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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中女生3年采访逾百人,写3万字报告记录中国女性现状

澎湃新闻记者 徐笛薇
2015-10-13 09:25
来源:澎湃新闻
教育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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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高三女生蔡青 受访者供图

“妈妈,我将来想要做一名律师。”高一时,蔡青自信满满地宣布。“做律师很忙的,你结婚了之后怎么办?女孩子家的,算了吧。”妈妈回答道。

3年前,这段母女间的平常对话,让之前从未觉得男女有很大不同的蔡青,突然感到不公与愤慨,“一直是我的榜样的、曾一举荣获高考状元而挺进当时鲜有人知的信息科技领域的母亲,刹那间成为了我的既定命运的宣判者。”

蔡青突然意识到,婚姻、生育是城市女性生命中的转折点,“似乎跨过了这道婚姻之门后,未来的自己也将被缚束、改变。”她不服气——“难道婚后的女人就不能从事忙碌的工作?难道在城市里,男女也还不平等吗?”

3年后,独自采访了109名城市女性,这名上海世界外国语中学国际部的高中女生写成了一份3万字的《中国都市女性的生活体验》报告,最近她又将报告译成英文,试图改变西方对于中国女性处境的简单成见。

报告以女性的角度,从少女、恋爱、婚姻、母亲、衰老、事业六部分展开,自创“纵轴为主的家庭结构下女性的二元角色”理论,希望中国都市女性真实的声音被人们听见和理解。

在“恋爱”“婚姻”章节中,报告基于都市文化常见的“剩女”、“婆媳矛盾”等现象,比对中国男女在求偶、婚姻中的角色差异;“母亲”一章,分析了女性承担生育任务后,吞噬自我个性的经历;最后“事业”一章,解释了相比男性,城市女性在事业发展上体验到的不同压力和阻碍。

报告指出,在中国,都市女性的生育角色是先决式的,“母亲”不是婚姻的衍生,而是女孩子从小认定的命运,甚至是先于婚姻而被决定的,女性必须在家庭的嵌入背景下完成生育角色,从而得到正统性。在这一观念下,女性结婚、生育后,其社会角色的独立性受到了严重挤压。

2015年9月,蔡青把报告寄给了女性和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复旦大学沈奕斐教授评价:虽不是科学严谨的学术论文,却是非常不错的采访报告。

蔡青采访的人中,有公寓管理员、熟悉的菜场摊主、上课的老师、跨国软件公司的CEO,还有上下学地铁上相逢的陌生人。

有时采访仅是一个问题的答案采集;有时会有热心人愿意花一个小时慢慢聊;有时,蔡青会发现,被访者更乐于详细分享自己身边人的故事。

对蔡青来说,随意与陌生人搭话,其实艰难无比。为了采访孕妇,她跑到医院的妇产科“蹲点”,一位位攀谈过去,险些被当成医托。因为尊重被访者匿名的权利,她不用录音,常回家后绞尽脑汁,努力还原采访内容的每一个字。

“在大部分女性研究的论文中,女性成为了一个个数据,可是我更想知道,她们那些不可被量化,难以概括的细微、复杂、迥异又贯通的生活体验。”

报告也隐含了她对生命的体悟。

高二时,蔡青因为脑干脑炎一度昏迷,被迫休学一年,眼看着同班同学一个个被大学录取。住院时,她在洗手间里都站不起来,要门开着让别人扶住才能上厕所。那段生死转折中,她的心境起了变化。“那时只想把握住自己的身体,每个人如果剖开一层一层的社会身份,那只是一个个简单的生命。拥有自己的故事,才是最可贵的。”

蔡青不想让这个报告埋没。报告快完成时,她曾充满“万一没人感兴趣”的恐惧,但最终还是一字字敲了下来。“我想要展现我所能接触到的这些女性,她们作为女儿、妻子、母亲,很多想法太细碎,甚至不太好意思公开,平时也真的没有渠道去说。或许我的报告能在看过的人心上投出一颗小小的石子,逗出一些波澜,让女性有更多机会去表达,就很好了。”

【对话】

澎湃新闻:做这份都市女性调查的初衷是什么?

蔡青:我高一时曾说将来想要做一名律师,但是我妈妈的回答是,“女孩子家的,算了吧。”我没想到性别竟然成为了能否追随自己梦想职业的绊脚石。

随后那一年的暑假,我阅读了Facebook 的CEO Sheryl Sandberg女士所著的《向前一步》。她在书中提到,女性必须在工作上握有“向前一步”的决心和姿态。这个理论突然点燃了我内心的不平。

所以,我急切地在开学后组织了女性社团,领着一群被我鼓舞的同学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女性职场技能培训。每次讲座后,当我追问,是否觉得女性和男性在平衡家庭与事业时的处境是不同的时候,演讲者们承认确实男女不同,可是这种不同,并不体现在体制上的歧视,而是女性完整的体验上和男性的根本相异。

这种迷茫感,和那些女性给予我的答案一起,使得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从来没有细致地去理解过中国都市中女性的生活体验。而且,我发现采访别人是我十分喜欢的交流方式。这使得我决定把这件事坚持做下去:通过采访,努力拼接城市女性的真实生活体验。

澎湃新闻:在这109位女性中,什么样的被访对象让你印象深刻?

蔡青:VMware大中华区渠道总监万女士特别坦诚地分享了职业规划与成长。她刚毕业时,外企在中国刚起步,她进了IBM,很多女孩子面对高强度的英语和技术培训都哭出来了,有的离开了,而坚持下来的女性将会面对家庭、育子和事业平衡的问题。

她也会反思,如果当初把时间多投给儿子一点,是不是会有不一样?她的这种困惑触及了我心里,这和《向前一步》的理念有所反差。

澎湃新闻:报告中,你提出中国都市女性特有的“生育角色,社会角色”的二元角色构成,还建立了中国家庭以生育延续的亲子间关系的纵轴为主要轴、夫妻婚姻的横轴为附属轴的结构模型,你是怎么自创出这套理论的?

蔡青:纵轴的概念是受费孝通《乡土中国》的启发。二元角色,是根据社会学著作《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里阐述的,每个人都在扮演不同的角色。

于是,我就想到女性可以分成生育和社会角色,在大部分人身上两者是融合的。我的理论可能很不成熟,报告也比较笼统。但既然我只是个高中生,没有学术论文的研究压力,所以尝试把采访来的鲜活的案例融入自己设计的架构,来展现出中国女性的现状,就像是由她们的声音拼接出女性一生的轨迹。

澎湃新闻:两年调查之中,你觉得哪一部分是比较困难的?如何去解决?

蔡青:随意与陌生人搭话,对于本就害羞的我更具有挑战性。我往往要将预备好的采访问题灵活调整,让她们愿意回答。当我用一个趣味的、相对简单的问题开头后,我再抓住被访女性的回忆中某些关键点,加以追问,从而逐渐回归最初的主要问题。

心理上也有困惑,其他社团做慈善项目,很容易能得到支持获得成就感,但是在大城市里,男女差距好像变得很隐性了,女性话题很难吸引太多的热切关注。我身边的人也说,从功利的角度,为了申请好学校,似乎可以选择更容易获得成果的项目。

澎湃新闻:你平时利用什么时间来完成社会调查?如何去平衡高三紧张的学习时间?

蔡青:平时上学,真正能采访的就是上下学坐地铁的时间,还有放假时作业少,就跑到家对面的咖啡店,趁别人等人,抽出5-10分钟做调查。长时间的采访至少要1个小时,还要根据受访者的地点跑来跑去,也花了蛮多时间。

不调查时,我一定会带复习笔记在地铁去看。我是真的有兴趣,不会觉得厌烦,有时候从中获得的经验和思考甚至是对学校知识的补充。还有一些面试中要求讲述生活体验,这也是我很好的素材,其实是和学习互相帮助的。

澎湃新闻:完成报告之后,对它抱有什么期待吗?

蔡青:最后撰写报告时,我内心突然充斥过恐惧:万一根本没有人关心我的项目怎么办?那我的努力是不是白费了?但是最终,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在键盘上敲出来。

如果有人看了这份报告,也许跟我情况相似的女生也会开始探索女性问题,或者我的报告能抛砖引玉,让女性问题更受到关注,在看过的人心上投出一颗小小的石子,逗出一些波澜,让女性有更多机会去表达,就很好了。

澎湃新闻:高一的时候你立志当律师,这份报告显示出你对社会学的热情,即将进入大学,对未来的专业你想怎么选择?

蔡青:对,我现在非常关注社会学,希望将来可以把社会学理论证明的社会问题,用大众容易感受的形式传达出来。这可能是我人生的一个梦想。当然如果能在法律的框架内帮助别人,捍卫自己的立场,我也是很喜欢的。

澎湃新闻:做社会调查期间,你休了一年学,因为脑干脑炎一度昏迷,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生死的大波折。

蔡青:是的。最难过的是那个时候同班同学都已经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有一点点失落。后来细想,我这个年纪经历过生死了之后,对原来看得很重的学习成绩,少了很多功利心。有点置身事外地去想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只想做有意义的事情。

住院的时候,我在洗手间里都站不起来,要门开着让别人扶住才能上厕所,那时候只想可以把握住自己的身体。每个人如果剖开一层一层的社会身份,那只是一个个简单的生命。拥有自己的故事,才是最可贵的。而且我正在高三,相对来说压力也会大一点,毕竟不知道未来结果会怎么样,但是经过了这个大波折,我会更坦然一点,即使到了大学,也一样可以继续努力。

而且,在此之前,我对自己的认知一直是“我是一个学生”,但那一年里,完全就变成了“我是一个人”。奶奶的风湿加重后,下半年我承担了家里的家务、每天买菜烧饭,比同龄人更独立,思考问题可能也多了些角度,这可能是这次经历带给我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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