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疾|病房谈话

周平今年30岁，梦想在邵阳买一套商品房。这肯定是中国人最常见的梦想。

因精神分裂症入院前，周平在贵州打工，没日没夜地在厂里做喇叭，直到有一天倒在流水线上。他挣的钱很快被填进了医疗费，家人四处借钱，依然不能缓解周平的病情。父母为他急煞，但是周平一点儿也不担心自己。他始终认为“他们搞错了，我没有病”。他一再重复“等出院后，再去贵州打工，挣钱、买房、娶老婆”。

这是他每天坚持服用药的唯一动力。

买房需要多少钱，周平并不清楚。确实，对现在的他来说，这笔账已经算不过来了。他时刻惦记的只有每天三顿药，除此之外，就是清醒地睡去，再昏沉沉地醒来。偶尔他想起“最喜欢吃妈妈做的菜”，这也成为一种奢望。

周平所在的1号楼为全封闭式病房，医护人员进出必须随手带门，否则按照医院规定，每次罚款10元。一号楼共四层，收治约300多名像周平这样的病人。对面3号楼为开放式病房（有家属陪护），条件相对好一些，患者数量在一百人左右。

邵阳市精神病院是当地卫生系统下的一所非营利性医院，位于城乡接合部，早几年的时候老远便能望见医院的几幢高楼，随着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火爆，马路对面刚竣工的商品楼一下子就超越了医院的大楼高度。再往下，楼盘建造得像烂尾楼一样，了无生机。当地的出租车司机说，“房子造得太快了，都卖不掉”。

在邵阳，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约需30万元。我遇见周平的那天，他在病房吃的是炒萝卜片。

在邵阳市精神病院，我一共和13位患者和很多医生谈过话。“患者”这个词显然借用了医生的视角。但我并不是医生。和我谈话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当我是医生，他们只是在陈述对自己和世界的看法。而我所做的不过是倾听。因为职业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我也在代医院之外的人们倾听。

这里是谈话的一部分。文中患者姓名均为化名。

周平，30岁，精神分裂症，入院一个多月

我没有病。

我是爸爸送我进来的。我22岁去贵州打工，打了一年工，做喇叭。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饭，妈妈还没有来看我。我还没有结婚，我要打工娶老婆。

我出去最想打工，还是去贵州。

屈佳强，邵阳市脑科医院住院部老年精神科主任

住院精神病患者这十几年比较多，我们医院收治了不少，这么多病人也不是今天突然冒出来，原来这些病人都散落在乡村，甚至野外，我们国家现在对精神病的医疗救治加大力度，这些病人慢慢集中到医院，得以救助。

孙战，44岁，精神分裂症，入院8年

我进来8年了，之前也进来几次出去过几次。我妈妈做生意，卖饭卖粉。我把亲戚打死了，他们把我关在铁笼子里，关在笼子里一年半，没给洗澡。2005年离婚，老婆喝农药死了。

有一天，太阳光突然照射到我的脑壳上，不舒服。

我出去要去国土局做事。

屈佳强，邵阳市脑科医院住院部老年精神科主任

精神疾病形成有两方面原因：遗传和社会心理因素。社会心理因素包括生活节奏加快，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环境发生改变等等原因，导致病人数量增长。

黄晨，46岁，精神分裂症，入院一个多月

头晕，身体不好，左肢小儿麻痹。我头敲破了，起床没站稳，摔倒在地上。

我不喜欢医院。

屈佳强，邵阳市脑科医院住院部老年精神科主任

对老年慢性长住的精神病患者来说，他们大多数因患病时间长，处于精神衰退状态，社会和家庭支持不够，需长期住院。

扬宜，58岁，精神分裂症，入院一个月

我没有病，有时有一点点神经错乱，慢慢自然会好起来。我在家做农活，种田，也看书，经济学、军事学、政治学，晚上起来看星星。

我喜欢唱歌，八十年代的歌听几次就会唱了，那时在武汉打工，买了很多磁带，比你这个包还多。

我有一个孩子，女孩，在读大二。

张宏亮，邵阳市脑科医院住院部男病区科主任

以我从事这个职业来看，严格地说是在近5年精神疾病的救治得到改善。国家出台的《精神疾病四级防控体系》，要求到达社区和街道这一层面，而我们邵阳地区仅停留在乡镇一级。

泉义，40多岁，双相情感障碍，入院5年

我是因为打架进来，打赢了。

我不想出院。

张宏亮，邵阳市脑科医院住院部男病区科主任

以我从事这个职业来看，严格地说是在近5年精神疾病的救治得到改善。国家出台的《精神疾病四级防控体系》，要求到达社区和街道这一层面，而我们邵阳地区仅停留在乡镇一级。对于治疗病患者需要良好的家庭、社会体系来支持，而不是仅仅将病人扔到医院。我认为，在得到一定的治疗后，80%病人可以达到生活自理，50％恢复社会功能，并可从事一般难易不一的工作。

张筠，36岁，精神分裂症，入院4天

这里难受，老公把泥土变到我肚子里，他想找另外的女人，那个女人个子很高，还带着一个孩子。

在家里老公掐我脖子，我不敢打他，我个子矮。

张佳，邵阳市脑科医院住院部女病区医师

我们这里的病人以妄想、幻听为主，很多病人在这里住了好多年。农村地区的精神疾病有个特点——家族遗传史。根深蒂固的繁衍下一代的传统思维，娶妻生子，不管对方是不是精神有疾病。从优生优育角度，这个观念要改变。

燕子，34岁，精神分裂症，入院7-8个月

我没有病，我知道自己有一点点胡思乱想，不是很严重。

1997、1998年考幼师没有达标，后来去广东厂里打工，每天加班到11、12点才能下班，心理压力很大。有一天我倒在地上喊救命。

后来我开始出走，没有钱，没有地方睡、吃饭。

我不喜欢这里封闭式的管理，不喜欢与医护人员相处，我喜欢与病人相处，她们心地善良。那些给我的药有毒，不溶于水，是伪劣产品，吃完就睡啊睡，像脑梗一样，麻醉了。你跟他们说要像林则徐销毁鸦片一样消灭这些药物。

我有一个女儿，我非常想她。

张佳，邵阳市脑科医院住院部女病区医师

抗精神病药可产生许多方面的副作用，可因药物种类、剂量或患者的个体不同而异，但多数具有共同的副作用，有的在用药后短期内出现，也有的在长期用药后出现。比如，口干、视力模糊、便秘、尿潴留、心率加快、肥胖，月经紊乱、泌乳及疲倦、嗜睡，还有肌肉、肝脏等异常情况。

贾男，39岁，精神分裂症，入院25天

我在银行取钱，取2000元给孩子读书用，他们就把我抓起来了，是我老公叫警察一起把我送进来的。

我没有病，就是心脏不好。他们老是把我送到这里，我都不好意思了，出去怎么见人。

这个医院条件太差了，这幢楼是八十年代的老房子，那边墙都裂开了。我要出去，在这里根本没有自由，要解手还有经过医生同意，你看铁门都关着。

曾昭敏，邵阳市脑科医院住院部女病区科主任

邵阳地区经济欠发达，一旦家庭中不幸有这样的病人，在经济上承受能力低，贫困很快伴随，整个家庭很容易被拖垮，导致因病致贫。

这几年，国家在政策上有所重视、给予一些支持，据说，我们医院的大楼是上面拨款2000多万元建造起来的。

程溪，24岁，双相障碍，入院2个星期

我骂我的孩子，他打老虎机花去4000元，我辛苦赚来的，心疼那个钱就进来了。这些钱是我跟老公做粉刷墙赚来的。

我没有精神病。

曾昭敏，邵阳市脑科医院住院部女病区科主任

跟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相比，国家在我们这类地区投入毕竟有限，治疗精神疾病需要全社会、家庭良好的支持，作为疾病的一种，他们跟正常人一样同样有心理活动、交往需求，但是，这类疾病心理治疗需要更长时间，更棘手。

我们这里一个医生差不多需要面对20个病人，远远大于国外的标准。

潘华，34岁，精神分裂症，入院8年

我有产后抑郁症。我生了女儿后，婆婆拿个竹板东敲敲西敲敲，要把鬼魂赶走，我很怕。

我现在想出去，出去成立一个幸福的家。女儿13岁了，三年没有来看我。

谢婧霏，邵阳市脑科医院住院部女病区医师

我们今天有个病人你也看到了，丈夫来带她出院，她没有达到可出院的条件，但是丈夫说家里没有钱继续给她治病了。她已经在我们这里住了320多天，恢复效果越来越差，病情衰退、没意志。她丈夫说回去让她照顾3个孩子，自己出去挣钱，如果不挣钱，生活来源就成问题。你说她能照顾谁？这是中国现实的反映。

我不认为她回去之后村干部会定期上门关心，随访。我表示怀疑。除非出现她犯事打人。

我们国家医疗保障体系不够完善，跟国外有相当大的差距。我了解到一些法国在这方面做的情况，他们国家是以社区为单位，整个体系完善，福利待遇也比较好。保守地说，我们跟法国在这方面差10-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