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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陆川:我打心里不认同盗墓,那就是入室抢劫

澎湃新闻记者 陈晨
2015-10-01 18:47
来源:澎湃新闻
有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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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是因为小时候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大学四年又在南京军校度过,陆川也许不会呕心沥血花五年打磨《南京!南京!》;要不是生在新疆苍茫的戈壁滩边上,陆川说自己拍《可可西里》就不会有那么多感受,“人生都是有因果性的一个事,来决定你后来的路。”自称“有神论者”的陆川,连《九层妖塔》这部改编自畅销小说“鬼吹灯”系列的电影都和自己的人生关联得起来。

《九层妖塔》剧照

作为眼下这个被电影、电视剧、网剧疯抢的超级热门IP的第一部视觉化作品,陆川版的《九层妖塔》综合前四部小说改编,更多糅合了第一部《鬼吹灯之精绝古城》和第三部《鬼吹灯之昆仑神功》中的情节,而胡八一这个主心骨人物也要从一个涉世未深几乎是一张白纸的纯朴少年开始成长。电影中加入了书中未曾提及的749局,那是陆川第一个工作的地方,研究的就是些怪力乱神的超级然现象。陆川说自己从小就觉得现实世界挺无趣,上课会幻想外星人开飞碟来绑架了前桌的女同学。

陆川本就不是位多产的导演,拍到第五部电影的时候,电影工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算得上是第六代导演中第一个搭上“IP热潮”的“弄潮儿”。制片人张昭评价陆川是“中国文艺片导演中最有西部气质的导演”。当年陆川拍摄《可可西里》拍到植物性神经紊乱,时常发生的耳鸣被他形容为“听到边塞的风声和鬼怪的嚎叫”,而这个理由成了出品方确定“他有对西域那片土地的想象力”的铁证。事实上,上一部电影《王的盛宴》,陆川对其付诸心血、寄予厚望,结果票房口碑双双失利,甚至在圈里传出一个段子,说他拍完这电影回到自己北京的工作室,原来的工作伙伴们都已经离开,人去楼空。

这次的《九层妖塔》对陆川来说很不同,他成了被一个商业机器“选中”的职业导演,和过去要去表达自我、反思时代的种种文艺诉求不同,这一次身为导演的陆川的任务是完全用一个导演靠画面讲故事的基本功去呈现一个拍案惊奇的“很飞”的世界;电影风格从“走心”换成了“走肾”,视效技术成了电影最大的挑战和难题;从题材上来说,则是一个拥抱甚至带着迎合性的商业主题。做出这样选择或者“被选择”的陆川,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采访的时候稍有感慨面对这个时代的迷惘,转念又沉浸在更“纯粹”的打磨一部有趣电影的乐趣中。

陆川  高征 澎湃资料图

【对话】

随时做好拍完一部就走的准备

澎湃新闻:《鬼吹灯》系列作品基于什么样的原则改编?在改编难度上您觉得大么?

陆川:八本书看完之后,我会觉得改编起来其实还是有难度的。因为没有一个中心故事,尤其要在两个小时内要去编排情节。看的过程中我又做了一些摘记,尤其前四本,比较打动我的罗列了一下,然后开始写这个剧本。

虽然我们买了4本书,想不断地改编下去,但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如果第一部电影拍砸了的话就没有后面了,不能指着后边把它说清楚,所以第一部电影到底讲什么故事,这个故事下面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其实一直在考量。书往下看,我觉得它可能受中国历史上这种章回式小说影响比较深,它有点像《西游记》,因每一集都很类似,从一个墓穴到下一个墓穴接连打怪,但它在剧情上没有融合人物之间的关系,还有人物的成长,就是一个危机去解决这个危机。这么一个传统的剧情,这些东西是缺失的,需要我们去补一下。

澎湃新闻:这个IP拥有数量巨大的书迷,这个基础会成为改编的障碍吗?

陆川:在我这儿不是障碍。我自己在写剧本的时候,确实对忠于原著方面考虑的不是很多,但随着合作者越来越多,我发现他们每个人都在提醒书里是怎么写的,所以这才逐渐成为一个事儿。所以我剧本完成后一直在改,一共改了14稿,就是因为要结合很多很多人的意见,最后打印出来的剧本意见差不多是剧本的两倍厚。

写的过程中,我发现如果做一个电影针对书迷的话,怎么做都可以,但电影最重要的考虑就是针对书迷还是普通观众,如果对普通观众这个剧作的写法,应该是基于书,但又应该跳开书,人物的来历、前史、世界观,这个东西都要去讲究一点。所以应该说这个电影是基于“鬼吹灯”,但是拍给书迷以外更多的普通观众看的,这是我们当时改编的时候在这方面的一个考量。

澎湃新闻:14稿意见讨论修改下来,最后什么是原著小说的精髓呢?

陆川:形式上来说,是盗墓、探险和打怪,这三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财富是人物,胡八一、王胖子、Shirley三人组,这个是它看上去比较明显的一个特征上的东西。但有些东西明确不让拍,盗墓不让拍、鬼不让拍,那么剩下的还有什么东西?在我看来这本书最重要的东西可能是,它给电影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平台,去探索未知,这种探索未知的勇气,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澎湃新闻:未来“鬼吹灯”会有一系列电影,事实上对于这类电影观众很容易吐槽“看了一部电影像看了一部预告片”,你自己在创作这种系列电影的时候,需不需要有意识地考虑比其他单独的这个电影有更复杂的格局?

陆川:我拍电影是从来没有重复过自己的人,所以我没把这个当做一个系列片拍,我随时做好准备拍完一部就走,所以我做这一部,就是希望这一部能够完成作为一部电影的价值。

其实我跟曹郁、姚晨、赵又廷一直在商量这个事,结论是,我们要在这部电影结尾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它自己真正的结局。当然它应该有一些伏笔,这伏笔是留在下一部戏再去解决,但是这部电影拎出来看,它应该是一部自主自足的叙事结构,它在结尾应该有自己的高潮,它的人物到这儿时候应该有一个自己相对圆满的结局,谁也不好说可能谁未来十年就一直在拍这个,至少我和我的主创都没有这么想过。

只想把剑锻造到最美观

澎湃新闻:这个片子有各种来自好莱坞的技术团队,通过合作亲身感受到中国电影和好莱坞的差距是怎样的?

陆川:其实我觉得从想象力来说,没差那么多,我觉得最大的差距一个是管理,一个是执行。我们实际有效的工作时间也就是六七个月,我们能用这个时间做完后期,原因是我们整个筹备期和整个拍摄期,特效工作没有停,而这个特效工作的管理和组织是由国外这一批管理团队来严格控制,他们的管理组织和对导演创意的执行,是很严格的。

当然在中国还是有中国的特色,中国不可能每一场戏每一个镜头要按照脚本来,脚本画得太高大上了,结果到现场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比如说这个环境,他可能画的是一千亩,但是到现场可能是一亩,你怎么拍?还就得用中国土法炼钢的方式,想办法去弥补很多很多问题,很多事要随机应变,所以还是要沟通的。

澎湃新闻:去和技术特效做结合,对你来说“磨”导演技术这一块,是不是也有限制和挑战?

陆川:其实他们给我更多的东西不是束缚,而是帮我去落地,他们回去拆解我的所有的想法,然后把它变成分镜头,然后动态的分镜头,然后做成3D的动画,然后再用maya去推算出怎么去拍摄怎么去实施,帮你一点点实现,所以当你拍完,也就初步的剪出来了,然后再交到后期公司,所以这整个是一个流水线的管理形式,当然也肯定犯过错误,但总的来说这根钢丝是走过来了。

与其说限制,更应该尊重和沟通。不能由着性子去拍,这是我做视效电影最大的体会。

澎湃新闻:现在有没有想向圈内朋友炫耀特别牛的地方?

陆川(直接掏出手机视频向记者展示):其实我采访前就想让你看,但问到这儿就让你看一下,你就能理解。它需要注意的每个细节,比如你刚刚看到的公车的互动,撞上去,怎么让公车变形,包括野兽和人物之间,我希望这次人兽之间的互动完全是符合力学的,物理的,各方面的科学,包括砸下来的东西该多大的坑,我们都有算过。因为以前这方面老被诟病,所以这次要做个事,虽然成本不高就一亿人民币,但我们希望能够看上去差不多能有一亿美金的效果。这是我们想要将来和大家分享的,中国也开始有这样的电影,能够做到这个程度。

澎湃新闻:从之前《南京!南京!》、《可可西里》这样完全从自己表达欲出发拍电影的文艺片导演到被选中成为一个商业视效大片的职业化导演,心态上有什么变化吗?

陆川:你有一部分说得特别对,是“被选中”的,但是当时也有一些别的项目也想选中我,所以其实能够被选中,是因为我其实内心也想选这个,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一个事。我对于拍这样一部戏的制作和制作本身,充满了巨大的兴趣,因为我们是在拍怪兽,是在拍想象力的东西,是拍明天的东西,这是我以前从没触碰过的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嗨的事。

虽然这次是个商业片,但它不是一个很功利的事,我确实觉得做这个事非常好玩,它跟《南京!南京!》有很大区别。《南京!南京!》、《可可西里》、《王的盛宴》,前面这几部戏吧,在拍摄的时候是有一种形而上表达的抱负,特别有强烈的愿望说一些形而上的事,除了拍电影这件事,还有一种精神上的诉求。

但我做这部电影的时候更纯粹,更回到了一个很纯粹去玩的状态,每天都在想怎么会更好玩一些,拍之前的戏吧,也很玩,但是每天要想一个表达,而这次就是要让每一场戏都要有意思。我觉得是在两个方向上使力,这次更像是一个专注做剑的手艺人,要把这个剑做到最美观,先不要去想这个剑的意义的所在;可能之前做的这个事,你不仅要想做个剑,而且要想去参悟剑道。这次纯粹就是要把剑做到最极致,只能用一百层钢就不能用五十层钢,这个过程我觉得还挺纯粹的、挺过瘾的。

澎湃新闻:所以这次的电影就没有那么强的作者性了?也不试图在别人故事框架里做自我表达了吗?

陆川: 一定还是有我特色的电影,但这个风格具体是什么,每个导演对自己的要求不一样,有些作者要求个性是在电影前面的,他要求突出自己的个性,而对我来说,我更享受的是自己选取的每一个题材中去充分地展现这个选择本身。我已经做了四部电影,你不管怎么做,你的作者性都是在场,所以你没必要去为了这个事纠结。我觉得电影本身它自己就能说明很多问题。等到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我还在。

淡化盗墓因为题材敏感,也因为自己无法认同

澎湃新闻:这次电影中你自己加入了一个749局的设定,听说你原来还做过一些研究怪力乱神的工作,这个背景可以介绍一下吗?

陆川:我是一个有神论信仰者,相信所有事都是有缘,我当年南京军校上大学,后来拍了《南京!南京!》,我生在新疆一个戈壁滩旁边一个小镇子,所以我拍《可可西里》有那么多感受,人生都是有因果性的一个事,来决定你后来的路。

大学我学的是军事外交,我的同学大部分是在全球各个大使馆,我分到的那个单位工作主要是做一些资料的翻译,那个单位就叫749,所以那个时候你要给我写信就写北京749信箱陆川收。那个单位其实跟我们电影里的关于人体和神秘现象的研究沾点边,当时去工作接触了一些录像带,你会发现真有一部门拿那些不可思议的事一本正经地在研究。虽然我没有做太大贡献,但我恰恰看到了这批人,是你完全想不到的领域,这个领域不是生命科学,而是你说的怪力乱神的东西。我在那儿工作时间比较短,考上电影学院后我就走了,现在我写这个剧本,我一下就想到他们了,我觉得应该纪念一下他们吧。

澎湃新闻:前面说到这个电影因为题材限制盗墓的元素被淡化了,会不会有点遗憾?

陆川:起初为了准备盗墓这个事,确实去认识了一批这方面的人,通过各种关系跟他们搭上线,聊过很多次天,后来成为很熟的朋友。他们会给我看他们手机里下到墓葬里掏东西的照片,那些现场的视频还是对我触动很大。因为看了这些东西,恰恰给我一些负面和反面的感觉,那个画面太刺激了,留下了非常深的阴影吧。

澎湃新闻:有刺激性的画面不是应该更激起作为导演的创作欲吗?为什么反而不拍了?

陆川:那个是第一现场,被盗过的墓穴里面是一片狼藉,然后棺材都散落一地,还有人的骨头和一些陪葬物品,有些尸骨身上的衣服没有完全腐败的,都皱成一块被踩来踩去。他们把墓室的壁画都切下来,夹着运出去,还看到他们把一些有些珍贵的文物都拿出来,不珍贵的就现场敲掉了。这些真实的画面我觉得我难拍,因为我不觉得那个事是一个对的事,盗墓无论如何,不管你怎么写得好玩有趣,都是一个不对的事,我打心里无法认同它,摸金校尉、搬山道人等等这些名称,它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它就是盗墓、就是入室抢劫!而且我看到他们每次盗墓带来的文物的破坏是可怕的。我们确实一开始想把盗墓很细致地表现一下,包括怎么悟良辰,怎么去看这个土的成色,我专门去研究了盗墓史,但是我觉得要把它拍出来,用电影这种手段把它传播出去,我心里是抵触的,我不知道我用我的方式去美化它,或者把它变成一个有意义的事,会不会遭报应。所以现在盗墓这个事是被淡化了,探险是被强化了。

还在思考怎么适应时代,事情已经落在你面前

澎湃新闻:这次《九层妖塔》在西域取景,和当年拍《可可西里》的地方应该很近,故地重游,拍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题材,有会感慨吗?

陆川:确实,我觉得这两年有这种感慨,感觉真的那个时代过去了,像我们这些人都是从经典电影走过来的人,都是拍过胶片,曾经把拍胶片电影当作一个宗教去信仰,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胶片电影会消亡,胶片的整个工业体系和标准以及它的格式全部会消亡。而这种消亡其实极大地拉低了电影的准入门槛,中国电影迎来了高歌猛进的一个时代。过去那两年,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旁观者,一面筹备这个片子,一面在琢磨面对这个时代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澎湃新闻:所以《鬼吹灯》是表明告别一个时代,或迎合一个时代的开始吗?

陆川:应该说没有想明白这个事。还是在思考中,事已经落在你面前,其实是一边在写剧本一边在思考,要拍这个电影要怎么拍。但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因为“鬼吹灯”才有。这个事跟时代很有关系,但相对个人的微环境来说,它没有那么具体和有指向性,对我来说每部戏都要做要拍什么,什么是现在要做的事。

你说去拥抱这个时代还真不是我的习惯,真到干活的时候还是要拥抱自己,电影这个事挺累的,活生生为别人去干,肯定干不久。其实很多东西都看你是怎么去读解它,我觉得这个片子还是有它自己的力道在。

澎湃新闻:以前传说你面对作品泪点很低,这次有改观吗?

陆川:其实我的泪点不就是《南京!南京!》吗,就这一次。我个人确实是一个泪点低的人,我在家看电视,看片子就容易哭。但《南京!南京!》确实很艰苦,我觉得用五年做一部片子,当首映的时候肯定受不了。这个片子我不知道,但个中甘苦只有自己知道,这次可能团队哭得会比我多一些,反正我们特效总监说我特别疯狂,特别磨人的一个人。我觉得人会成熟,可能以前做电影更多看到的是自己的辛苦,现在会看到团队的辛苦,所以要哭是他们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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