回报,美国白宫保证不再指责中国内政,甚至支持北京夺得2008年奥运会东道主的资格。中美两国很清楚,与冲突相比,合作更服务于各自的利益。

奥巴马于2009年就职之后,恢复了克林顿和中国的接触政策。然而,美国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奥巴马对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几乎没有什么优势。与此同时,中国着手军事现代化,研制了新一代核导弹、攻击潜艇和战斗机,从而支撑着中国的地面部队。2011年中国部队已超过120万人。地区均势的这些现实加速了奥巴马转向亚太的速度。历史上大国的崛起和衰落始终贯穿着冲突。鉴于此,“悲观主义者”预见了中美各方面愈来愈严重的竞争态势:在台湾方面,中国仍将其视为一个省份;在中国南海方面,中国宣称拥有其主权;在俄罗斯方面,中俄要求终结美国的首要地位;在非洲,中国实施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工程;在全球贸易谈判中;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各种各样的事务上,比如伊朗、朝鲜和叙利亚问题。基辛格等“乐观主义者”坚信两个超级大国能够和平解决分歧,因为中美两国在稳定的、经济活跃的世界秩序中有着共同利益。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全球目标的实现需要美国这个“自由主义利维坦”的支持而不是抵制。

美国领导人在实施亚太战略方面面临着很多选择,然而中国领导人起初是以警惕的心态看待这些战略的。冷战期间,美国为阻碍中国的地区影响,与日本、韩国以及菲律宾等岛国建立了双边关系。但当中国与构成美国地区势力范围的东亚市场逐步确立联系时,这种模式便过时了。日本正在奋力克服旷日持久的经济衰退,再也不能依赖于对美出口而解救自己了。韩国希望解决与朝鲜长期的对抗关系,这便更多地取决于中国而非美国的外交。在此背景下,“太平洋世纪”的管理必须是中美之间的合作性行动。尽管如此,奥巴马仍然决定在澳大利亚北部海岸部署美军小型分遣队,清楚表明美国领导人做好了准备,迎接中国在中美两国相重叠的势力范围所带来的任何挑战。

《二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美】史蒂文·胡克、约翰·斯帕尼尔/著 白云真、李巧英、贾启辰/译,金城出版社 2015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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