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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史上的今天 | 张东荪论真革命与假革命

蔡志栋 /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
2015-10-11 12:04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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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有篇题为《你根本不懂什么是革命》的文章被广泛转载。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这的确是一个难题。以笔者比较熟悉的章太炎的观点为例,他认为革命就是光复;说白了,就是“反清复明”。这个观点显然离我们通常对革命的感觉比较远。革命,大概至少不是复旧;复旧那叫保守。

不过,哲学大佬黑格尔在《小逻辑》中告诉我们:“熟知非真知。”感觉应当上升为理性。张东荪对革命的理解或许能够从一个角度展示思想史上的某种丰富性。

张东荪

1948年10月11日,张东荪在清华大学作《论真革命与假革命》的演讲。对革命的内涵做出了简单的勾勒:革命,必须首先和民主相联系。

注意这个时间,离开新中国的开国典礼已经不足一年了。由此,我们也就能理解张东荪一开始就对辛亥革命37年来的状况做了严厉的批评。指出那本质上是一场失败的革命,是假革命。

不过,张东荪的意图在于以辛亥革命为例来说明真正的革命的特征。他认为革命不是改朝换代,“革命就是要使中国走上一条崭新的路,绝不是历史上任何旧的路。”所谓崭新的道路的意思是,革命追求的目标就是民主。

问题在于,什么是民主?革命是追求民主的唯一手段吗?

必须承认,在这个演讲中,张东荪关于这两个问题的阐释比较简单、薄弱。我们必须联系他同一时期的相关思想做出深入理解。

在早先发表的《纪念闻李二先生》的文章里,张东荪便将革命和民主等同起来了。他认为西方的民主运动本质上是革命运动。在18世纪的欧洲,这点尤其明显;革命和民主的分开是19世纪末才发生的事。

张东荪认为,民主是革命的目标,反过来,革命是实现民主的手段。换而言之,如果民主可以和平的实现,那自然不需要革命。张东荪指出,在革命之前,都会有和平的争取民主的尝试,只是在这些尝试失败之后,人们才采取革命的手段实现民主。这似乎意味着革命是实现民主的最后手段,还有其他手段可以实现民主。

但是,张东荪进而有一个更加强烈的表示:民主除了革命一途之外,没有其他实现的方法。“历史上所有民主的实现没有不是流血所换得的。”“不流血的革命只是革命的例外,不是革命的常轨。”这个说法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一般认为,自由主义总是温和的,张东荪作为主张“第三条道路”的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却也在激进化。这显然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学界对于中国20世纪的刻画:一个革命的世纪。

将革命和民主紧密联系起来,只是张东荪的革命观的一部分。

在10月11日的演讲之前,张东荪的革命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不仅欣赏革命,将革命与民主联系起来,而且,他认为革命还有一个关键内涵:促进经济发展。

这个思想具体而微的体现在《增产与革命》一文中。这篇文章是张东荪对其政治哲学专著《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主要内容的提要以及新的发挥。

在该文中,张东荪指出,经济上的不平等正是革命发生的一个缘由。革命就要追求经济上的平等。这里便涉及两种平等观。第一种平等观,可以称之为“再分配的平等”。其典型表现就是“损有余以奉不足”。自然,这是具有均贫富的意蕴的;问题在于,它会伤害富人进行生产的积极性,最终伤害经济总量的增长,使得贫也更贫。

第二章平等观,指的是“增产之后的平等”,是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包括富人的生活水平不降低,穷人的生活水平提高;而不是再分配的平等。它不是均贫富,而是建立在生产总量增高的基础之上的。张东荪主张这种平等观,认为革命的目的,就要推进全国生产总量的提高,“家给户足,人人生活舒服些”,这样也有利于新秩序的建立和稳固。

从某种角度看,这个时候的张东荪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把革命看作去除不利于生产增加的社会关系的方式。他举了个例子:农民经济上的不足是可以通过增加生产工具的投入(比如改善生产技术)来克服的,但是,如果地主不愿意增加投入,农民就只能原地踏步;地主宁愿把钱花在豢养军队、维持有利于自身的统治体系身上。对此,面对着还有发展可能的生产力,农民自然而然需要进行土地革命,革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革命是指冲破旧有生产关系阻碍其再发展的部分而言,亦就是消除这些障碍。”张东荪指出,真正的革命必须做到这点,改朝换代的假革命未必有利于生产的增加。张东荪不仅批评太平天国本质上不是革命,因为假使它成功,也不会改变原有的生产关系;而且,他也从生产没有增加这一点判定辛亥革命也不是真革命。这种观点与时论颇不同。

以此为背景,张东荪认为革命也需要“匠心”,也即革命者必须进行到改革的“天然限度”。因为革命需要去除的是不利于增加生产的因素,而原先能够有效促进生产的因素仍应该保留,否则革命会适得其反。张东荪认为,天才的革命家必须把握这个界限与分际,而这也就是革命的“天然限度”。

问题在于,革命者的“匠心”从何而来?张东荪把它追溯到革命者的悲天悯人之心上。“谋国必须有悲天悯人的心肠。”

对革命的内容和革命者的素质分别提出要求是张东荪革命论的一个特色。《论真革命与假革命》如此,《增产与革命》也如此。

在《论真革命与假革命》中,他首先寄希望于青年。这与他的这场演讲是针对清华大学的学生而发有关。他告诉青年,不要只是为自己找出路,而是要为民族国家找出路;不要希图升官发财,就像辛亥革命之初,游荡于租界里的欧美留学生那样,而是要“改变环境”。

张东荪继而把希望寄托于每一个人。他认为,要使革命成为人民翻身的契机,而不是旧例的改朝换代,或者“不是少数集团控制大多数人民”,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在《纪念闻李二先生》这篇文章中,张东荪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革命的殉道者”的说法。他认为,戊戌维新时期的谭嗣同是“革命的殉道者”,现今闻一多、李公朴两位也是。殉道者的精神的发挥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需要连续不断,如此方可奏效。

这个革命的责任又是与能力联系在一起的。张东荪认为,负起责任的前提是需要有相应的能力,否则只是空有一腔热血而于事无补。就像医生治病救人的责任,但同时他有丰富的医学知识,否则便是怀着善意的害人。这种说法总是叫我想起胡适的“实际的仁爱”的提法。在《论信心与反省》、《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等文章中,胡适提出“实际的仁爱”这一具有创造性的思想。胡适认为,所谓的仁爱不是抽象的,它需要以实际的手段加以展开。“若没有切实的办法,没有真挚的热心,虽然有整千万的理学书,终无救于道德的低浅。”“一个和尚的宏愿,究竟能做到多少实际的‘仁爱’?回头看看那一心想征服自然的科学救世者,他们发现了一种病菌,制成一种血清,可以救活无量数的人类,其为‘仁爱’岂不是千万倍的伟大?”能力是承担责任的基础。张东荪的观点与胡适一脉相承。

可见,在短短的演讲中,张东荪涉及到了真假革命的区分,对真革命的主体以及真革命的展开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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