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观察 | 中国青蒿素在非洲不该只赚掌声

10月5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中国药学家、抗疟特效药复方青蒿素研发的关键人物屠呦呦成为3位获奖者之一，这也是首位荣获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丝毫不出人意料的，屠呦呦的获奖迅速在中文圈中引发了一系列“冲撞点”：她是否有资格作为研发代表获奖、她是否是个“有问题的人”、她所研发的抗疟疾特效药究竟该算是中药还是西药、她的获奖是中国科学界的荣誉还是悲哀……许多此前对青蒿素或屠呦呦一无所知的人，也兴致勃勃加入了战团。

一些朋友注意到，笔者在屠呦呦获奖前3天公开发表了一篇回忆性的散文，谈及的正是一个和青蒿素有关的、在非洲发生的真实故事，他们饶有兴趣地询问“你是否事先得到什么风声”——其实那纯粹是巧合，那篇散文几个月前便已写好，只是恰好在这个敏感时刻公开发布出来而已。

事实上作为“老非洲”，笔者和青蒿素打交道始于2003年，而第一篇与之有关的媒体文章，则早在2006年便发表了。对于“老非洲”，对于疟疾的重灾区——撒哈拉以南非洲，不论给予青蒿素任何褒奖都是实至名归的，而任何围绕它的争议和口水都不值一提，因为和它关联的，是千百万生命之生死，和一整块大陆的明天。

疟疾、非洲和青蒿素

对广大黑非洲地区而言，疟疾是最可怕的威胁之一，据世卫组织《年度卫生报告》统计，2002年全球患疟疾总人数为5.15亿，其中非洲占60%以上。在非洲疟疾使近120万人死亡，占全球疟疾死亡人数80%以上。疟疾防治占去了非洲国家40%以上的公共卫生开支，并每年造成100亿～120亿美元的GDP损失，带来巨大的经济、民生负担。

2015年9月18日，世卫组织（WHO）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发布了最新的全球疟疾防治报告，报告显示，自2000年至2015年，因为防治得当，全球共有620万新发疟疾患者的生命得到拯救，占同期新发病例总数的37%，疟疾发病死亡率较前大幅下降了65%。

何以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

法国电视二台援引英国牛津大学专项研究报告结论称，疟疾发病率的下降，应归功于安全杀虫剂的普及、蚊帐的发放、公共卫生习惯的进步，以及防治疟疾资金投入是2000年的20倍，而发病治愈率的提高和死亡率的大幅减少，则应归功于医药的进步。

4月25日是世界防治疟疾日，在今年的这一天，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亲自发表致辞，将疟疾预防、治疗的进步，具体归功于蚊帐（201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疟疾区蚊帐普及率近50%，而2004年只有3%）、快速诊断检测包（2008年全球采购量仅4600万套，2013年增至3.19亿套）的普及，尤其是“青蒿素综合疗法”的推广，潘基文称赞青蒿素综合疗法是“治愈疟疾的关键干预措施”，2005年全球采购量仅1100万个疗程，而2013年高达3.92亿个疗程，仅此一项便活人无数。

青蒿素、青蒿素综合疗法与中国

对于患者和疫区而言，青蒿素是中药或西药根本无关紧要——人命关天，他们只需知道这是“能救命的药”就行了。

上世纪70年代，中国科学家从黄花蒿中提取出能在短时间内消除疟原虫和高烧的青蒿素，80年代初，研制出以青蒿素为原料的抗疟成药，并在2001年获世界卫生组织（WHO）认可为“治疗疟疾最有前途的药物”，推荐在6个国家进行临床试验，2004年被WHO裁定为替代老一代抗疟药物的最佳候选药。

但青蒿素并非一定能和“青蒿素综合疗法”画等号。

“青蒿素综合疗法”又称青蒿素复方联合疗程（ACTs），系使用“蒿甲醚A+B”和“青蒿琥酯”两种复方成药，按照WHO所认定的ACTs疗程方案治疗的完整体系，被非洲几十个国家确定为政府指定抗疟专用药的正是“蒿甲醚A+B”和“青蒿琥酯”，即青蒿素复方制剂，而不包括其它五花八门的青蒿素单方，而被WHO和联合国首肯并称赞的，则是ACTs，而非仅仅找到某种青蒿素制剂去使用。

自2004年起，世卫组织正式宣布将每年拨出2亿美元资助疟疾重灾区政府专款采购青蒿素药品，此后逐年增加，复方青蒿素制剂迅速取代老一代产品——诺华氯喹和赛诺菲SP，成为全球治疗疟疾的主力特效药品种。

耐人寻味的是，抗疟药在非洲的市场推广系由WHO统一进行国际采购，并向各国提供，药品必须获得进口国政府和WHO双重认证，率先获得青蒿素类药物双重认证的是诺华和赛诺菲的产品。

由于当初不熟悉国际采购流程、急于打开国际市场，中国的几大青蒿素类药物生产厂商，如重庆华立、上海复星、桂林南药、昆药，将大量青蒿素原料销售给诺华和赛诺菲（中国原料一度占上述两家国际制药巨头青蒿素原料来源90%），而青蒿素原料和成药销售利润比约为1：20。

更有甚者，诺华和赛诺菲本身并无研制青蒿素复方能力，他们目前所销售的“蒿甲醚A+B”和“青蒿琥酯”分别系华立和复星两家国内公司主动提供专利，以换取对方的原料优先采购权。事实上由于该原料几乎完全产自中国，即使不送上这份大礼，国外企业本也别无选择。

为谋取暴利、扼杀潜在竞争对手，诺华、赛诺菲在拿到青蒿素非洲市场垄断权后，最初采取了“冷处理”的市场手段，即将青蒿素制剂束之高阁（反正中国厂商没有认证无法合法大规模进入市场），相反更大手笔推销面临淘汰的“亲生药”氯喹和SP“清库存”，甚至在2005-2006年在非洲刻意营造“青蒿素假药风波”（实则是部分单方青蒿素循非正规渠道流入的结果）。

不过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提高，相关厂家的逐渐成熟，尤其是中国在非洲医疗队、援助医疗项目的极力推广，以及WHO、联合国儿基会和相关非洲国家政府的关注，国际医药巨头的“冷处理”逐渐丧失了原有的威力，青蒿素在非洲抗疟市场的神话口碑不胫而走，“青蒿素是中国药（请注意是‘中国药’而非‘中药’）”的概念也被非洲人和当地国际卫生志愿者们普遍认同——尽管诺华至今仍在非洲用4种语言印发“蒿甲醚A+B是我公司氯喹新一代自主研发替代药”的不正确材料。

中国需要做的还有很多

为了在非洲推广青蒿素，并为这一中国专利正本清源，一代代中国“老非洲”付出了艰辛努力，中国自主品牌的复方青蒿素制剂几乎一次不拉地出现在官方、半官方赴非代表团的礼品清单上，援非医疗队也通过现身说法，向信奉“眼见为实”的当地人展示“中国药”的魔力。文章开头提到那篇笔者散文的传主“舒大夫”，真名是王舒拉，宁夏籍中医主治医师，贝宁共和国总统特别健康顾问，号称“原中医主义者”的他在贝宁工作期间打破门户之见，向当地患者推荐并实际使用复方青蒿素注射液和ACTs疗法，令“中国青蒿素”在当地声名鹊起（不幸的是他本人却死于疟疾，后被追认革命烈士，笔者在贝宁曾为其撰悼词）。

如今的情况已有了显著改善：青蒿素在非洲已成为公认的“头号抗疟特效药”，且几乎无人质疑这种特效药是“中国药”——哪怕他们实际上使用的是非中国品牌的青蒿素制品。

但与此同时，大量的非洲政府采购仍然流向诺华、赛诺菲等使用中国原料、专利的外国公司，中国企业从“中国药”中赚到的更多仍只是喝彩，而非本应更丰厚得多的利润。

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遗憾，也同样是非洲的。

据最新WHO报告，2015年全球范围内将出现214万疟疾新发病例，将有约33.8万人死于疟疾新发或复发，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占比将分别高达89%和91%，正如Unicef总干事雷克（Anthony Lake）所指出的，死于疟疾的患者大多数生活在最贫困、最偏僻的地方，且未成年人死亡率更高。

如今在非洲市场，由于药物渠道的单一性，和许多贫困国家对“统一采购”的依赖性（有人买单），ACTs疗法是非常昂贵的，如赛诺菲版“青蒿琥酯”，在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各国每盒售价高达6500-9000西非法郎（西非法郎和欧元汇率锁定，1欧元=655.957西非法郎），一个ACTs疗程需要1-2盒药（通常2盒），几乎相当于当地外企员工（属中高收入阶层）半个月工资，这就造成了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尴尬：最需要这种“救命药”的人群，反倒是最用不起的。

尽管成效卓著，但疟疾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仍在肆虐，甚至在某些地方因种种原因有所回潮，如在受到“博科圣地”等极端组织扰害的喀麦隆，2014年仅沿海地区就新发现202316例疟疾病症，在当地研究疟疾和艾滋病传播的专业性国际组织PAC和OCAS调查发现，当地26%的企业员工缺勤系疟疾所引发，且更多雇员即便上班也因疟疾困扰无法全身心投入，导致企业效率大幅下降，一些研究结果表明，对于那些家中有人有固定职业的家庭而言，一旦自己或家人患有疟疾，半数以上这类家庭将不得不把全家支出的40%以上用于治病。而在刚摆脱内战之苦的马里，2015年1-9月仅首都巴马科、加奥、基达尔、廷巴克图这四大都会区就新增疟疾确诊病例396287例，同比增加41459例。

潘基文在世界防治疟疾日致辞中呼吁“增加投资，将（青蒿素等）对付疟疾的工具送到更多人手中”、“必须为千百万（撒哈拉以南非洲）未能接受疟疾检测和治疗的人作出更多努力”，这也是对中国和“中国药”的挑战和机遇——非洲需要“治得好、吃得起”的抗疟药，而中国则理应在这个自己所擅长的领域和最合适的“竞技场”既赚到喝彩，也赚到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