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涛拍岸|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张晓慧在《中国金融》杂志上撰文对我国的货币政策做了较大跨度的回顾和展望。文中提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推进和国外形势的变化，货币政策在目标、工具、调控方式等方面都不断适应、改进。总体来说，这些年来，货币政策从过去的数量型框架向价格型框架的转变取得了显著进展。

这可以从多维度进行解读。这里想指出的是，从更大层面看，人民银行的职能（或通俗地讲权力），在此过程中的变化也是值得玩味的。所谓从数量型框架转向价格型框架意味着什么？这表明，在过去几十年中，信贷规模管理等数量型手段逐步淡化，利率、汇率逐步市场化，人民银行的调控越来越依赖市场化的传导机制。并且，这个传导过程带有明显的时滞，没有数量手段来得立竿见影，也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效果好不好不一定。由此来看，人民银行的权力似乎在它自己力推的改革中逐步削弱了。

金融界的朋友也经常会说，人民银行现在没有监管部门牛了，不像监管部门有那么多微观的直接手段，维持好表面的关系就行。

回顾来看，人民银行的职能和手段总体上的确在减少。如果参照美联储，将来还会进一步减少。这真的意味着，人民银行在自废武功吗？

要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大一统”时代，中国的金融系统只有中国人民银行一家，不光监管职能集于一身，同时也负责向企业和个人提供金融服务。以今天的权限来衡量，权力可谓大得没有边儿了。

其实要看到，计划经济时代的问题是“大财政、小金融”。金融很多时候需要配合财政筹集资金完成国家计划，特别是投资计划，这主要是靠吸收到的储蓄资金，但当储蓄资金和财政资金存在缺口时，就有可能向中央银行透支。不仅是国家层面对金融干预较多，地方层面也存在金融财政化的各种现象。从这个角度说，人民银行在当时的权力又不大，其影响面也没有覆盖整个国民经济。

人民银行在1984年开始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在此之后到1998年之前，一直实行信贷规模管理，每年向商业银行下达信贷指标。同时，人民银行还负责对整个金融业实施监管。这段时期权力看上去挺大。1992年证监会成立之后，人民银行仍负责监管地方证券经营机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97年11月份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此后，1998年保监会成立。2003年，银监会成立。至此中国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格局形成。

在银监会成立时，人民银行增加了维护金融稳定、发展金融市场两大职能。同时，又逐步增加了征信、反洗钱、第三方支付监管等职能。但在这个过程中，人民银行的职权范围总体来讲是收缩的，更多地集中于宏观调控，各种管理的权力减少了。

不仅如此，人民银行持续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使得这两大工具手段也越来越多地交给市场决定了。这样一来，剩下的工具看上去更少了。

公共经济学一直强调政府部门存在自我扩张的内在动力，包括机构规模的矿长和手中权力的扩张。这就是为什么本届政府强调减政放权也是革命，是自我革命，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那么，人民银行为何能够持续地自己革自己的命呢？

首先，这里有张行助说的整个经济体制都在转型的因素。也就是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发展、成长，中央银行治理以及货币政策框架都需要做出调整。大多数商品价格的市场化早在1990年代之前就完成了，利率汇率作为资金价格牵涉面更广，放开应该更加谨慎，但也迟早要放开，这样才能与整个价格体系相适应。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当商品和服务都按市场机制配置时，信贷资源也应该如此。也只有这样，货币政策才能保持有效性。否则，随着金融活动日益活跃，传统的工具手段逐步失去了有效性，同时副作用也越来越大。

其次，人民银行治理需要向成熟经济体央行行之有效的框架转型。可以想象，与二十几年前、十年前相比，现在的人民银行与成熟经济体央行更加接近了，这得益于中央银行在很多方面做出的改变。如果仍坚持过去的框架，就难以适应国际化要求，也难以走向现代化。

再次，更重要的是，人民银行在市场化改革中，其权力并没有减少，反而会增大。这是一个隐性的因素，常常被人忽视。这一点看似难以理解。为什么管得越来越少、工具手段越来越少，权力反而会增大呢？

理解这一点，不妨看看最近公布的全球经济权势人物排名，很多人关注中国领导人排名的上升，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美联储主席耶伦位居第一。美联储权力多吗？不多。最大的权力就是决定何时加息，或者以多快的速度收缩资产负债表。这些权力实际上并不直接针对具体金融机构，因此没有某个金融机构特别害怕它。但美联储的权力大吗？当然很大。

这就是为什么，从根本上人民银行不用担心市场化改革对自身权力带来的影响。但值得强调的是，虽然美联储的权力很大，但这并不构成寻租空间。美联储的权力主要是宏观性的，很少针对各家金融机构，相比数量型政策框架，难以构成权钱交易。对人民银行亦是如此。市场化改革后，工具手段精简了，影响力更大了，但“实权”可能更小了。

对于大国央行来说，其权力还可能是全球性的。美联储是最典型的例子。除此之外，欧央行、日本央行、英格兰银行也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这主要因为其货币是国际储备货币，在国际上被广泛使用。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步伐加快，已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货币。这使得人民币汇率或人民币利率调整越来越成为一个国际重要事件，经常能够看到国际市场会出现一定反应。从这个角度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人民银行的国际影响力也在上升，从而变得更有权势。

此外，这轮国际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增加了中央银行的权势。在维护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中央银行的地位和作用是无可取代的。因为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可以向问题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在这轮金融危机中，如果美联储不救助，高盛、摩根斯坦利都将难以幸免。从美联储到英格兰银行，许多中央银行的权力都有所增加。

从影响范围看，虽然数量型调控很直接，甚至课题具体到每家银行能放多少贷款，但范围毕竟有限。在价格型框架下，利率的调整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影响到经济金融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贷款，还是债券、股票，或者是难以监管的影子银行，都会受到影响，无论是投资，房地产行业，还是消费，也都将做出反应。这个范围，是数量型调控所不能比拟的。

这就是我眼中的货币政策框架转型的政治经济学。