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说 | 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吗？

2009年，当《经济观察报》记者马国川向杜老提到，外界有人称呼他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时，杜老回答说：“要说中国农村改革，那是从上到下无数人努力的结果，尤其要归功于农民自己的创造精神。我一个人的贡献是有限的。而且，许多问题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

杜老活着的时候，清醒地拒绝了这顶高帽子。他去世后，有些媒体不顾杜老的意愿，继续往他头上戴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高帽子，笔者期期以为不可。

要了解杜润生在农村改革中的作用，必须了解当年的政治决策过程。

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的权力虽然受到冲击，但仍然大权在握。到1980年2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这些华的班底统统被免职，新设了以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全是老革命和“走资派”，华国锋虽然名义上还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务院总理，但已成了“光杆司令”。

杜润生1979年2月调到刚刚成立的农委，农委负责人王任重，再往上是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党主席华国锋，都是反对包产到户的。

在粉碎“四人帮”后形成的中央政治局五常委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格局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增补了陈云，华为主席，其余为副主席），李先念有着特殊的地位，他曾长期在国务院主管财贸工作，华国锋在湖南省委书记任分管财贸工作的书记时，李先念是他的上级领导，两人关系很好。因为这层关系，李成为华国锋等人与“元老派”沟通的渠道，谋划抓捕“四人帮”时，华国锋就是委托李先念同叶剑英联系的。

杜润生初到农委，胡耀邦这时是党中央秘书长，与李先念在水利问题看法不一致。李主张投资水利，多修水库，胡耀邦不赞成。杜润生为了兴修水利的文件问题，奉李先念之命去征求胡耀邦意见。杜润生在这时向胡提出“责任制”问题，时机并不合适，胡耀邦回答他：中央才搞了决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这也可以理解成是说给李先念、华国锋听的，因为农委是归王任重管的，王任重曾长期担任李先念的助手，杜润生长期与李、王在中南局共事。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十一届三中全会下发了这两个文件。文件提出要按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办事，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恢复自留地和集市贸易，发展副业、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实行“包工到组、联产计酬”责任制。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文件留下了一个禁区：“不许包产到户。” 这两个文件都是胡耀邦主持起草的。

虽说不许包产到户是当时中央的精神。但到1979年初，安徽、四川、贵州、广东等地，各种办法、各种名义的包产到户已经很多了。安徽、四川得到了省委书记的有力支持，尤其突出。

作为李先念、王任重的老部下，杜润生虽然赞成包产到户，但因为与老上级、也是现在的领导人意见相左，并不能有所作为。杜润生在回忆录中说，1980年1月的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上，安徽等地宣讲包产到户的好处后，杜润生在大会上作了允许地方上试的发言，其他小组虽然也有激烈的争论，但大部分还是赞成王任重的讲话的。毕竟王任重才是农委主任，是为会议定调子的。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才在讲话中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上没有准备，不好表态。——大权还掌握在反对包产到户的华国锋等人手里，讲了不是白讲嘛！

杜润生在回忆录中说，会后，王任重把自己的讲话稿和杜润生的讲话稿一起送给了李先念，李先念认为王任重的讲话很好，杜润生明显是另一个调子，要改。王任重就在杜的讲话稿中加了反对包产到户的话，在《农村工作通讯》上发表了（《改善经营管理工作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农村工作通讯》1980年第3期）。

杜的回忆录里，这类跟别人谈包产到户，得不到支持的事例讲了不少，如果认为那些人都是反对包产到户的，就错了。子曰：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考虑到上面的人事因素，可以说很难了解那些不向杜讲真话的人的真实心态。

等到1980年2月的五中全会，华国锋的班底统统被免职，胡耀邦当了新设的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以包产到户出名的两名地方大员双双进京，中央的态度，可以说是不问自明了。万里担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兼农委主任（王任重调任中宣部部长），在党内，则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

干部问题解决了，再讲包产到户就不用羞羞答答了。

1980年4月，邓小平公开表态了。5月，邓小平又讲了一次。9月，召开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农业问题。万里让杜润生起草会议文件草稿，草稿在农委会议上讨论时，没想到参加会议的多数委员们竟然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不主张包产到户。会议讨论记录稿子送到万里那里，万里就在会上说，农委的人，除了杜润生外，都是反对包产到户的。所以过了两年，干脆就把农委撤销了。稿子经过修改，改成了贫困地区可以试行包产到户，其他地方可以因地制宜，尊重群众选择。这算是相当了不起的进步了。

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华国锋还是党的主席，万里也到会了，都没有讲话。下面的一帮第一书记，大多数还是跟老毛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中央的人事问题基本解决了，但下面还在观望，所以反对的声音很大，会议开不下去了。杜润生在回忆录中说：“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在会议闭幕之前，我和耀邦、万里商量处理办法，两次改写了文件，最终形成了现在印出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即1980年75号文件。”（118页），可见，整个过程中，掌控局面的，还是耀邦、万里。他们的背后，是党内主张改革的老一派。杜润生在这个过程中，基本只是起到了一个秀才的作用。

二

万里是邓小平的老部下，用田纪云的说法就是“小平同志与万里有至交，关系非同一般”（田纪云：《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新华出版社，2009，第486页）。1977年邓小平东山再起，当年6月，中央派万里到安徽。1979年6月18日，万里在出席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对陈云说，安徽一些农村已经搞起了包产到户，怎么办？陈云说：我举双手赞成。接着万里又请示邓小平，邓回答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完了，就实事求是干下去。”（林蕴晖：《国史札记》，东方出版社中心，2008，第349页）1979年9月，小平视察安徽，就不只是爬个黄山了。安徽到现在仍在纪念“黄山谈话”。

邓小平很早就对包产到户表了态，杜润生只是不知道罢了。

三

说邓小平很早就对包产到户表了态，并不是说他有什么先见之明。包产到户推行的过程有如当时某位高层领导所说：“谁也没有料到，包产到户会有这么好的效果，会引起那么大的变化。原来谁也没有打算在全国农村，或者在大部分农村都搞包产到户。这是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认识也是一步步加深的。……包产到户之所以能在全国推开，与邓小平的支持分不开。在中央领导层中推广包产到户之所以没有形成很大的阻力，与邓的态度有很大关系。他虽然就这个问题直接讲话不多，但对我和耀邦、万里的意见一直是支持的。对包产到户以后发生的变化，他听后表示非常高兴。1981年山东东明的一些灾区农民联名给邓小平写信表示感谢，说包产到户的政策使他们有了饭吃。邓把这封信批转给中央各位领导人。邓还对我说过，他对徐帅反对包产到户不以为然。”

不了解当时的人事因素，哪里能了解包产到户的推行过程？在中央文件里已写入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当事人也明确表示拒绝的情况下，仍然乱给人戴帽子，实在是一场误会。

文章写完后，读到《中国青年报》10月14日发表的文章，引述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评论杜润生的话说：“他是农村改革参谋长，名副其实”，田纪云还说：“杜老是农村改革的开拓者之一”，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可谓知者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