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雕塑市场混乱谁来管，别人服吗？且听外媒怎么说

《艺术新闻》的一篇调查曾表明：萨尔瓦多·达利的晚期雕塑市场饱受错误的信息、未经授权的版本、所有权争执以及一些公开欺诈的困扰。这样的情况谁来管？别人服吗？

数年来，总有件事令西班牙卡拉-达利基金会气愤不已：多数来巴塞罗那旅游的人，总是先在一个叫达利雕塑家博物馆的地方碰上达利的作品，可那只是展示艺术家生平及其晚期雕塑的一个商业展，恰位于城市的游客区。2014年6月，基金会终于赢得和达利雕塑家博物馆的为期三年的诉讼，巴塞罗那一家法院裁决，雕塑空间的主人滥用达利“品牌”，且故意误导消费者认为它是一家官方博物馆。案件虽在上诉阶段，但基金会已向法院提出申请关闭此展览。基金会经理吉安·曼纽尔·萨维拉诺·加巴伦相信，有此先例，他日后便可提出要求，命令其他不当利用版权、商标和达利作品的营销人员调整其市场策略。

这是一次罕见的胜利，因为基金会已经多次尝试去监管达利作品中的灰暗地带：艺术家晚年委任的雕塑生产和销售，在其1989年过世后的多年，仍在翻铸、销售。自2008年，《艺术新闻》（ARTnews）首次刊发达利雕塑复制品工业迅速升温后，基金会便通过法律程序和道德劝说试图减缓达利作品扩张的趋势。其中，基金会和另一个在柏林的达利展览已经就其营销策略进行了数年的诉讼往来。不过，进程之缓慢表明了即便是富有的基金会，也仍然难以完全掌控一个大艺术家的遗产。

达利已死；达利新作长存

　　《艺术新闻》的一篇调查表明：萨尔瓦多·达利的晚期雕塑市场仍然饱受错误的信息、未经授权的版本、所有权争执以及一些公开欺诈的困扰。雕塑作品还不断大量涌向拍卖市场——包括最近有两年，苏富比和佳士得基本上完全停止了达利雕塑的交易。

　　与此同时，存疑的新雕塑不断涌现。达利专家尼古拉斯·德尚——其父罗伯特曾是达利的知己、学者，并担任其1985至2004年的商业经理——说他经常在eBay网和拍卖会上看到先前根本不知道的“达利”雕塑。《身体形状的鞋》便是一例，去年12月上海一家拍卖上，这件归名为达利的铜雕拍出了9408美元的价格，但德尚说，“我可从没听过或是见过任何素描”可能作为这件作品的草图。

　　这些新雕塑的来源尚不清楚，但达利存世雕塑的仿制品却能在网上轻易找到。永恒工艺制造商是河北保定的一家铸造厂，却销售着看似是班纳米诺·莱威——欧洲主要的达利雕塑供应商之一——的一些达利青铜雕塑，并根据尺寸和定做数量的不同，标价在1200和4000美元之间。笔者佯装潜在买家，通过邮件询问铸造厂，欲购买一件123cm高，看起来和莱威生产的《空间金星》完全一样的达利青铜雕塑。销售顾问回邮件称，生产一个版本的25件作品，标号1-25，附加三份有编号的“艺术家版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价格是1600美元一件铜雕，包括运至费城的运费，并承诺收到订金的30天内送达。顾问甚至通过电报发来了铸造厂使用的“达利”签字的照片。

　　当被问及铸造厂是否有生产达利雕塑的许可证时，顾问回邮件道，“不好意思我们没有，我们只不过是根据客户需要，来制作雕塑和工艺品的工厂而已，只要他们给我们照片，我们就能照样子做出来。”

　　尽管不能确定这些雕塑最终是否被卖出，但对没有道德的市场操手而言，巨大的经济利益会驱使其将仿制品认定为原件。一件四英尺高的“艺术家版本”、李维于1977-1984年制作的《空间维纳斯》（1977-1984），2010年11月便在香港伊斯特拍出了141790美元的价格。萨维拉诺说他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的仿制品，莱威也通过其巴塞罗那的律师称同样没有意识到，但是如果了解到更多的话，会做出“适当决定”的。

　　莱威是十个欧洲主要的达利雕塑发行商之一，仍在持续生产100余种不同的达利雕塑。其中大部分作品是青铜的，有小件一到两英尺高的，每个版本最多发行有一万件，每件几千美元；也有大型雕塑版，12英尺或更高，同样的作品，价格在一百万美元以上，通常一版发行12件。所有的生产商表示都与达利和其代理人签有生产雕塑的合同。不过，对收藏者或是学者而言，判定达利本人在创作中的参与是困难的，付的钱有多少到了艺术家手上、发行上是否遵从声称的版本数量也难以判断。

当年，多数雕塑的权限都是从达利的妻子卡拉手中获取——在她身体逐渐衰弱之时（她于1982年6月辞世），或是从达利手中获得——在他丧妻后极度沮丧之时，以及在他因1984年8月30日的一场火灾严重烧伤的这段时期。高收益的大型版雕塑常常是在达利死后制作的，所以很多都不可能得到他的核准。

　　于是，有学者便会质疑其晚期雕塑的艺术内涵。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的大型达利展览中，晚期的雕塑并未出现，让-于贝尔·马丁（Jean-Hubery Martin）解释道，“这些雕塑中的大多数都源于他的绘画，而完成的质量上也没什么精彩的”。同样，这些雕塑也没有出现在2010年亚特兰大高等艺术博物馆的达利晚期作品展上。客座策展人、华盛顿与李大学艺术史副教授艾略特·金（Elliott H. King）表示，“我关心的问题并不是这些雕塑是否基于达利其他作品的设计或者图像，并得到准确呈现。让很多学者担心的其实是那些灰色地带。这些作品常常不是达利做的，甚至根本没有他签名。这不像绘画跟素描，和艺术家有着直接的联系”。

　　达利将一切全数遗赠给了西班牙，而西班牙赋予了地处菲格雷斯的达利基金会保存达利遗产的权利。这个基金会的资金主要源于达利博物馆和珠宝展、艺术家的房产和他送给卡拉的一个城堡的收入，尽管国家陷入财政危机，但收入仍然乐观。去年整体参观人数较2010年增长7%，达至140万人，收入也增加12.1%至610万美元。

　　基金会并不介意晚期雕塑的买卖，但希望发行商能讲明作品的来源——比如给出确定的翻铸日期，说明雕塑创作源于绘画和素描的时间。不过，基金会却总是被迫使用法律论据来保护对达利姓名、图像和其他相关“品牌”的控制权。比如针对莱威，萨维拉诺便表示，基金会已经提出其“过分利用”条约以及雕塑呈现的“透明度”和“精确性”的问题。但是莱威通过其纽约的律师劳伦斯·福克斯（Fox）否认基金会与之就此问题曾有联系，并表明他在每件售出雕塑的图录和证书中已出具了雕塑的信息。

　　至今，基金会还未质疑制作雕塑的这些合同，因为达利、卡拉及其代理人的确签署了很多合同。《艺术新闻》在华盛顿的美国版权局发现了一批合同，莱威继而授权福克斯向《艺术新闻》出具了其他的文件，证明了他们制作达利雕塑的权利。

　　这些文件表明，晚年的达利和妻子基本上乐意把一切权利都出售，也包括达利的签名，以维系他们奢侈的生活，而交易通常是一次性现金付款，有时是通过雕塑的“艺术家版本”来抵扣。而同时，他们夫妇的商业经理也在艺术家死后出售了其他权利。几百件晚期雕塑的“艺术家版本”——这是基于合同给达利及其代理人作为部分付款的，如果卖出可能价值百万——仍然下落不明。萨维拉诺表示达利基金会库存中有一些，但他也不清楚其余的被如何使用了。

达利归上帝；恺撒归达利

　　莱威今年已经80多岁了，他早年在米兰做画廊起家，但在上世纪70年代和达利会面后便改变了事业焦点。他和他美国出生的妻子罗伯塔如今住在瑞士。莱威称，他有将29件达利原作翻制为多种尺寸和材料的权利。他还在巴黎、伦敦和威尼斯长期运营着达利的商业展览空间，并在世界范围内举办众多临时展览营销达利雕塑。小型雕塑（11到37英寸）供出售，共350件一个系列，和35件“艺术家版本”；同样作品的“大型版”和中等尺寸的“博物馆”版通常是12件或更少一个系列，包括“艺术家版本”；此外还有非商业销售的版本。根据莱威的图录，这些青铜雕塑首次铸造都在1980或1984年。莱威说他已经为这29件作品，以及19件平面作品和两个达利的签名取得了版权。

　　虽然莱威的前六件雕塑的版权是直接源于达利的，但其他作品的版权，他主要还是从达利的商业经理恩里克·萨巴特那里于1972至1981年购买的。根据福克斯提供给《艺术新闻》的材料，萨巴特在1984年10月提供了他“大约30件”作品的版权，而莱威最终买了其中的23件。文件显示，达利已经创作了雕塑的基础性水粉画和草图，且已经在欧洲的铸造厂进行了青铜翻铸。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利去世之后，莱威还购买了雕塑的国际版权以及多数雕塑的大型版版权，分别购于萨巴特和德姆艺术（Demart），后者是罗伯特·德尚（Robert Descharnes）于1985年创设的公司。

在与达利基金会长期的法律诉讼后，德尚最终于2004年失去了对公司的掌控。与德姆艺术的合同要求莱威在售出每件雕塑后要支付12%的专利税（有消息称，自从1994年掌管德姆艺术后，关于利息税的条款一直是基金会争论的焦点）。而与萨巴特的公司德拉艺术（Dalart）的合同要求莱威支付大笔款项——1994和1996年两纸合同分别包括150000美元和370000美元——附加很多“艺术家版本”。

　　萨巴特现在已经是半退休状态，但仍不时组织达利艺术展和纪念展，通常来自自己的收藏并常和莱威联合举办。比如2010到2011年在纽约时代华纳中心，他举办过达利素描绘画原作展，协同举办的便是莱威的达利雕塑展。

　　2008年，萨巴特告知《艺术新闻》，他早在1981年初便从达利处卸任，部分因为他不批准卡拉以达利的名义签署的合同。但是，用以证实莱威的合同的文件却显示，萨巴特1980年8月23日曾在纽约向卡拉购买了很多画作的权限。这项交易还包含了使用达利诸多签名中的一个的权利。此外，还有一个达利在1980年9月10日签署的一份概括授权。

　　根据合同，萨巴特有权依据画作生产各种产品，从“卡拉香水”到青铜雕塑、瓷器、枕头、挂毯以及浅浮雕。德拉艺术在和莱威达成一致前，已经转售了一些附带权利，所以尚不清楚这其中哪些产品制作出来了以及谁是制作商。同样尚不清楚的是，萨巴特到底付给卡拉和达利多少钱换得这些权限，但根据伊安·吉布森（Ian Gibson）1998年的传记《达利：耻辱的一生》，为坚持一次性现金付款，这对夫妇例行少要些钱，而把更加有利可图的长期权益让给了萨巴特和其他人。

　　即便有时存疑的雕塑遭禁，他们偶尔还会再次出现。比如，德国斯图加特的内格尔拍卖行曾以66930美元的价格卖出了一件1984年的铜雕《超现实主义天使》（Surrealist Angel），而这件作品之前曾被德国税务机关查封。此件高250cm的成交作品，20世纪90年代初便两度被德国法院判定“未授权”，故贩卖即违法。内格尔拍卖行CEO乌维·乔丹（Uwe Jourdan）表示：“我们意识到了达利的雕塑和版本存在问题，我们知道的。但至今也没有人证实这件作品是伪作”。约翰·海因茨（John Heinz）并不同意——他是布鲁塞尔的一个退休管理顾问，且基金会认可他对这些天使雕塑的权利——他称内达尔卖出的这件雕塑是“明确的伪作”。

　　不同观点的背后还有失败的诉讼。2009年，曼海姆的国家公诉人就一刑事欺诈案起诉彼得·弗劳恩费尔德（Peter Frauenfeld），指控其作为公证人，颁发认证证书并于2003及2004年出售违禁雕塑（弗劳恩费尔德坚决否认任何不当行为）。关键证人没能帮助诉讼——尤其是罗伯特·德尚，现在他已86岁且身体欠佳，那时他在法国的录像上宣誓，他记不起来那件雕塑的历史了。失望之极的公诉人在新闻稿中称，他再不能在此案件上合法投入更多资金，只得停止诉讼了。一个德国警局的消息称，一位新公诉人现在必须要决定是否提起新的诉讼。而与此同时，达利基金会称，他们已经针对弗劳恩费尔德提出民事诉讼，而针对《艺术评论》的要求，后者没有任何回应。

　　2008年《艺术新闻》的文章刊发后，佳士得和苏富比基本上停止了达利雕塑的买卖；根据法国拍卖交易记录监控公司Artprice.com的信息，两家拍卖行于2009至2010年间，在世界范围内仅仅卖了4件达利的雕塑，均价在170000美元。而Artprice显示，他们在2006年卖出40件（均价20526美元），2007年卖出37件（均价34492美元）。

　　不过，最近的销售状况已好转，尤其是苏富比。前年11月，纽约苏富比卖出3件莱威的小型达利雕塑：3英尺高的《空间大象》（Space Elephant）和《爱丽丝梦游仙境》（Alice in Wonderland），以及18英寸的《背负时间的马》（Horse saddled with time），价格在27000到32500美元之间。另一件9.1英寸的银质《人形柜》（The Anthropomorphic Cabinet），由瑞典画廊主麦格纳·布罗曼德（Magnus Bromander）生产，卖出了8500美元的价格。

　　苏富比和佳士得都不愿意陈述其出售达利雕塑的方针政策，但在选择拍卖作品上，他们都十分依赖德尚父子的意见。苏富比就日前的销售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每件作品都由罗伯特或尼古拉斯·德尚亲自鉴定，二位是这一领域公认的专家，接触过艺术家全面的档案，并出版过可靠的文献”。尼古拉斯表示，他可能曾到纽约去看过这些雕塑，但他和父亲都拒绝鉴定翻版达利雕塑。他向询问的人们推荐他们 2003年推出的著作《坚硬和柔软的达利》（Dalí: The Hard and The Soft），作为达利雕塑的主要参考。

　　大部分的拍卖行只会上拍德尚的书中提及的达利雕塑，即便这份名单并不完整且在逐渐过时。基金会多年来始终在讨论是否要开始对达利雕塑进行目录整理，但至今仍未作出决定。“如果基金会对于达利雕塑的市场感到担心，它就应该出版一本权威的书籍”，法国拍卖公司Artcurai副主席弗朗西斯·布里斯特(Francis Briest)表示，“但基金会什么都没干。”

　　萨维拉诺希望雕塑的生产者能直接与基金会签署新的限制性合同，但除了海因茨，其他大部分生产者都拒绝了。

　　达利晚期雕塑及其使用权限的一个重要收藏者，克洛特收藏(Clot Collection)已经开始与基金会进行合作。他们计划联合出版50件作品，这些雕塑都是根据1970年代达利画给马德里画廊主伊西德罗·克洛特(Isidro Clot)的小草图制作的，有三种尺寸，还包括“大型雕塑版”。克洛特收藏希望基金会最终能证明他们的藏品，但是没打算协商新的合同。“我们其实没必要和基金会一同工作的，但我们未来有更大的计划，因此希望和基金会保持良好关系。”合伙人之一胡安·奎罗斯(Juan Quirós)表示。

　　法国瓦尔苏纳(Valsuani)铸造厂的莱昂纳多·贝纳托夫(Leonardo Benatov)本在重新协商合同，但他最近改变了主意。“基金会的条款有太多限制，”贝纳托夫的律师让-弗朗西斯·马奇(Jean-Francois Marchi)表示，“每次谈判出现问题，做决定的都是基金会，而非双方。”

　　萨维拉诺反驳称，贝纳托夫在谈判完成“一年半之后”才提出异议，“这里所谓的‘限制性’和基金会与任何第三方或潜在持牌人的协商并无区别”。可是贝纳托夫已经重启了对位于科西嘉岛的基金会的法律诉讼，马奇表示，“现在我们和基金会重新开始战斗”。而且，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本文英文原载2012年《ARTnews》杂志，大小标题系编者所加，杨天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