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获国内文学奖不觉得很光荣？

国庆长假过后，今年的欧美文学颁奖季也随之到来，诺贝尔文学奖率先开奖，英国文学布克奖、美国国家图书奖、法国龚古尔奖等世界瞩目的文学奖项也开奖在即。

不久前，广东《诗歌与人》杂志主编黄礼孩将第十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授予了美国桂冠女诗人丽塔·达夫（Rita Dove）和中国诗人西川。颁奖活动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及批评家们共聚雷州樟树湾大酒店，举行了一场“当我们谈论诗歌奖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的主题论坛。著名诗人西川、李笠、西渡、蓝蓝、梦亦非、安石榴等以及美国诗人、翻译家顾爱玲（Eleanor Goodman）参与了讨论。

相比于世界其他文学奖来说，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的文学奖没有公信力？文学奖的标准是什么？各位诗人、批评家们心目中理想的文学奖又是怎样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奖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呈现遍地开花的态势。这些奖项不仅有来自官方的，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等，还有大量来自民间的各种奖项，以诗歌奖为例，我们就可以举出柔刚诗歌、刘丽安诗歌奖、中坤国际诗歌奖等大大小小的奖项。这些层出不穷的民间文学奖有的是个人出资，有的则属于企业赞助，因此显得混乱驳杂，普通读者也难以分辨它们的质量与水准。

“中国当代诗歌奖就像都市里的霓虹灯一样，让人感到非常耀眼和具有迷惑力，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奖项数目也随之增加。前段时间还有一个地方上设立的李白诗歌奖，奖金为50万，我觉得只有在中国才能出现这种很荒唐的事情，这个奖的评选就是几个月的时间，匆匆忙忙。”曾译有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的李笠在会上说。

这里提到的李白诗歌奖是由四川省绵阳市在今年刚刚设立的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主要由中国诗歌学会、绵阳市李白诗歌协会负责评选工作。据报道，首届“李白诗歌奖”从2015年1月起开始征稿，到2月结束，经过评委们的无记名投票，最终评出台湾诗人洛夫的《洛夫全集》获得首届李白诗歌奖。

李笠说他回国的这五年来，接触过很多同行，他们很多人对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这些奖项不以为然，因为评选背后确实出现了做手脚、拉关系这种现象。“我觉得这是很悲哀的事情。在瑞典，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任何一个奖项，获得者都会觉得骄傲，当然尤其是诺奖，而中国人就没有，相反是自卑、自弃。”

随后，岭南师范学院南方诗歌研究中心主任张德明教授在发言中对广东本地的诗歌奖情况作了介绍，他认为在如今全国诗歌奖泛滥的情况下，广东一地还保持了一些相对具有可信度的诗歌奖项。除了黄礼孩一个人设立的“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外，还有诗人、剧作家从容在深圳主持的“第一朗读者”，以及去年刚刚设立的“东荡子诗歌奖”等等。

相较而言，“中国很多政府奖，因为获奖者在获奖之前有大量暗箱操作的环节，除此外，获奖之后，还有来自各级政府的一系列追加的物质和精神奖励，这就导致这些奖越来越值得怀疑。”张德明说。

获奖缺乏公信度

“作为一名诗歌和诗歌评论的写作者，我声明在有生之年，绝不在中国范围内申报和接受所有文学奖。”这是“70后”作家、批评家梦亦非在论坛发言时，率先对媒体表明的立场。在他看来，中国当代的文学奖可以大致分为四类：政府奖、媒体奖、民间奖和私人奖。

“政府奖是以鲁迅文学奖为代表，因为其不公正性，导致它早已变为某种文化娱乐新闻。第二种媒体奖可以《南方都市报》的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为代表，在我看来，这个奖的设置代表了自卑的南方文学向北方文学的致敬，代表了某些评委个体在选择获奖者上体现出的友谊和偏好，当然也不具备文学意义上的公信度。”

梦亦非虽然对政府奖和媒体奖作出了公开批评，但他个人还是对民间奖和私人奖保持一定的敬意，“尤其这两年出现的比如东荡子诗歌奖，它是代表着某种写作和审美倾向上的判断和挑选；比如黄礼孩的诗歌奖，他一个人自身的标准构成了文学内部的某种声音，这种声音会对大多数人的诗歌评价起引导作用，同时又有一种国际性的视野”。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诗歌奖这种奇怪的东西，中国古代诗人可能会有一些同题诗的比赛，写得最好的那位可能会赢得一些掌声，但没有如今这样从官方到民间设立的奖项。诗歌奖在新文学时期的大量出现，我认为它代表了某种诗歌标准的焦虑，而这种焦虑会导致大量诗歌奖的出现，但它们并没有让诗歌标准明晰化，反而更加混淆了这种标准。当然，有人不认为存在某种诗歌标准。但我认为作为一名专业写作者，会知道那条标准一直存在并且从来没有被磨灭过。”

同样是“70后”诗人的安石榴在随后的发言中赞同梦亦非的观点，他坦言：“如果我要领奖的话，那肯定不是冲着奖而是冲着钱去的。我们现在应该思考的是中国诗歌奖从什么时候开始丧失了荣誉感，特别是一些官方奖项，为了得奖有那么多人去活动，对于这样的奖项，有时候获得了反而有种被羞辱的感觉，所以这样的奖不获也罢。”

国外文学奖的局限与示范

作为中国当代著名诗人之一，生于1963年的西川获得过大量的中外文学奖项，当然其中也包括上述批评的鲁迅文学奖。西川的发言从近代中国的历史视野中展开，他认为今日中国的文学奖之所以不能达成统一的标准，是因为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迁的复杂性所致。“我们每个人要解决问题的确很难，现在我认为能把中国的复杂性呈现出来就已经很不错了。”

除了中国文学奖外，西川还结合自身经历介绍了外国文学奖的情况。2012年，西川在英国爱丁堡参加世界作家大会，那次大会是为纪念1962世界作家大会50周年而召开，邀请了全世界50位作家，议题包括“文学有没有民族主义”、“如何看待文学的政治化”、“文学的未来”等等。

“我当时觉得‘文学民族主义’是个第三世界国家的题目，但我没想到英格兰作家和苏格兰作家在现场就吵翻了天，我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英文不够用，原因是他们在骂人，而且骂得很难听。我记得其中一位英国作家发言骂英国的布克奖，他认为布克奖是高度帝国主义性质的奖项，它的获奖者在两群人之间摇摆，一群是中产阶级里的高端英语作家，另一群是英国过去殖民地的作家，布克奖通过给过去殖民地的作家颁奖以显示它的合法性。”西川说。

2014年，西川还担任了国际笔会“新声奖”的国际评委工作，“新声奖”的奖励目标是全世界30岁以下的青年作家，写作语种包括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根据西川对于来稿情况的观察，他总结出西欧、北美的作家对这种奖没有太大兴趣，而来自拉丁美洲、非洲、东欧的作家对于投稿、参评、在世界上出名表现出巨大的热情，“那么我想对于奖项有热情的人在其他地方一定是缺少什么的，而中国现在有这么多的诗歌奖，一定是中国人缺很多东西，所以他要评各种各样的奖”。

西川认为“新声奖”的评选过程基本是公正的，因为他和其余四位评委互相都不认识，也不通信，中间只有一位联络人负责统筹计票。“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是那么绝望的话，还是要相信未来能够在文学上达成某种共识，能够因为作品本身的艺术、文化和思想价值，为获奖者带来真正的荣誉感。一个社会没有荣誉感基本就垮掉了。”

中国当代文学到底缺什么？

论坛最后，来自美国的诗人、翻译家顾爱玲也发表了她的看法：“刚才西川老师谈到中国现在之所以有这么多的诗歌奖肯定是缺少什么。那我就在想到底缺少什么东西？肯定不缺钱。缺诗人吗？肯定也不缺。我去中国任何一个城市，都能见到很多诗人。那中国缺什么呢？我觉得是缺少读者。因为我的感受是现实生活中只有极少人对中国当代诗歌感兴趣，并会认真去读，所以我一直在想，这么多文学奖其实是替代了一种来自读者的公共认可，但大家都知道奖金不能替代认可。我个人并不反对诗人拿奖金，但我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一个重要的诗人为了钱而写作。”

顾爱玲心目中理想诗歌奖的作用在于介绍一些重要的但还没有被公众认知的诗人，比如今年获得“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的丽塔·达夫，她在美国是一位非常重要的诗人，但在中国，即使是专业研究者都未必知道她；另外，诗歌奖应该颁给一些真正需要鼓励的年轻诗人。“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虽然在写作时有内在的自信，但是有外在的一点点认可还是蛮重要的。”顾爱玲说。

由于其他当事人等种种原因，嘉宾们对中国文学奖的很多诟病其实都无法深入展开，因为它可能涉及庞大的人情网络和利益群体。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从优秀的中国民间文学奖出发，一定能够带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奖评奖机制和公信力的改进，因为我们从不缺少那些严肃自律的一流写作者，他们就像烛光，在黑暗的隧道中蹒跚摇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