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这十年:小黑屋、大法官和他们的助手

澎湃新闻实习生陈俊早 整理

2015-10-18 09:1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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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这十年:小黑屋、大法官和他们的助手
美国最高法院这十年:把放出去的权力再收回来【点击图片查看详情】
【编者按】
本文为美国最高法院观察者叶帆先生9月18日在上海季风书园讲座活动。嘉宾及主持人分别是青年学者于霄、曹勉之。澎湃新闻分两篇刊发,以下为本文下篇听众互动部分。

听众A:叶老师您好!刚刚最后一个“交通灯”的案例我还有点疑惑。如果“证据排除法案”具有“善意的例外”,那么如果有人伪造出一种“善意”,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会出现问题。
叶帆:这个的确是个问题。但是任何国家不可能设计出一个完美的法律规则,只能接近完美。可以看出,两方面都有问题:太严就损害了被告人的权利,太松的话犯罪嫌疑人很容易逍遥法外。确实,警察可以钻空子伪造善意,但这个警察是否伪造的判断由法院来作出。
于霄: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去年在美国发生了两起很大的种族冲突事件,其中一个是,一个黑人被压在地上喘不过气,后来死去,第二个案子就非常接近你说的情况:一个黑人小孩拿了一把玩具枪,在展览馆门外不停挥舞,有人报警后警察赶来现场。在离孩子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他们看到这个孩子正在挥舞枪支便直接开枪打死了他。如你所说,在后来庭审的过程中,警察就认为他们看到的就是一支真枪,具有很强的危险性。所以,你说的情况确实可能发生,但在具体的案件中,由于存在法官自由心证、陪审团等各种制约因素,虽然规范并不完美,但也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美国民主雨中游行,抗议美国白人枪杀黑人青年。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听众B:我有一个问题想和您探讨一下,美国让鉴定人出席的制度其实在中国也有,在我们的司法鉴定中有很多并不是非黑即白的。比如一支玩具仿真枪究竟是算成枪支还是玩具,这时候的结果也常常不是明确的,需要律师和鉴定人的辩论,从而使法官做出更加明确的判定。
叶帆:我还想强调一点的是,这几个案子比较特殊的是,都是和毒品、DNA或者酒驾有关,都是比较明确的东西。
听众B:是的,但是这些属于个别案例,我是想说,作为一种制度来讲,设置一个鉴定人出席制度是有好处的。中国的司法制度中也设立了可以鉴定人可以出庭的制度。
于霄:这些都不是在定性上作出结论,司法鉴定是不可以定性的。司法鉴定不可以判断这个人是否酒驾或者醉酒,只能告诉你酒精含量是多少,定性的判断只能由法官来作出。在司法过程中,技术问题与法律问题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方面。司法鉴定人员出庭作为专家证人只能对于技术问题作出非常客观的表述,比如此人血液酒精含量是多少,但是他不能判断其法律性质是什么。
听众B:那么您能否进一步帮我解释一下,以前的法律叫做“鉴定结论”,现在的法律改成“鉴定意见”,这从立法角度来讲是怎样的一种考虑?
于霄:因为“意见”当中包含了一种认识的过程,而“结论”是更技术性的一种判断。作为司法鉴定人员,提出意见(比做出结论)是一种对工作更尊重的表现。
听众C:想请教叶老师一个问题,刚才说到九位法官在小黑屋里讨论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但同时也提到能每年能进入这九位法官讨论的案件仅占1%,这百分之一是由其助手们挑选出来的。那么这个过程在我看来相当不透明。
叶帆:是这样的,可以说这是一个值得改进的地方,当然他们显然是不会承认的。
听众C:我更想表达的是,与其说是这九位法官决定了未来法律的走向,不如说是他们的助手们。
叶帆:(笑)这个我显然很难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我可以进一步介绍一下其中具体运作的细节。在上诉法庭输掉的人会申请调卷令,案件进入最高法院。九位法官每位有四位助理,其中32位助理负责阅读每年的七八千份申请,他们觉得值得审理的案件就会标注出来——助理们对于选择什么案件的确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阿利托大法官的四个助理需要把所有的案件都读一遍。这是一件好事情,相当于是有两组人在把关。确实,助理在案件选择上的影响力实在太大了,但是在现有的经费和人员下,也许这种安排可以尽量兼顾公平和效率。
听众C:我的关注点倒不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而是在想,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读到很多翻译成中文的大法官们的故事,但其实也许助理们的故事更有意思。有没有可能有这样的书会被创作并翻译……
叶帆:我可以告诉你几乎没可能(笑)。比如伦奎斯特在五十年代的时候是另一位大法官的助理,罗伯茨是伦奎斯特做大法官时的助理,他们是三代的传承。但是,他写书的时候离他做助理的时间已经过了四十年了。最高法院非常忌讳助理泄露判案过程,据我所知,几乎没有过在未经老板的授权下泄露的例子。如果有助理胆敢在未经老板允许的情况下泄露,则这个人基本是没希望进入司法的江湖了。美国法律界没有任何一个律所会雇用他。我也很想知道助理们的故事,我最大的梦想就是住在那里面。
曹勉之:叶老师讲得非常好,我再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誓言:奥巴马与最高法院》的作者杰弗里·图宾的第一本书叫做《开庭陈述》(Opening Arguments,中文版由曹勉之翻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1月即出),那本书是他在美国的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做assistant的时候写的,当时他通过就做笔记和日记的方式记录了办公室运作过程中的一些事。后来在纽约当了助理检察官之后,图宾就把这书出版了,紧接着他就吃了官司,就是他当时的上司,劳伦斯·沃尔什起诉他泄露了重要的工作信息。这个事情一度还成为了公众事件,案件结束后不久,图宾选择去做媒体了。应该说,这种对工作过程加以保密的主张一方面是基于独立检察官办公室工作的便宜考量,另外一方面,这种也可以体现出他们法律人共同体内部的一种紧密的联系,一种彼此的信任。
叶帆:也还是有钱的因素在里面。如果你是某位大法官的助理,一年工资也就七八万美元;但是出来到律所工作,光是签字费就高达三十万美元。谁又会自毁前程呢?
美国最高法院现任的九位大法官。
曹勉之:所以呀,恰恰是我们所认为的法治国家,其法律人团队中的潜规则,或者说内部的玩法往往才显得那么坚固、那么有韧性。
听众D:平时看美剧的时候,我从非专业的角度看,包括您刚才所举的例子,法官是在从不同角度解读这个事情本身,律师在打官司的时候也是有主观性的在解读一件事情。有些事情,放在一个情形下是合法的,在另一种情形下是不合法的。律师在代表一方打官司的时候,已经有立场了,他要保证他代表的这个人最后的胜诉。
叶帆:这是必然的。在判例法的国家,每个判例是控制性的,但是没有两个案子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每一个辩护律师都要为客人避开最严重的指控和惩罚。
于霄:做诉讼当然是这样的,客户给你钱你当然要为他说话。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些奇怪,但这是我们律师作为职业者必须遵守的规则。在美国,律师和客户之间非常非常强力的法律保护,除司法要求外,律师必须对客户信息严格保密。把事实向有利于自己方向解释这是律师的工作。我可以讲讲律师是怎么工作的,有利于你理解。比如说,一个大公司来找我了,作为律师我会说,好吧,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我一般会记笔记,但这笔记是没有用的。我会说,那你把你所有的证据材料复印一份给我。你要保证你给我的所有材料都是真实的,我不会去审查它的真实性。你把材料给我后,你告诉我你的要求,即权利请求。我会根据你的要求将这些文件全部审下来,看其中哪些是对你的请求有利的,哪些是不利的。对于不利的要点我也要去筛查,哪些是致命的,哪些是不致命的。对这些材料进行分类以后,才去考虑哪些法律条款有利或者不利的问题。对于中国的律师来讲,有件很好的事情,中国是成文法,所有的法,不管是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还是法律条文都是明文规定的,可以查看并字对字地与你的证据相联系。但是英美法的判例就庞杂得多,任何两个判例之间的区别对于律师来说都非常重要。他们的律师比我们的律师工作量要大得多。
曹勉之:您刚才的问题涉及我们今天讨论的很核心的一个点,于老师提出的是律师视角,也就是作为一名代表一方当事人的法律人的视角,如果大家推到极致,可能会觉得没有什么真正的、纯粹的正义,一个案子两边的律师都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好像整个的法律过程都非常相对化。在我看来可能还不是完全这样的。从今天的提问环节开始,我们一直在忽略一个面向,在普通法的法庭场域里,司法过程具有一种非常强的对抗性。每一种我们现在当做原理来看的问题,我们某种程度上都在本着一种应该怎么判、应该怎么弄的思路在演绎某些我们眼中的“原则”,但是如果我们去美国的法学院学习,我们在司法的现场去操作,我们可以看到,针对传唤的证人、当事人,双方律师都会展开非常激烈、近乎锱铢必较的询问,完成一次次地进退攻防,而在许多国家的诉讼体制中,这样一种对抗的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美国的刑事诉讼中强调的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的原则几乎被很多国家的刑诉法所移植。而在这种对抗性的法庭上,可能这种演绎性的思考并不具有实战价值,真正重要的是一种技艺理性,所谓的artificial reason,这种法学院的训练所培育出的技艺是在这种激烈的攻防中生存下来的保障。大家其实是斗而不破的,都在这种法言法语编织出的世界里,当然大家也会寻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从而回到这种场合中,正义可能并不是完全相对的,至少能在这个法律话语所编织的世界里寻得一席之地,而且这个结果又是通过双方的激烈对抗来揭示的,这为双方提供了一个都能够接受的结果。可能不只是这个问题,包括今天提问环节的其他问题,如果补充上了这个面向,可能我们会得到一个更加全面的图景。
听众D:还有一个就是之前比较火热的北美同性恋合法化的问题,虽然是微调但对于社会的影响也非常大,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叶帆:大家知道,这是来自肯尼迪大法官决定性的第五票,这是他推动了20年的贡献。他的第一个判例法是Romer v. Evans的案子,九十年代科罗拉多州的一个案子,然后是2003年德克萨斯州的案子Lawrence v. Texas,然后是2013年温莎的案件United States v. Windsor,同性恋婚姻的合法化是在20年间主要通过这几个案子逐步确立的,而非一夜之间的改变。
听众E:关于斯诺登,有两种看法:有人觉得他是保护私人隐私权利的英雄,有人认为他是叛徒,美国在法律层面上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是关于同性婚姻的问题,有人认为美国最高法院对此进行的判决是超越其权力范围之外的,婚姻是仅限于异性还是同性间也可以这应该是立法的权力。是不是这样?美国立法和司法之间的模糊界限怎么去分辨?
叶帆:我先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斯诺登问题是关系到整个美国国家安全的问题。大家肯定明白,美国国家安全局每分每秒都在随时监听所有人的谈话,这几乎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到现在没有人真正去诉讼这件事呢?这主要是一个诉讼资格(standing)问题。英美法系里宪法禁止法律作出一个建议性的判决。诉讼是对抗性的,原告一定要有诉讼资格,比如原告要证明自己的隐私权被侵害了,但是没有人能够证明美国国家安全局这一秒钟在窃听我的电话,没有人能证明自己被国家安全局侵害了隐私权。
于霄:同性婚姻这个问题之前也进行过讲座探讨,我想谈两点:第一点是上次结束之后我的一些思考。这个判决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但在美国,这个判决肯定不是这个问题的结论和终点。因为即使最高法院作出了判决,但联邦和州之间的微妙关系仍旧一直存在。代表联邦的最高法院所作出的判决到州的层面能执行到什么程度其实是值得怀疑的。所以,同性婚姻问题就像堕胎或者枪支问题一样,会成为一个长时期的美国宪法问题。
叶帆:我觉得有一种诉讼是肯定会出现的,比如一个蛋糕师说我有强烈的宗教信仰,我拒绝给一对同性伴侣烤结婚蛋糕。也就是最高法院判定的同性结婚的权力和最高法院一直维护的宗教自由的权利冲撞的时候,二者谁更重要很难讲。这个就像于老师所说,可能要留待明年后年继续解决。
听众F:是不是可以预测有一天最高法院会判有人和自己的iPhone结婚的案子。(笑)
叶帆:我觉得基本没可能,因为前面没有这样的判例。我自己是支持同性婚姻的,不是因为我在美国需要政治正确才这样说。因为我对法律有所了解,我知道习惯法走到这一步已经挡不住了。为了实现这一点,肯尼迪和金斯伯格在习惯法上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每一个大法官在做出判决的时候都很清楚这个案子对将来有什么影响。2003年劳伦斯诉德克萨斯的案子提到,道德不能作为立法的标准。但不可否认的是,所有的法律中都有道德的历史背景在里面。在弗吉尼亚军事学院拒绝招收女学生的案件中,为了禁止这一点,金斯伯格大法官说,传统不能作为立法的工具。所以这两个案子为后面的同性婚姻案铺平了道路,但这两个案件中法学逻辑的深远影响不是在座的所有人都可以看出来。习惯法中历史的效应太强了,现在的美国依然会以17、18世纪甚至英国统治时期的判决书作为判例。
听众H:刚才叶老师谈到的克拉克案件,未成年儿童能否出庭作证问题,让我想到其实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侵犯未成年人权益的案件。前两年看的一部丹麦电影《Hunts》,其中让我印象深刻的一点是儿童无论多大都可能会由于某些特定目的或者幻想而撒谎。对于这种案件,如果没有第三方成年人在场,这在具体的中美法庭中是如何操作的呢?
叶帆:就克拉克这个案子本身来说,你说得对,三岁小孩子可能会无意识地“撒谎”。这就是教授在法庭上给法官们所说的:我 并不认为这个三岁小孩的证词就不能作为呈堂证供,但是没有任何确认环节,小孩子说是什么就是什么,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但是最后还是判克拉克虐待,并表示如 果孩子更大一点或者以后出现新的情况,我们留待以后再解决。最高法院法官们看到的是更加宏观的问题,而不是某个具体案件的实质正义问题。
于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就人的,而是就事的。未成年人作为法律问题来分析,我们有《未成年人保护法》,儿童没有行为能力,因此在中国是不能作为证人的。中国的法律对于儿童是进行了具体的年龄段划分的,如果儿童说了一句什么话,是会作为众多证据之一来使用的。考虑到其他证据形成证据链,如果没有其他瑕疵就可定罪,如果有其他问题,便自由信证自由裁量,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司法过程。作为一个具体问题呢,儿童在中国和美国都是不可以作证的。
同性婚姻支持者在美国最高法院前游行。
叶帆:俄亥俄州的法律是孩子十岁才可以作证,而这个案件中是老师说孩子和她说了什么,大法院允许了这个传闻的使用。
听众G:我想请问叶先生一个问题,您作为一个高级的业余爱好者,您是如何获得这些美国法律的知识和信息的?
叶帆:首先,有一个很好的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网站,www.scotusblog.com每个案子的判决书和内容都写在上面,包括社会评论等背景都会充分提供。一方面,我作为非专业的人士来读那些专业人士的评论来印证自己的观点固然好,但我发现最有用的还是法官的判决,其文辞确实是没话说,清楚而优美。特别是罗伯茨和肯尼迪,其英文写作让我觉得文字的优美超越种族和语言。我今年写过一个关于商标法的博客,没有比这个问题更让外行人感到枯燥和迷惑的了,我就是读了大法官的判决书才弄明白。伦奎斯特和罗伯茨都说过,他们写判决书的定位是,受过良好教育有智慧的业余爱好者也能看懂。这就是我的自我定位。(笑)
听众H:我想就刚才的提问接着问下去。我也觉得判决书是最关键的,因为毕竟是法官本人写的。但同时我觉得起诉书和庭辩也非常精彩和重要。我想请问三位老师,你们在看一个案件的时候,是否给予了起诉书、庭辩和判决书同样的重视?因为本身其内容都很多而且重复也很多,那么你们如何分配你们的精力?
叶帆:先看判决书的结果,然后从辩论中看内容,起诉书可能是我看得最少的,因为起诉书确实是很专业不容易懂的。
于霄:我在学校里面需要做一些研究,我看的大部分都是brief。因为做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其法律的技术等不是很在意,我做的是中国的律师,所以美国的那些职业技巧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主要是看他用的是怎样的法律逻辑来得出结论。在整个一件事情的过程中,一定不是一个判例而是很多判例造成的。作为一个研究者,他需要掌握相对多一些的案例,从而研究整个的进程。
听众H:那么如何从中挑选出所需要的那部分呢?
于霄:一个是你可以查找围绕某一问题的判例,会有各种软件可以帮助你检索,并且你想找的问题在文件的哪一部分它都可以为你标注清楚,所以这个问题倒是不用特别担心。
叶帆:话说在没有软件之前靠人工搜索还真是个体力活。
曹勉之:刚才特别想到一个问题,其实作为不同领域的学者,我们都是带着自己的意愿去看的这些文件。比如叶老师更关注的是美国法律实践中这个问题是怎么展开的,所以他会主要看判决书,在通过辩论还原法庭过程,而起诉书等其他相关文件变成一个更加边缘的补充材料。如果是要做比较研究的我呢,那么我的观察重点的则主要是美国法中法律论证的方法。那么就涉及你如何去组织这些法律文件的问题,我们去看美国各大Law Review等类似的法律学术杂志,可以发现,成熟的学术成果是一个问题追着一个问题,形成一个问题链,一代代人不断对问题的不同面向加以深入和丰富。一个人在研究一个问题的时候,他通常是追着前人的问题去做的。我们作为异域的观察者去关注一个问题的时候,则是立足于自己所在的时空,去系统性的梳理西方既有的这些问题,从而提出自己的判断。这可能就是学术研究和法律检索中,不同视角的区别所在了。当然,还有另外观察美国法的一个视角,就是艺术创作的视角。我们知道美国最高法院的博客中好像还有庭审录音,他们把每句话的文本和庭审录音都逐句匹配起来了,就像卡拉ok一样。
叶帆:对对对,我就经常一边跑步一边听,无数次地去听。知道这次要来做演讲,我把克拉克案件听了四五遍,对话非常有趣,你甚至想象不到他们是在讨论一个人的生死问题,听起来好像是高高在上的抽象的法律问题。德肖维茨在一次死刑案的最后一次上诉中,斯卡利亚对他说,如果这个人当时把枪扔到窗外去了会怎么样。这明明关乎生死啊,听起来好像两个教授在进行学术交流似的。所以德肖维茨说我做不了法官,太嫉恶如仇。(笑)
于霄:解释一个技术性问题。我在国外做过一些国际仲裁,做一场国际仲裁需要花费比较高的费用,大概是七千人民币两个小时,有两三个人坐在记录席做庭审记录。他们有录音设备和耳机,一边录音,一边一个人键盘敲击,另外一个人选择字母组合。他们的键盘数目很少,每个键盘代表好几个字母,所以速度非常快,每段录音可以同步的敲出来。每一段录音都有一个节,这个节可以和字对应起来,所以最后出来的东西都是非常匹配的。他们会记录每一个小细节,所以作为我,母语是汉语,在讲英文时可能会有些小错误,回头看的时候也挺尴尬的。
听众H:我想请问叶老师,就您个人来看,美国四位自由派大法官中,哪几位是最激进的,哪几位是相对保守的?
叶帆:肯尼迪是中间的,现在自由派中最激进的肯定是索托马约尔和金斯伯格,卡根和布雷耶是比较靠中间的,保守派中最保守的肯定是托马斯和斯卡利亚,阿利托又稍微温和一点。但是我同时觉得用这样一个光谱来形容是不公平的,在不同的刑事诉讼中完全是不一样的组合,至少大家在不太关心这些问题的时候会觉得总是5:4。最高法院2013-2014年度有三分之二的案子是9:0,。
听众I:我想问一个入门级的问题,由于大法官是终身制的,他任职的时间长,其接班人也是他的助手,九位大法官一起长期把控法律的方向,而且受到的约束也非常少,那么如何保证这个机构长期合理的运行呢?
叶帆: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美国国父们在设立大法官终身制的时候是为了防止他们受到政治的影响。但是那个时候大家的平均寿命只有50岁不到,现在都如此长寿。美国也有很多改革的呼声,比如限制每位大法官任期18年,这个经过宪法修正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同时我想到法官背景的多样化问题,现在的九位法官中,6哈佛,3耶鲁,纽约市出了4个,整个东部出了7个,除了卡根之外,所有人都是上诉法官的法官。1954年著名的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时,最高法院沃伦是加州的前州长,布莱克曾经是是参议员,杰克逊曾经是司法部长,道格拉斯以前是是美国证监会主席,这些有非常不同人生经历的人,这种多样化,我相信对于法院是很有好处的。前几天看到一张卡根在宣誓之前的照片,我还在微博里打趣说:“卡根在宣誓之前和罗伯茨学长及奥巴马学弟亲切地交谈”。
听众I:那么九个人其关系越来越密切,是不是在判决之前就对相互之间的想法有了一定的把握,那么久变成了相互之间的博弈。
叶帆:我相信他们相互之间是有数的,他们渐渐地会越来越熟悉彼此的立场。但是有些法律问题实在太复杂了,大家都想不出一个好的共同的解决方案。当然了这是我的猜测,他们的助理是不会告诉我的,毕竟他们有30万的签字费在那里呢。(笑)
听众J:叶老师,我在微博上看到过您写的华人移民老陈的案件,很感兴趣的是,这个案件在最高法院即将接受审理的时候,结果在公示期找不到老陈了,法官们就因为超出公示期拒绝接受这个案件。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老陈既然已经提出了诉讼,却会这样失踪?以及最高法院难道有可能接受超出公示期的案件吗?
叶帆:很好的问题。第一个问题,老陈是自己写的诉讼书,并没有雇法官,他显然是从别处抄的,连格式都错了。像这种自己写的诉讼进入最高法院的可能性千分之一都不到。他可能自己就觉得这个案子没戏,因为就是他买的2000美元的房子被拆了。至于我为什么会心存最高法院接受这个案件的希望,是因为他超过公示期希望继续诉讼的时候,他请美国法学界顶级诉讼律师保罗•克莱门(Paul Clement),所以我所抱的希望就是克莱门给他写的请求书。克莱门是斯卡利亚的前法官助理,我当初个人是觉得也许还有戏,不过最后决定不接受那么我也没办法。
听众H:最后我想问一个八卦一点的问题,图宾他写过很多关于美国最高法院的书,由于他记录的案子很多是关于维护个人权利的,所以我本来也挺欣赏他。前几个月我看了写斯诺登的那本书《无处可逃》中提到,图宾把斯诺登称为“卖国贼”,所以我还挺失望的。因为写图宾本人的书很少,所以我很好奇图宾是个什么样的人,司法界的人是怎样看待他的?
曹勉之:谢谢你这个有趣的问题。斯诺登的事情在当时确实是媒体风暴眼的中心。在斯诺登的事情出现之后,关于斯诺登是不是个英雄的问题出现了巨大争议,美国的公共媒体和自媒体几乎出现了类似于站队的情况,分成了判然分开的不同派别。图宾就明确表示,斯诺登不是个英雄,他是个懦夫,图宾的基本理论类似于“公民不服从”的思路。我对图宾的表态倒并不意外,在图宾的一本有关他自己成长经历的作品《开庭陈述》中,他曾讲述过他的成长环境,他是个自由派家庭的孩子,在自由派的环境里长大。在他小时候,发生了美国历史上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大家熟知的“水门事件”,尼克松最终黯然离职。尼克松在当时自由派眼里就是个恶魔,小图宾对这个事情的记忆是他们全家开香槟庆祝,他们很高兴地去庆祝这个自由派眼中的坏蛋终于挂掉了。对于他们这些白人左派来说,一个人如果在捍卫自己的道德权利的过程中不小心打破了什么正在生效的不义法律,他应该接受违法会给他造成的后果,从而去推动合乎宪政原则的法律修订。他觉得,斯诺登既然做了这样的事情,他应该留在美国接受美国的制裁,引发媒体和公众的反思,推动相关问题的改善,这样他就是英雄;他跑到与美国对立的国家去寻求庇护,他就是懦夫。其实当时有大量的针对他的批评的文章,对这种逻辑做出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他一度还为触及了部分自由派媒体的政治正确而困扰,不过这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于霄:我就说一点好了,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对于我们来说其实都是比较自由的。另外图宾本身是个很自由派的人,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还是遵循了一个法律人的内心操守。但是我们中国人站在外部看这个事情就和他们本国人看待这件事情差别比较大。
(全文完。)
责任编辑:谢秉强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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